赫斯特伍德的悲剧新论――浅析《嘉莉妹妹》中男主人公的中国式批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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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式批判；中庸；忧患意识；生死观
论文摘要：对《嘉莉妹妹》中男主人公赫斯特伍德的悲剧性人生的研究很少，且主要运用丛林法则和城市理论等西方理论，把赫斯特伍德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城市化发展和职业特性的外因。本文用以中格西的方法，运用孔子和庄子的思想来分析其失败的原因，发现赫斯特伍德心中的内因是导致其悲剧人生的最重要的因素，不容忽视。文本中赫斯特伍德追悔过去，盲目幻想，做事极端，而且没有忧患意识，不能防患于未然，不能认清其自身的生命价值，连死亡也不知怎样面对，从而导致了自己的悲剧性人生。
一、引言
《嘉莉妹妹》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西奥多・德莱赛的一部早期作品。德莱赛以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超时代的思想在他的每部作品中探讨人生的答案，大胆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嘉莉妹妹》也不例外。《嘉莉妹妹》反映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理念使人堕落和淘汰的社会现实，强调了环境力量消费主义对主人公的影响。德莱赛这位伟大的美国现代作家一生都在寻找结束生活的悲哀和痛苦的解决办法，他毅然不顾社会道德传统的制约，真实地展现了美国社会他比那个时代的任何小说家都更多地和文雅传统作斗争(蒋道超2003：69)。国外对德莱赛的《嘉莉妹妹》的研究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由消费主义文化，享乐主义思想到最新的城市空间观念和城市话语。如灵格曼的《城市之门，1871―1970年的美国小说》，哈库塔尼主编的《西奥多・德莱赛与美国文化新解》(方成2007：180)然而西方批评界对小说中男主人公赫斯特伍德悲剧的研究却很少且仅限于如下几种论点，有的认为其悲剧是由他的职业所形成的性格决定的，有的认为他的悲剧原因是对嘉莉的情欲；有的运用了美国的城市化理论，认为赫斯特伍德一旦丢掉了他在芝加哥的社会角色，他的悲剧便接踵而至。
本文认为，以前关于男主人公悲剧人生的研究只停留在西方独白的状态，没有进行中格西的研究，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让我们重拾中华经典，让美国当代经典小说在东方古典思想文化的阐释下赋予新意，这对现代中国读者具有启示价值(何辉斌2007：14)。
二、道家的真人境界与儒家的中庸式批判
庄子说真人(即得道的人)应当：“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庄子・内篇・大宗师1996)意思是说，出现了“过”(有过错)的情形不必以“悔”来弥补，出现了“当”(恰到好处)的情形也不必自鸣得意。如果用庄子的眼光来看，赫斯特伍德的思想有不少问题。他大半的烦恼都是追悔过去，不能把握现在。当他携款潜逃到加拿大后，“他心中的苦恼正在有增无减。他开始感到有一点儿淡淡的乡愁。”(德莱塞2003：314，以下仅提供页码)“他早已在怀念芝加哥喧闹的生活了。没有流光溢彩的豪华酒吧确实也使他精神上颓唐不堪。”“他动不动就把自己过去的境遇跟现在相比，得出结论是每况愈下，从而产生了一种经常忧心忡忡，或者少说也是沮丧的心态。…‘有悔恨产生的毒素对人体极其有害，最终导致体质明显的恶化。现在赫斯特伍德正是这样深受其害。…‘他的眼睛里再也看不到当年的神采了，他的步履也不像往昔那么坚实有力了。最糟糕的是赫斯特伍德老爱沉湎于苦思冥想之中。”“他渐渐地沉湎于这样一种心态：他只要求让他独自一人待着，谁都不要去干扰他苦思冥想。”家“终于成了赫斯特伍德整日闷坐的地方。他老坐在摇椅里摇呀摇呀，只是看看报，苦思冥想自己的厄运。”最后还产生了幻觉，“他闷坐在那儿，低着头，浮想联翩，耳畔渐渐地仿佛响起了往昔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声响。”这样的幻觉经常发生，他自己也就好像有点见怪不怪了。在追忆的同时，他还在不断的梦想将来。“求职失败后他在百老汇大街上看着春风得意的过往行人，这一切使他看个不完，心里不禁大发奇想。”“只要我乐意找的话，我总会成功的。”“最后当他落魄为穷乞丐，沿街乞讨时他还在迷迷糊糊的期待着那不可知的时来运转。”一般的人都爱追悔，追想昨天，遐想未来，想要把握住现在，生怕把握不住，结果愈抓得紧，愈飞得快。赫斯特伍德也曾执着地想抓住现在，但最终成为了一种负担而不得不放弃。在嘉莉的冷淡和蔑视下他终于下定决心出去应聘了，他趁着电车工人罢工之际，在布鲁克林的电车公司求得一职。此次“求职可谓历尽坎坷，但他还是发个狠心，定要坚持到底。当他亲历了罢工后，反而激起了他要坚持到底的决心。一门心思都扑在这么一趟车上了。”然而，他还能没有坚持下来，在几经罢工工人暴力冲突后受了点儿伤，最后终于坚持不住，弃车而逃了。这是唯一一次赫斯特伍德与命运的抗争，他迎难而上毫不退却，看起来他不是个胆小鬼，虽然失败了，但他曾努力过，给人一种悲壮的感觉，让人觉得这是命运对他的不公。但从庄子的角度看，这不是明智的选择，反而是可笑的。庄子主张万事要顺其自然，硬着头皮去做不可能的事情是有悖于本性的，注定要走向失败，即所谓力竭必衰。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支柱，用中庸的方法论来研究西方名著中的人物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庸常常遭到人们的误解，被看作折中主义，其实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中庸并不是任何两点之间的中点，而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点，是新质的产生。庞朴先生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譬如，鲁莽和怯懦，是行为举止方面的一对对立，两者有着质的不同。但两者也可归结为自信的程度不同：自信程度低迷，不敢说话不感动，到了自馁，则成为怯懦；自信程度越高，天不怕地不怕，到了自负，便流于鲁莽。于是，鲁莽和怯懦之间，便有着一条由此即彼的自信程度的连线。……那处于鲁莽和怯懦之间的由适度自信所形成的新的质，……可以叫做勇敢。”(庞朴2000)因此中庸就是明确地坚持正确的观点，其原则性是很强的。以中庸的眼光看赫斯特伍德的行为总是走极端的，而达不到那个正确的中点。他要么心如死灰常常禁不住陷人对往昔的追忆之中，要么过于自大，幻想自己总能成功，会时来运转。布鲁克林的求职就是他走的另一个极端，尽管司机们的罢工袭击使他惊心动魄、如同噩梦一般，他还是下定决心硬着头皮坚持下去，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让他们见鬼去吧”“我真吃不消啦”这是他离开电车时说的话。如果从两个极端跳出来，并用中庸的眼光看，这是典型的过和不及。
中庸是与变化相联系的概念。《易・蒙彖》有这样一句话：“以亨行时中也。”意思是说若要沿着亨通直道而行，必须把握适中的时机，在变化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始终强调用中必须依“时”，是随时而用中，随事而用中。也就是说为了做到时中，就必须与现实一起变化，孔子把这种变化称为“权”，要达权之变。用时中的角度来看赫斯特伍德，其明显的缺点在于不能随着主体的环境变化来调节自己，从而不能做到时中。在大都会纽约，当赫斯特伍德失业后，他没有顺应这一变化，调整自己的心态来找工作，而是沉浸在个人的空想之中。他要么追恋昨天在芝加哥的风光，要么企图幻想凭空的时来运转，总是与现实保持着巨大的张力，并造成意念与现实的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做到时中。如果他能适当的权变就很有可能摆脱厄运，而不至于落魄成一个人见人躲的穷乞丐。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了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无知足以及破坏。……若不能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罗素1996：7―8)罗素的话体现了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欣赏，对庄子主张的大道合乎自然，孔子的中庸之道的推崇，否定了锋芒毕露的西方价值观。由此可见以中格西来分析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应当是发扬光大的。
三、庄子的真人生命现象与孔子的忧患意识
庄子认为得道的真人应当：“其出不诉，其入不距”。(庄子・内篇・大宗师1996)“出”指出世，与下旬“人”指人世相对为文。沂：“欣”字的异体，高兴之意。距：通作“拒”，拒绝、回避之意。引申的意思是说，被人重用即使留名万古，封侯拜相也不欣喜而自视清高；不被人重用也不会自叹自哀。然而，赫斯特伍德却与此相反，他对自己的失业求职深恶痛绝，而且怕见熟人，怕别人取笑他。“每天一想到必定出去寻职，马上心如刀绞似的；所以，每天都因为对寻职产生反感沮丧羞愧，从而不得不到旅馆大堂里去枯坐赋闲。”后来在大堂里遇到芝加哥的马厩老板卡吉尔，他“感到非常尴尬，眼里立时露出了窘色。……心里恨不得尽快躲开对方。”“真该死，我早该料到会碰上这样的事。”“过了一阵子，不料却又撞见了一个老朋友，他才觉得，闲坐在旅馆大堂里，心里还是很不踏实。”最后他干脆不去找工作了，养成了株守在家的习惯。从庄子的观点分析，正因为他做不到“其入不距”，只好躲藏在家中，枯坐在摇椅上赋闲，最后只得靠嘉莉出门挣钱养活自己，活得很窝囊，失去了作为男人的尊严。庄子说：“屈服者，其嗌言若哇。”人心里头都有一股烦恼压在那里，无法跟别人讲，人活在世上都会求人的，活得很窝囊很委屈。赫斯特伍德不得不开口求嘉莉，她才给他家用开支，可他越来越讨厌这样做。嘉莉用鄙视的目光看赫斯特伍德，对他不相敬如宾了，她说的促狭话使他的思想道德震动很大，他的男子汉的傲气早就消失殆尽了，在嘉莉眼中他已经没有地位了，直到一看到这个懒汉就觉得腻烦，最终抛弃了他。赫斯特伍德的自尊心被扭曲和玷污了，心如死灰。正如庄子所说的鱼，“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赫斯特伍德犹如一条离了水的鱼，靠一点口水来滋养生命。而靠人家的滋养，永远是靠不住的。他在走投无路时有两次向出了名的嘉莉求助，但不是对方给的钱少的可怜，就是被看门人拒之门外。如果不积极的自救，最后连纽约城里的慈善团体也靠不住，赫斯特伍德只能以自杀了此残生。
孔子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1996：340)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事先的谋虑，必定会有即时的忧患；也就是说，人应当居安思危，预防祸患的到来。忧患意识的重大特点在于事先的忧虑和防范，这对事业的成功是非常有利的。如果通过忧患意识来看赫斯特伍德的悲剧，就会发现，这位昔日酒吧经理的不幸结局恰恰在于他没有忧患意识。当他失业在家赋闲的时候，他一点也不考虑如果他不找工作他的积蓄会越来越少。当嘉莉离他而去后，他钱从20美元到10块钱，到只剩下半块钱，而这期间，他做的只是整天枯坐在寄宿的房间里闭眼幻想。当只剩20个美分――连明天的早餐钱都不够了时，他才去百老汇旅馆找活干，才意识到他不找活儿干可不行了。无奈这临时凑合的工作对他一点也不合适，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再也撑不下去了，得了肺炎，出院后接着就被人解雇了。后来，为了不饿着等死，他只好行乞度日了，在行乞时他非但不思危，反而还在迷迷糊糊的等待着那个不可知的时来运转。最后他身无分文只能靠慈善团体的偶尔的施舍，直到他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做出自杀的决断。由此可见，他的悲剧在于从不曾忧患过将来，只是梦想着那遥遥无期的好运的到来，盲目地扩大了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最后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