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在阳明与尼采之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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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在谈到乃师王守仁（阳明）思想的发展历程时说，“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察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本传》）。

在他看来，阳明先生的思想理路是经历了“自此以后”、“江右以后”和“居越以后”三个阶段的，而且这三个阶段也可以称之为“三变”。与此同时，此“三变”乃“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此前，“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先生之学始于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亘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此一变也；“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此二变也；“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此三变也。而且单就“又有此三变也”之第三变而言，即“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显然业已进入到了孔子的孔子、周游列国长达十几年后的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子的那种“可以速则速，可以处则处，可以久则久”，“莫之是，莫之非”乃至于“无可无不可”那样一种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或者出神入化的思想境界。也就是说，阳明先生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孔子的思想也是可以分作前孔子的孔子和孔子的孔子或者少年的孔子与老年的孔子、周游列国前的孔子与周游列国后归鲁、反乎鲁的孔子，哲人的孔子与政治哲人的孔子一样，而且也正像苏格拉底前的苏格拉底与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一样。换句话说，今天为我们所认识的孔子可能并不是一个孔子，而且最有可能是两个，正如阳明先生，作为一位思想家的阳明先生也并不是一个，孔子需要“二变”——而孟子其实也一样，完全分为周游列国前的孟子和周游列国后的孟子——阳明先生却需要“三变”。因而有关于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文献当中，至少应当包含着两种声音，阳明作品中的则相应地应当包含着三种，而为其所对应着的则是所谓“二变”与“三变”。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或才可能将一部以“孔子之道”为思想主体的儒学说得圆、讲得通，至于阳明先生之一部“致良知”的学问亦然。

谈到“三变”，我们不禁联想到了尼采之所谓哲人的“三变”精神：一变而为“骆驼”，它所遵循的诫命是“你应当”；二变而为“狮子”，它所遵循的诫命是“我要”；三变而为“孩子”，而它所遵循的诫命则是“我是（谁）”。而此“三变”又正可与阳明先生之“三变”遥相响应，珠联璧合，相映成趣，相映成辉。

骆驼是一种反刍动物，正可比喻像尼采这样的古典语文学家，如鲁迅先生所言，它吃的是草，其学需要“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而且也需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从林林总总的古典文献中规规矩矩地领受“你应当”这样的教诲，而不是这项工作还没做得怎么样，草还没有吃多少，就去咀嚼和反刍。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其实这句话无疑正告诫我们，若想知味、若想“解其中味”，就需要进行咀嚼和反刍，需要品味、玩味、体认和感悟；否则，蔽于一端，流于一曲，食古不化，不知所云，便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儿了。这是什么？在黄宗羲看来，是阳明先生之“一变”，是最基本最初始的工作；而在尼采看来，它则是一种“骆驼”精神，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进取精神，这是成为哲学家或哲学史家的第一步。而且也应当说是一段时间以来被炒得沸沸扬扬之所谓“学术规范”中的第一规范，其他毋论。如果这一点尚且不能做到，那么又如何进行反刍呢？瞠目结舌，“两目瞠然视，舌强不能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