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身份认同的曲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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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与限定
在中国文学理论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研究史上，知识分子“生产”文学理论，通过文学理论为社会“立法”，以此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是最为悠久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产生于早期儒家知识分子“修、齐、治、平”责任观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并在现代公义社会里有其深刻根源。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所反复表明的相反模式却是，文学理论超出话语生产者的身份认同而径直转向国家／政治身份认同、文化／民族身份认同或学科／知识认同，并在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强势话语双重牵制下淡化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消解文学理论自身的阐释效力，进而危及到文学理论学科本身。鉴于此，本文所言的“身份认同”，不仅指称作为一门现代知识体系的文学理论，其逐步完成自我身份的学科／知识建构过程，而且指称文学理论通过学科／知识身份而实现国家／政治身份与文化／民族身份认同的隐秘过程。对于持续纠结于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文论话语困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而言，后者显示出超出话语言说者与话语生产本身远为深广的文化社会学意义。
作为“文艺学”(Literary Theory)学科的重要一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诞生于1949年，至今已经走过了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而作为一种阐释性人文学科话语，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其发轫之际就与当代文学实践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视文学实践为自身的一种重要身份认同方式。按照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般分期，当代文学实践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十七年文学”时期(1949年10月1日至1966年5月16日)、“‘文革’文学”时期(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新时期文学”时期(1976年10月6日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后新时期文学”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从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角度讲，上述四个时期可以归纳为两大阶段：即由“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组成的第一阶段，与“新时期文学”和“后新时期文学”组成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密切，二者构成了直接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而在第二阶段，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逐步脱节，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观念开始了自身的学理建构过程。在第一阶段，文学理论听命于政治意识形态指挥棒，由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雨变幻而区分出文学理论的优劣对错和文学实践的高低曲直，文学实践作为整理文学政策的有力宣传工具而在文学理论的直接指挥下亦步亦趋；在第二阶段，文学理论力图引进并吸收西方现代文学、哲学、美学乃至文化理论来摆脱以往套在自己身上的政治紧身衣，建构适合自身发展的理论话语，以此跟上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步伐，而文学实践则在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引领下全面走向市场，依从大众文化和商业消费逻辑而与文学理论分道扬镳。
与此相对应，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身份认同逻辑地区分为如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国家／政治身份认同，在这个层次上，文学理论主要作为政治政策工具，通过自身对文学实践的直接指导，来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领导地位与文学理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第二个层次为学科／知识身份认同，在这个层次上，文学理论主要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力图通过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学理论知识、借鉴西方现代主流文学理论话语与学科体系，来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与学科体系。第三个层次为文化／民族身份认同，在这个层次上，文学理论尝试站在民族一文化间性的高度，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生长的方式，对当代一切优秀的文学理论成果进行借鉴、超越，对当代所有的文学实践进行提升、指引，以此推进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发展。历史地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发展的第一阶段，还主要停留在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的层次上，从该期的“文学反映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两结合理论”到“典型论”等，无不反映出这一点；在第二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已经开始了“学科／知识身份认同”与“文化／民族身份认同”(尽管主要是“学科／知识身份认同”)，从该期出现“人性、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讨论”“文学的审美本质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性”与“文学现代性理论”“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论”“文艺学的知识学建构理论”等主导性理论，都已预示着这一过程的开启。
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第一阶段发展与国家／政治身份认同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以“文学反映论”的文学本质论为哲学基础，以“文艺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的文学功用论为理论视野，先后形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两结合”理论、“典型”理论，以及为了正确揭示文学本质、保证文学创作方向正确而进行的“题材问题”讨论、“形象思维”讨论等，其本质都在于：用文学理论诠释文学政策，用文学实践践行文学理论并响应文学政策，以此实现文学理论的国家／政治身份认同。
(一) 文学反映论 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看法一“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应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应的产物”——后被简化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并被教条化地理解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直接的、机械的、单纯的反应，此即“文学反映论”含义。“文学反映论”直接身份诉求是“文艺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盖由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并在此后长期一段时间内不断得到强化提升的“文艺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理论，将文艺价值径直等同于政治价值，视政治含量的多寡为文艺价值大小的标志，文艺及文艺理论成了纯粹的政治认同工具。可以说，受强力意识形态直接操控的“文学反映论”是一种刚性的“制度理论”，而非自律性的“学术理论”，其直接目的在于要强化人们对新中国国家／政治身份合法 (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 如果说“文学反映论”是对社会主义文学及其文学理论的本质规定，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就是在文学实践上对“文学反映论”的具体落实。这一理论本源于前苏联，后被直接引进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端。周扬在1953年1月11日的《人们日报》上发表其早年为苏联《红旗》杂志撰写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要求作家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去表现现实”，“表现现实”就是要“深刻地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清楚地看到现实发展的主导倾向，因而坚决地去拥护新的东西，反对旧的东西”。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革命政权性质的相似性及“文艺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的文艺方针决定了当时的文学决策者(其本身就是文学理论工作者)无视中苏社会与文学现实的巨大差异性而在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直接以政治“文件”的形式将其确定为指导中国文学创作的根本方针。但是，这一理论还主要是对苏联文艺理论及其实践道路的简单模仿，它在分析解决当时中国文学及其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在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时也显得力不从心。
(三) “两结合”理论由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该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两结合”方针，直接目的就是要配合高歌猛进的“大跃进”运动，最大限度地发扬文艺为政治和社会服务的精神，虽然因其过分突出了浪漫主义及其主观理想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而失于偏颇，但它在客观上却直接导致了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纲领的解体：“两结合”的方针在1960年7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正式取代了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针，成为文艺创作的新纲领，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本土化的第一次不成功尝试。而流行于“文革”期间的文艺创作“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则是“两结合”方针的极端化发展，其根本目的在于要突出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形象，“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将文艺视为为政治服务的有效机器。可以看出，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与“三突出”，尽管理论本身还比较粗糙，还停留在教条主义地看待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上，但其已明确地开始对照搬苏俄理论进行反省，企图建立适合中国现实的文学理论，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理论本土身份的自觉。这一“自觉”既为文学理论突破单纯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的囿限而向理论自身的回归奠定了基础，也为文学理论更好地服务于文学与社会现实开启了门户。自此后，“典型”理论与“题材问题”讨论、“形象思维”讨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讨论，才突破初始阶段讨论的政治禁区，而开始作为专门性的文学理论知识话语以对具体的文学实践发挥影响。“什么样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作品才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和艺术真实的”成为这些讨论共同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