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国企改革”后遗症？(一)

详细内容

这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几乎失去了过去的“繁荣”，但今天国企改革却可能变成一个全新的话题，因为当这两年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宏观问题时，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却大大增加了，来自地方分散实验的结果和改革的经验得以迅速积累。前不久，ASIAFINANCE的记者来上海找我，要专门访谈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情况，而英国的STEVE则希望我能为他编辑的著作贡献一章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这本书取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名字，“中国的民营化”。

　　两个月前，我与另外几位经济学家一起从长沙考察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回来，紧接着上海的党政领导主持召开了关于加快国有资产改革的大规模会议。有意思的是，上海的改革重点是要改变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也就是10年前从政府的工业局转变过来的所谓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或企业集团，还不是国有企业本身。但长沙的改革已经是很彻底的了，而且因为彻底，所以成功了。不过，我在长沙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让我一直在琢磨：长沙国企“民营化”的改革实验为什么现在可以成功？这个成功应该归功于民营化吗？我想不是，因为现在成功的正是民营化而不是因为民营化而成功。我相信，10年或20年前的民营化很难成功。

　　从1984年我们开始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上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上的，那就是，通过改革企业的激励制度(比如放权让利、经营承包制等)，国有企业的效率(主要是生产率或生产的能力)是可以改善和提高的。而且这样一个理论在当时的确得到了大多数实证研究的证明。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发展和非国有企业的崛起与扩张，大约在1989年之后，大多数国有企业(尤其是竞争性领域而不是垄断领域)的经营状况开始急剧恶化，这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持续下降，企业的亏损额和亏损面大幅度上升，到1995年，国有企业部门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净亏损状态。大多数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经营状况越来越困难，只能依靠银行的部分贷款维持，有的甚至不得不停工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