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路与清障：20世纪中国历史框架下的邓小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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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中国最深刻的变革与邓小平密不可分

从1922年夏秋之际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始，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驰骋了55年，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

岔路迷茫中的抉择

一部20世纪中国史波诡云谲，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觅路”。世界上各种社会制度和政治模式在中国轮番尝试。

清末新政的目标是君主立宪。1917年张勋把溥仪再次捧上龙椅，康有为又力图使之回归这条道路。在他所拟文告坚持以君主立宪为准绳，但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辛亥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共和，收获的却是战乱频仍。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在重新思考自己国家的出路。

十年左右一次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加上引发历时四年零三个月、死伤3500万人、损耗财物2700亿美元的世界大战。这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值得效法吗？1919年岁末，在欧洲漫游的梁启超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摇动起来，他的寿命，竟没有人敢替他保险。”

1921年10月，22岁的瞿秋白经过将近一年在饿乡——饥寒交迫的俄罗斯的考察，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挥笔写下意味深长的一些话：

“唉！资本主义的魔梦，惊动了俄罗斯的神经，想求一‘终南捷径’，早求清醒。可惜只能缩短分秒，不容你躐级陟登……同梦同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俄在华原是一样，少不得必要打过同样的盘旋。”

1922年2月，他便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稍后，他译出国际歌，谱出《赤潮曲》，宣布：“从今后，福音遍被，只待共产大同。”

1920年10月，比瞿秋白进入赤色俄罗斯早两个月，16岁的邓小平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到达法国。出国之前，他是怀着“工业救国”愿望的少年；满怀希望赴法勤工俭学，无非是“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已”。无独有偶，他也在1922年夏秋之交，只比瞿秋白晚几个月参加了共产主义组织。

两人当时都不可能意识到这是他们成为中国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的第一步。

历史已经判定瞿秋白没有把舵掌稳。他有比较深厚的东方文化基础，到了俄罗斯，接触的依然是俄国牌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角。

邓小平于1920年抵达法兰西，过了几天，便在10月21日进入诺曼底的巴耶中学学习，1921年3月13日因钱已用光而离开学校，结束了在法国不到五个月的学习生涯，历史没有给他提供全面了解法兰西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的机会。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准确的名称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他很快就成为职业革命家。1926年初，邓小平来到莫斯科，进入以“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为职志的中山劳动大学学习，在不到一年的学习中，接受政治灌输，便奉命回国投身革命风暴了。

两个年轻人于同一年在俄、法两国作出相同的选择，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历史信息。

以邓小平来说，根据他自己的回忆，到了法国，“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走上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道路。

邓小平来到法国之际正值“法国经济萧条，工厂开工不足，物价上涨。由于大批复员军人返乡，使得就业问题益发突出”。这个状况直至1922年才开始好转。其直接后果是使他的求学之梦破灭，在工厂中做了四年工，感受了工头和资本家的面目。当时这些正在经历幻灭煎熬的年轻人中弥漫着激愤之情，他们大声疾呼：“苦工吃饭而不得，勤工学生复有何法？”这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家庭虽然大都比较清贫，但在国内温饱一般不成问题，也没有做过苦工；来到法国，反差太大，即使有些找到工作的学生，也愤愤不平说：“这种魔鬼式的掠夺，比杀人、放火、打劫的强盗，还要厉害些呵。”但邓小平不是仅仅关心个人蝇头小利的鼠目寸光之辈，这些激愤情绪不可避免浸润着他的年轻的心灵。

应该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解读邓小平的选择。

世界大战、一次又一次的世界经济危机、十月革命，是决定20世纪上半叶乃至整个世纪世界面貌的决定性因素。面对这些重大事件，各国、各党和各种社会力量都在调整自己的对策。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强斗胜。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争斗！这是一场在各式各样的神圣旗号下以超过一亿人的生命和鲜血烹成的鸿门宴！在如此复杂纷纭的环境下要作出正确的选择，谈何容易？

邓小平选择了“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这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表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想图景。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容许和鼓励对各种理想的追求，一个对历史进程有所建树的人的眼光必然超越个人的目前利益。重要的不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某些具体特征的描绘，对一个社会的特征的认识必然有很多变化，值得珍视的是人们对更加美好社会的勇敢追求。当1927年初邓小平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以身许国的革命者，念兹在兹的理想、信念是国家富强和社会公正。

其次，这意味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对他说来，一个有切肤之痛的体验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用于某个时期和范围，越雷池半步便导致可怕的灾难性的后果。

再次，他在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邓小平毕生的成就、失误都与他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