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北京的马神崇拜及其功能、意义的转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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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政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的国家政务，史学界对历代马政问题都投入了较大的关注。[1]但对与养马有密切关系的马神信仰，却鲜有人研究。马书田的《中国民间诸神》、李乔的《行业神崇拜》之类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中，也会涉及到马神崇拜的问题，整理了一些原始材料，但是应该说，都还没有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赵世瑜在一篇新近的文章中，从明清京师东岳庙西廊诸神出发，探讨了京师东岳庙作为京城街区文化中心的特点，其中专列一节讨论清代东岳庙中的马神殿，对笔者启发很大。[2]但由于赵文主要立足于以京师东岳庙为中心的考察，没有兼及京师其它马神庙及马神信仰活动和马神信仰的意义和功能的变迁，故笔者在收集关于明清时期北京马神崇拜的资料的基础上，尝试以明清时期的京师为点，对马神信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国家政务的象征：明代北京的马神崇拜

马神信仰可上溯到先民的动物崇拜，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马神崇拜出现在周代。周制，校人掌王马之政，“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按郑玄的注，“马祖，天驷也”，“先牧，始养马者”，“马社，始乘马者”，“马步，神为灾害马者”。[3](P860)
与马神崇拜紧密相关的是对马的崇拜。对马的崇拜，是对自然事物的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这种崇拜形式是自然宗教的基本表现形态，它属于比较原始的宗教形式，因为崇拜者还没有产生明确的超自然体观念，也没有将自然体或自然力人格化，从而形成对自然神的崇拜。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草原民族历来就有对马的崇拜。据现代学者的调查，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上，至今还保留着悬挂、张贴或飞扬风马的习俗，每年正月初一，人们都要举行祭祀活动。蒙古民族的马崇拜是与他们的灵魂崇拜、天神信仰以及英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4](P63)元朝建立以后，仍然保留了对马的崇拜，据《析津志辑佚》所记，元代北京建有一座白马神君庙，祭祀的是一匹传说中的白马，“昔慕容氏都燕，筑罗城，有白马前导，因祠焉”。[5](P57)但是并未建有马神庙，翻检《元史》和《新元史》，也没有在礼志中发现官方祭祀马神的记载。
到明代，对马神的崇拜取代对马的崇拜，被纳入国家正祀体系中，而这与明代的马政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朝自建立以来，统治者就非常重视马政的推行，大体而言，马政的主要内容是军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等方面的管理。由于马匹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意义，明廷大力推行马政，并崇奉司马之神，以神力荫护马匹的大量畜养，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有明一代，马神信仰都与明廷推行马政有着密切的关系，马神都被纳入国家正祀，由官方主持祭祀。在马政推行力度尤强的北方广大地区，都普遍建有马神庙，凡有马政之地区的州县官员负责主持马神的祭祀活动，他们对马神的来历虽然模糊不清，但都知道其与马政的密切关联。正如明代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的：“今北方府州县官凡有马政者，每岁祭马神庙，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尝在定州，适知州送马神胙，因问所祭马神何称？云称马明王之神。”[6](P95)
明代洪武二年，太祖“命祭马祖、先牧、马社、马步之神，筑台后湖。”其祭祀仪式是“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遣官致祀。为坛四，乐用时乐，行三献礼”。太祖曾在洪武四年两次命“太常以少牢祀马祖”。洪武五年，又“并诸神为一坛，岁止春祭。”[7](P1303)洪武六年，设置太仆寺，职专马政，此后便由太仆寺官员住持马神祭祀活动。永乐元年，成祖改北平行太仆寺为北京行太仆寺，并进一步扩大在顺天府牧羊官马的规模。永乐十三年，“立北京马神祠。时行太仆寺卿杨砥请立马神祠于莲花池上……国朝南京止祭司马之神，每岁春秋用豕一、羊一、帛一。于是命北京马神祠设马祖等神及司马之神五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仪制准南京。”[8](永乐十三年.967条.P309-310)
明代最有名的马神庙是御马监的马神祠，庙内有“大钟一，有‘正德十年铸，御马监马神庙供奉’十三字。”[9](卷十六.京师志十六·寺观志.P476)除了京城内有御马监的马神庙外，明官方还在通州建有马神庙，“世传太宗兴师与敌战于此，若有相焉者，因诏祀马神于其地。在通州之北，地曰坝上，乡曰安德，旁为御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月，则太仆少卿往主祀之。”主祀时，其辞曰：“皇帝遣某官某致祭。”官员“往必陛辞，返必廷复”。[10]考明万历年间的《顺天府志》卷二“坛社”中所记，通州无马神庙，但在同书卷三的“徭役”志中却记载通州“马神庙门子一名，原编银六两，今量减，编银三两六钱。”另外，还记载三河县“马神庙例有轮祭，银五十两，今题革。”[11]这些马神庙的费用既然编入国家徭役支出中，当然应属官方祠寺。
据明《顺天府志》，明代北京所附州县27个，其中在“坛社”卷中记建有马神庙的共有10个，分别是：良乡县、固安县、香河县、宝坻县、密云县、房山县、霸州、大城县、玉田县、平谷县。另加“徭役”卷所记的通州和三河县，那明代北京附近共有12个州县建有马神庙。这些马神庙大多建在县治或州治的官署旁边，说明它们都与政事有紧密关系。
明代北京的马神信仰和祭祀都是与国家的马政紧密相关的，可以说是因马政而兴，其庙宇的修建、祭祀的开展，均由官方负责，是一种国家政治的象征符号，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诉求。那么明代后期马政废止之后，马神信仰是否会因马政兴而兴，也随马政废而废呢？在有的地方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扬州府“马神庙：旧在大东门外马监，明万历间马政罢，祀遂不举。”[12]但是在北京，情况却不同，在清代，更多的马神庙和马神殿修建起来，祭祀活动不但没有罢废，反而有更加兴盛的趋势。这与清代旗人对马的重视和北京城市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有关，此时的马神信仰在失去了以马政为基础的国家力量支持之后，被新的信仰群体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和功能表达，所以产生了新的生命力，脱离了马政象征的轨道，逐渐民间化。

二、清代北京的马神庙和马神殿

清代北京不仅保留了明代的马神庙，还新建了一些马神庙以及在一些大的庙宇中创建马神殿，附祀马神。
明代御马监的马神祠在清代还保留着，称马神庙，“在地安门南，其地名马神庙街。即明御马监马神旧祠也。”清代，官方仍然在此有过祭祀活动，因为在该庙中，有“小钟一，上有‘敕建马神庙，康熙四十二年造’十二字。殿前大炉一，上有‘康熙四十六年造，御马监马神庙供献’十五字。殿内小炉十五，上有‘康熙丁亥造，御马监马神庙供奉’字。”[9](卷十六.京师志十六·寺观志.P476)该庙于乾隆二十年移建，有傅恒题《移建马神庙碑记》为证。[13](71册P66)另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在正阳门煤市街西有“大马神庙”地名，其地“有庙”，[14](P192)而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调查，在清末北京外城，仅有马神庙一所，其址在“大马神庙”，门牌号为七号，当时的住持是僧人瑞林，庙内共有三人，[15]当即《京师坊巷志稿》中所记之“大马神庙”之“有庙”的马神庙。在骡马市大街，还建有“元帝庙，明建，前室祀马神，亦称马神庙”。[14](P260)另西长安街有“马神庙”地名，至于是否有庙，未见记载。[14](P63)位于京西古道上的王平村（现属门头沟区）也建有马神庙，建于雍正年间，为山西省兴养骡马贸易者捐资修建。[13](雍正六年.重建山西马王庙碑记.68册P60）
从清代祭祀马神留下的碑刻材料来看，当时北京的一些寺庙中还建有马神殿或庙，马神附祀其中。首先是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设有马神殿。东岳庙始建于元时，为正一派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兴建，[16](P1484-1491)是国家正祀之所在。据清末民初的东岳庙道士傅长青回忆，东岳庙“西南小院里有显化殿、阎罗殿、判官殿、马王殿、瘟神殿、三皇殿、药王殿、鲁班殿和妙峰山娘娘行宫、月老殿等”。[17](P208)据赵世瑜考证，东岳庙中的马王殿应该是由东四牌楼驴行等人于乾隆十三年修建，一年后竣工。[2](P43)除东岳庙外，在今西城区西四大街的真武庙里也附祀马神，碑文记“真武庙，则马神从祀其中，由来旧矣”，这是西四牌楼西马市等人起“真武庙马王圣会”，在此奉祀马神，至于是否建有马神殿，不得而知。[13]（乾隆三十年.马王圣会碑.72册P80）另外在今西城区西长安街的双塔寺、崇文区广渠门内安化寺内也都建有马神殿。[13](91册P119，83册P16-17)
据《光绪顺天府志》，清代北京所附州县共23个，建有马神庙的共18个，分别是：良乡县、固安县、东安县、通州、三河县、宝坻县、昌平州、顺义县、密云县、怀柔县、涿州、房山县、霸州县、文安县、大城县、保定县、蓟州县和平谷县，[9](卷二十三.地理五·祠祀上，卷二十四.地理六·祠祀下)其中，固安县、通州、密云县、涿州四地还分别建有两个马神庙，在数量上比明代大有增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马神庙祭祀马神，北京的旗人还保留了堂子祭马的仪式。据《清史稿》记载，堂子“马祭，岁春、秋季月，为所乘马祀圆殿”，是日“司俎挂纸帛如常数，陈打糕一盘、醴酒一盏，……司香上香，牧长牵十马，色皆白，立甬道下。司祝六献酒，奏乐如仪”。[18](P2557)这显然是对马的崇拜和祭祀。旗人也祭祀马神，据《清稗类钞》记载：“关羽、马神诸祀，满蒙汉军旗人一律举行。其祭品，牛羊豕杂牲皆有之。”[19](P3560)《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也记：“满洲人家所供神板，相传所供之神为关帝、马神、观音大士三种。”[20](P53)但是祭祀的方法却很有意思，“今满洲祭祀，有祭马祖者，或刻木为马，联络而悬于祭所，或设神像而祀。”[21](P220)刻木马，是将司马之神与马本身混淆了，祭祀木马，还是一种对马的崇拜，但“设神像而祀”，就是祭祀人格化的马神了，说明旗人常将祭马与祭马神混杂在一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是清代北京城内及顺天府所辖州县的马神庙数量远远超过明代，表明清代北京的马神信仰比明代更加兴盛；二是修建和维护这些马神庙或马神殿的人员组成发生了变化：明代是国家修建庙宇、官方主祀马神，清代则变成民间力量——主要是一些经营骡马和交通运输的行业组织在修建和维护庙宇，进行祭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