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治的三点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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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德治，有一些基本问题尚晦暗不明。本文认为，德治的准确地说应是德化。德化，是为政者以自身之德示范、感召、感化。而政治之运作，直接依靠制度，根基在权力。二者的运作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把德化纳入政治。但为政者仅有道德能德化吗？不能。为政者应该有才。才内在地包含于“为政以德”之“德”中，通常把德理解为道德是不准确的。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就是无为，这与道家的无为而治是融通的。

关键词：德 德化 德治 无为而治

德治何以可能？是乌托邦，是必然，还是可望尚不可及的可能？这是思考德治理论及其实现的人所关心的问题。目前，关于德治的讨论有很多，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却还晦暗不明。本文试图就独立而又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德治”应该是“德化”

人们讲德治，大多放在政治（政治学说或政治实践）的框架里讲，不离政治而言德治。试问：德治和政治是否可以直接地勾联？德治是否就是一种政治？为了不使这种勾联牵强，本文从运作方式来辨析二者。

德治如何运作？关于德治的表述很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是比较典型的。共之，即拱之，拱服之谓也。我以此言清理德治如何运作。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辰在此如何作为北辰？在这里，北辰所呈现的是“静”。这静，不是安静，不是沉寂，不是一动也不动，不是虚无。这静，不喧哗，不发号施令。北辰之静，是无言。这种无言也不是日常的沉默不语，而是无言之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北辰之静，北辰之无言，来自北辰之无为。无为不是沉寂不动，拱默山林。（详见下文“三”）如何无为？无为是北辰居其所而以身垂范。居什么样的“所”？居于北极，居于天中/天心，居正位——居正，亦即：北辰得其正也。北辰得正，产生什么效果？正四时，召众星，或说正人。因自己之正故能正人。如何正？示范而已。北辰以自身之言行之正示范。这种言行之正，不是无言无行，而是言正行正。北辰居其所，并没有发号施令，而众星拱之。众星拱之不是受强制的，而是受到示范、感召，是心悦诚服的。众星为什么要拱服于北辰？因为北辰得其正，身正为范。北辰之示范，也就是无为——不靠号令，不靠强制的作为。要言之，北辰之为北辰，在于北辰得正。得正，即得道也。

回到人间，看何谓为政以德。“德者，得也。”（《广雅·释诂》）德者，得道也。得道之人为政或为政者得道，就象北辰得其正一样。为政者以自身所得之道示范于百姓，（于君王而言，则示范于天下。）就象北辰示范于众星，从而感召百姓。示范、感召、感化，是内在地相通的。示范自然地产生感召、感化。示范、感召、感化，既是为政以德者示范、感召、感化，也是百姓受示范、受感召、受感化。要注意的是，示范并不意味着百姓必须和必然受感召和感化，即不是强制要求人，强迫使人受感召。（强制要求，会造成理性的专制，以德杀人。）示范是说，我如北辰，我就在这里，我的一切自然地呈现出来，你愿意受感召则受感召，不愿则罢，非迫于刑威或其它强制。所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这种不令而行，也就是无为。“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拱之。”“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无为为之者。”（《论语正义·为政》“为政以德”下。详见下文“三”）诚然，为政以德，“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北辰示范众星是这样，为政以德示范百姓也是这样。

在“为政以德”中，德如何为德？是手段还是其它？

为政以德，此“德”是为政者之德，而不是独立存在于人之外的某个东西，或者说，不是独立存在的存在者、一个外物、一件工具或其它可以被人随心所欲操作的东西。德是为政者之德，但有德者不一定是为政者，为政者不一定是有德者，为政以德者是为政者与有德者合二为一的人。作为一个单纯的为政者，他仅是实施国家职能的有权者。他靠什么为政和影响社会？显然就是（政治）权力。作为一个单纯的有德者，又靠什么影响社会？示范——以其德行示范、感召社会。单纯的为政者和单纯的有德者影响社会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为何不一样和如何不一样，让我们比较一下政治如何运作。

一旦讲政治，通常总是在现代意义上讲的。从支撑政治运作的力量来看，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政治，政治的运作都是靠制度来保障的，尤其是现代政治。政治靠法律和其它各种成文制度来保障其运作。在古代，还有带强制性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礼来规范政治，礼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

制度在什么情况下才现实地发挥作用呢？制度总是在违反制度时才发挥作用。制度之设置总是针对违反制度而言。对于不违反制度的人，制度对他实际是无效的。制度能否自为自足地发挥作用呢？不能。论证这一点可以抽象地考虑：当违反制度时，制度怎么办？答曰：制度制约。再问：当违反制度者反抗制度制约时，制度又怎么办？答曰：权力强制支持制度。权力是什么？权力又靠什么成其为权力而现实地发挥作用？答曰：暴力。权力的根基在暴力，而且是合法的暴力。合法的暴力或暴力的合法化在最初那一点上，是暴力使暴力自身合法化。因为说权力是合法化的暴力，所合之法又是暴力支撑的，合法的暴力和法之间构成相互解释的循环。所以，法和权力在最初便是暴力使暴力暴力化，由此而成为法和权力的起点；或者说，原初的产生于暴力的权力是非解释的，自为自成自足的，亦即绝对的。权力是暴力，（但不能说暴力是权力）前人之论很多，不能也无必要在此展开。政治运作直接依靠制度，根基却在于权力（暴力），这是与德治为何不一样；权力在实现中表现为以强制性的暴力支撑的命令，这是与德治如何不一样。

以权令人和以德示人虽然完全不同，但并不矛盾。因为二者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构不成矛盾，一个是政治的方式，一个是非政治的方式。所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影响社会的方式可以并行甚至合行而融通不悖，实现为政以德。表现在为政者或所谓的为政“主体”身上，便是为政者和有德者完全可能合而为一。从道势关系看，这实际上就是以道得势（势指政治权位）或以势得道，道势合一；从人看，这实际上就是君子在位，选贤授能。授能即授权位于能者。

从历史事实来看，道势合一、有德者和有权者合一的例子并不鲜见。周公作为圣人，不是以权力诛杀了伙同纣王之子武庚作乱的管叔和蔡叔吗？孔子作为圣人，不是诛杀了少正卯吗？而周孔不都同时以德化人吗？诸葛亮、包拯、文天祥、海瑞，身为为政者，不是因为具有大才大德，在以权力为政之外以非权力非政治的形式示范时人，并名垂青史，感召后人吗？

由此，可以对德与权力再作辨析。权力是可以操作的，而且应该按制度、按程序操作。德完全不是可以按制度、按程序操作的。是故，必须对前面因叙述方便而作的表述作修正：德，不是方式或手段，更不是具体的方式或手段。如果硬要说德以何种方式如何发挥作用，则只能说，德的作用的发挥是为政者之德的自然的喷发，是示范、感召、感化——“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种方式，是无方式之方式。

因此，德治不是一种可以操作的政治。准确地说，德治不是政治。因为，德不可能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直接介入制度化政治。但为何古今都常把德与政治相连？这可以从政治的目的来考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与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如何治国平天下，是古人孜孜以求的，即便法家强调暴力，其动机也是追求治国平天下。虽然德治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是不可能的，但可能产生治国平天下的效果。水之流动，不是为了载舟的，却可以载舟，水也就无为而载舟。水犹德，水之流动犹德之示范、感化。至少按照儒家的观念，为政者以德化人比以权令人要好得多，是一条“省”道，而且是可能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种德治，虽无政治运作之手段，却可能达到政治运作的目的。按照老子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无政之政：为政以德，当其无，有政之用。当其无，即无政治手段。说德治是一种政治哲学也好，政治手段也好，“政治”二字是应加引号的。

所以，需进一步对“德治”作修正。

“德治”这种说法对德治思想的表述并不精确。德治这个词作为“德治”连用在先秦似乎并未出现，倒是“为政以德”，“以正治国”等用语出现较多。“治”在德治中，尤其在今天的语境，有一种强烈的人为或者主体性意味，似乎表明，在德治中，德成为一种方法、工具、手段或者途径，是附属于治这个目的的。德治思想本意并非这样。德治的关键在于为政者有德，而所谓的“治”只是为政者的德的自然发挥。如果一定要说德是方法、工具或者其它，也只能说德在德治中是目的、方法、工具、手段和途径的合一，不可分离。古人强调人和着应该有目的，认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心怀天下，以己弘道。“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真正的人或君子，应该如《大学》所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己以安人”，就明确地指出修己是具有自觉意识的，是为了安人的。君子修身，对自己的一思一言一行反观内省，就是高度自觉，甚至可以说具有超越性的彻底的自觉，但这种自觉并不把目的和手段分离。修身（内圣）与齐治平（外王），或者说德与治，其相互关系是不即不离的，或者说是不一不二的。有德自然有治，“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欲治必须有德。德与治一旦分离为二，德就成为一种手段，就很容易成为随人解释和操作的工具，就很可能成为“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乃至以德杀人。德治思想的准确表述应该是“德化”，以德化人。德化，语出《韩非子·难一》：“仲尼叹曰：舜其信仁乎！乃躬疾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说文解字》：“化，教行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德化是为政者以自己内圣之德感化人们，这才能准确地表达德治思想。虽然在德治与德化之间作严格的区分似乎过于迂腐，但明白为何要区而别之，则有助于准确理解德治思想，并把它与政治相甄别。

至于人们常说怎样保障德化（或德治），试图以一套程序化、制度化的方式施行德化，这已经把制度或法加给了德，从而把言说方式从非政治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如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成了一种制度。一旦制度化，就变成了以政治方式运作的政治（实践），孝就从非政治（道德或伦理）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问题变成了另一个问题。我并不反对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