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鲁迅笔下的“狗”形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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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鲁迅　狗　狗形象　民族文化心理　类型形象　文化批判　社会相
　　论文摘要:鲁迅的作品中写尽了狗相，如“乏走狗”、“洋狗”、“叭儿狗”等各种蕴含深意的狗形象，成为了一种“社会相”的类型形象，既构成了鲜明生动的艺术特征，也反映了“狗”这一类型形象在多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特质。“狗相”的产生是强大的民族文化心理后援、历史语境的契合及书写者个人的立场及其思想发展历程合力推演的结果;而鲁迅先生的批判与呐喊精神在当今社会思想层面与社会层面仍有一定的时代和现实借鉴意义。
鲁迅先生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钱理群等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曾指出其“塑造了一个‘类型形象’体系”并“构成了社会上某一种类型形象的性格发展史”。他在批判社会现象时，将具体人物的特征进行概括并加以形象化描述，未涉及具体人物时也写出了共相，即社会相。
鲁迅先生笔下的“狗”，成为了一种“社会相”的类型形象，构成了鲜明生动的艺术特征，反映了“狗”这一类型形象在多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特质。这些“狗”形象的出现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取向内质的外化表现，又是社会历史和书写者个人的立场及其思想发展历程的推演。
　　一、鲁迅先生笔下的“狗相”
鲁迅先生的文本中写尽了“狗相”，将狗形象中蕴含的各种性格内质和象征意蕴外化为描写议论的对象和情感疏泄的中介，把在外观形式上相去甚远、似乎不可能有联系的人和事联结起来，以“形”阐释“神”的相通，以狗性来写人，表现出了一种以物来反观、讽刺、批驳人的敏锐洞察力与独特张力。
(一)驯化了的“狗”
《狗的驳洁》中，一条狗自认为“惭愧”，因为它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而“我”由开始的“傲慢”到“气愤”以致最后尽力逃走。本应享有话语权的人却像受侮辱般狼狈逃开，把自己的话语权让渡给了身后的狗，人成为了失语的群体，不敢说，说不清，进而演化为不愿说，分不清。向来受人贱视的狗，此刻却俨然化身为人类社会冷漠的审视者。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连狗也被同化成了“势力的狗”，根深蒂固地持有官民、主奴的等级观念，。当“我”大骂其“势力”时，它却自叹不如人，隐射了人所谓的“分清”不过是屈从于时代的结果，多数人都是囚禁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的无意识者、被改造者。人能分清那些狗分不清的，因而人的势力就比狗更“进步”、更有针对性，趋炎附势、追名逐利方能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将这种对“不如狗”的势力者的批判诉诸于人与狗的近乎荒诞的驳洁场景中，深刻而尖锐地揭穿了这类人的本质。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说:“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这对走狗的势力、无民族立场和国民情感的丑态做了生动的注解。“丧家的”直刺反动文人及封建政府的叛国，再加上一个定语―“资本家的”为其定性，进而充分揭露了其丑恶嘴脸，拆穿了其只是扮出可怜、暂时屈服和失去战斗力的假象，从而在实际上提出了文学具有阶级性的这样一个复杂命题。
《略论中国人的脸》中，“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狼失却的野性，就如同中国人脸上缺失的“兽性”，因为“久而久之，看惯了”，反而不自觉其残缺。它阐释了中国人失掉人性而逐渐被驯化的悲哀。“但中国的一般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作品以相面为切人点，撕裂了那张中国人以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以幽默诙谐的调侃笔调抛出了一个沉重的文化命题―国民性的缺失，指出国民缺少如狼那样的血性与斗志而甘于做冷漠的看客，他们保守封闭、盲目自大的将理想的脸上的“多余”视为可以炫耀的东西，殊不知实则是将奴性与国民的劣根性毫无保留地直呈出来却毫不自觉。
　　(二)丧失了民族认同的“狗”
《杂忆》中以“洋狗”的“特异的名称”“代指没有民族立场的国人。不但以“狗”贬其卖国求荣的媚态，且冠之以“洋”这一用于标榜身价的看似风光实含讥讽的字眼，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人崇洋媚外心理的极大批判、憎恨乃至唾弃。这种“转移”被赋予了否定其行为与否定其民族身份的双重姿态，彰显了其批驳的深刻性与彻底性。
《随感录四十六》中用“给外国医生换上外国狗的心了，所以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讽刺画里不伦不类的“泼克”，讽刺画家本人也成了一种身份不明的存在，其自我已经失去了鲜明和坚定的民族立场，“引导社会”便成为了可笑而不可实现的祈愿和沦为了一个虚幻的空壳。鲁迅先生以类比的手法，以对画家的讽刺戏谑作为表明他不把磨灭了中国人身份的人当人看的鞭答姿态。
　　(三)带有“叭儿性”的“狗”
鲁迅先生的文本中多次出现了“叭儿狗”和其他带有“叭儿性”的狗。鲁迅先生对其阶级属性和行为特征进行了人木三分的勾画，对其批评一语中的。

《小杂感》涉及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时代背景中的诸多问题，是当时社会全景的缩影，鲁迅先生以其敏感的触觉感知着这一特殊时期的氛围与现象，其中专门有一节提及“叭儿狗”一样的文人。“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刻画了反动文人狐假虎威的凶恶“叭儿狗”姿态及其但凡看见破衣服就叫的典型的狗仗人势的奴性，说明色厉内在是腐朽与反动者共同的特征。《小杂感》虽“小”，但仍不失为一把锋利的匕首，精准而有力地刺中了症结之要害所在。
《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以“狼被驯服了，是就要变而为狗的”一句暗示了向培良对待革命态度的转变与其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揭发了“叭儿狗”的两面派手法―表面道貌岸然，实质仍是效力于“豢养它的主人”的，连那些“光明”地为主人卖力的走狗都比不上。在当时的现实中，文艺与国民精神相互羁绊，都落人了消极循环的怪圈之中。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川，以猫为对应物对叭儿狗进行描写，其猫化了的可笑相和没有是非坚守的所谓中庸，点破了叭儿狗骑墙派的“中间状态”和顺从奴才相，讥讽了表面看起来公正，实际上是没有政治立场和鲜明的爱憎态度，而是见风使舵，偏袒反动势力或是妥协于其强势之下的持折中思想的文人。
　　(四)浅薄的“落水狗”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落水狗上岸“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标示了落水狗浅薄、自保的卑鄙和“耸身”的小人得志之态，以狗性难改的论断警醒世人容不得这样连“人气”也丧失了的小人，对“落水狗”的宽容即是为社会埋下潜伏的祸害，要痛打落水狗，将革命坚决地进行到底。
鲁迅先生的文本中，抨击的对象是指向一个群体及社会中某一类人的精神特点。鲁迅先生用构建出的境域找到了笔下的“狗”与现实的接桦，其笔下的“狗”都无不消解着其为狗的表层含义而诉诸于深层意蕴，昭示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准确洞悉力与精准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