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的绿洲大国称霸现象(一)

详细内容

　　分析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绿洲大国称霸现象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西域形势，已往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及此，故略陈己见如次。

（一）

　　《汉书·西域传》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杅弥，杅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这是有关西域南北道绿洲大国称霸现象的最早记录。
　　据《汉书·西域传》，龟兹国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于此相对，杅弥国仅有“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虽然这是宣、元时代的资料，但看来早在武帝太初以前，两国强弱之势已判。北道的龟兹得以役使南道的杅弥，也许是由于两国有道直通。传文称杅弥“东北与龟兹”接，或可为证。
　　李广利责龟兹之言：“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表明在汉人看来，属国的地位是平等的，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坚持这一点不全是观念问题，也是出于稳定西域局势的实际需要。
　　龟兹摄于军威，不得不听任李广利“将赖丹入至京师”，而且随着汉在西域势力的增强，役使近傍小国再无可能，但视杅弥为臣属的观念却根深蒂固，终于导致赖丹被杀事件的发生。赖丹被杀，昭帝因故未能征讨，直至宣帝本始四年，据《汉书·常惠传》，才由常惠“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伐龟兹，斩姑翼而还。这次讨伐固然是因为龟兹杀害汉使者，客观上也是对龟兹霸权的打击。
　　常惠伐龟兹之后五年（元康元年），有万年事件。据《汉书·冯奉世传》（卷七九），奉世送大宛客至伊循城，“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时匈奴又发兵攻莎车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莎车叛汉，据同书“西域传”，直接原因是汉所置莎车王万年“暴恶，国人不说”，杀万年和汉使者的是莎车前王之弟呼屠征。应该看到，呼屠征“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不仅是背汉，也是称霸行为，受攻击并与歃盟的南道诸国中必有若干在昔役属莎车。莎车一旦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便难以控制，这正是冯奉世所担心的，故矫制发兵“亟击之”。
　　降至元康初，由于匈奴衰落。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又较本始年间巩固，居然还出现万年事件。万年和赖丹被杀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南北道绿洲大国不甘心丧失原有地位的反映。这些事件也许最终促成了西域都护的开府施政。
　　元帝以后，西域内属诸国官吏皆佩汉印绶，据《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有“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龟兹国有“击车师都尉”，焉耆国有“击车师君”。揆情度理，这些官职应由各国自设于归汉之前。[1]这似乎表明，车师曾经也是一个大国。[2]果然，则从中可以看到绿洲大国称霸现象的另一侧面，即邻近大国之间的对抗。
　　囿于资料，对于西汉早期西域南北道绿洲大国的称霸现象，我们祇能通过龟兹、莎车、车师的活动约略窥见一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西汉对西域的统治确立以前，不少南北道绿洲大国各有其势力范围；这些大国役使其近旁小国，有时亦与其它大国对抗。
　　从李广利责龟兹起，西汉在西域显然一直实行属国间不准受质或纳质的规定，因而南北道大国称霸现象几乎绝迹。不仅如此，西汉还有意促成大国的分裂，以利控制，神爵年间分车师为前、后国，甘露元年使大小昆弥分治乌孙，均是其例。《汉书·西域传》一开头便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师古注引司马彪《续汉志》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国也”。[3]虽然武帝通西域时未必“三十六国”，[4]但西域诸国因分裂而国数日益增多应是事实。这种分裂即使不完全是西汉有意造成的，也与西汉实行属国与属国地位平等的政策相关。
　　《汉书·匈奴传》载，平帝元始中，车师后王姑句、去胡来王唐兜，因怨汉往奔匈奴。汉遣使者告单于曰：“西域内属，不当得受，今遣之”，并“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这四条的造设说明属汉诸国之间不得受质或纳质规定的适用范围已明确地扩大到了匈奴，盖其时匈奴已成为汉之属国；也可以间接说明西汉对西域内属诸国的控制直到平帝元始中还是很严格的，不允许出现大国役使小国的情况，西域诸国至哀、平间为数最多并非偶然。
　　应该指出，南北道绿洲大国的称霸似乎不受匈奴对西域控制的影响。[5]例如：杅弥役属龟兹之日，正值龟兹受匈奴役使之时；而莎车王呼屠征叛汉，欲重温其称霸旧梦，亦曾希冀匈奴的呼应和支持。这是匈奴人的观念形态和西汉人不同的一个证据。
　　不言而喻，西域南北道绿洲大国称霸现象既因西汉统治西域而消失，一旦西汉的统治削弱或消失，便会重新露头。王莽天凤间，据《汉书·西域传》，姑墨王“丞杀温宿王，并其国”，便是一例。而当西汉统治终于崩溃时，这种现象便在南北道各地死灰复燃了。

（二）

　　《后汉书·西域传》序称：“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𥧑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狐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由此可见，西汉末死灰复燃的绿洲大国称霸现象一直延续至东汉初期，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情况类似于西汉初年，诸小国役属近旁大国，诸大国则役属匈奴。序所谓“建武中”诸国遣使内属、请都护，乃指同传所载，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冬西域十八国[6]来朝事。来朝者既有十八国之多，可见不仅有大国，也有小国。诸小国求内属、请都护，除了不堪匈奴盘剥之外，恐怕不堪近旁大国的侵陵也是重要原因。
　　第二阶段是莎车独霸西域。莎车王贤崛起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会匈奴衰弱”，盖建武二十四年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不久南匈奴附汉，北匈奴虽没有完全放弃西域，但力量大不如前，因而祇能假手莎车控制西域。传文称，贤死之后，“匈奴复发兵将贤质子不居征立为莎车王”，知贤生前曾遣子为质于匈奴，也就是说至少名义上承认匈奴的宗主权，从而取得了匈奴对其称霸行为的默许和支持。
　　原因之二是东汉无力经营西域，同样企图假手莎车控制西域。据《后汉书·西域传》，王莽时，西域属匈奴，唯莎车王贤不肯归附。天凤四年，延死，子康代立。光武初，康曾率旁国拒匈奴。“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于是“五十五国皆属焉”。建武九年，康死，弟贤代立。“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于是西域始通。葱领以东诸国皆属贤”。“十七年，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光武帝“赐贤西域都护印绶”，旋即收回，“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贤由是始恨。而犹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这说明莎车王贤一度称霸西域除了有父兄奠定的基础外，东汉其实给了贤所需要的机会和借口。早在建武九年，贤即位伊始，据同传，便“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王、西夜王”。东汉不仅不予惩罚，反因美其通西域，屡加封赐，使贤的野心日益膨胀。
　　据《后汉书·西域传》，在建武二十二年十八国遣子入侍请都护之前，贤已经“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至建武二十二年，“贤知都护不至，遂遗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不纳而杀其使。贤大怒，发兵攻鄯善。安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略千余人而去”。令鄯善“绝通汉道”，可以视为贤公然与汉决裂，踏上独霸西域道路的开始。此后，“贤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接着又击灭妫塞王，“立其国贵人驷鞬为妫塞王”。所谓“妫塞王”，当指妫水流域塞人所建小王国。贤击灭妫塞王，说明此时莎车势力已西逾葱岭。对于兼并或降伏诸国，贤擅行废立；生杀予夺，恣意而为。诸如同传所载：贤“自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旋“以则罗年少，乃分龟兹为乌垒国，徙驷鞬为乌垒王，又更以贵人为妫塞王”。“以大宛贡税减少，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贤因将还国，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同时或稍迟，又“徙于𥧑王俞林为骊归王，立其弟位侍为于𥧑王”。岁余，“贤疑诸国欲畔，召位侍及拘弥、姑墨、子合王，尽杀之，不复置王，但遣将镇守其国”。由于贤及所置镇将暴虐不得人心，诸国患之，反抗日甚，莎车国势趋衰。于是有于阗国“承莎车之敝”，率诸国攻贤，执而杀之。时在明帝永平五年。
　　第三阶段是南北道绿洲大国兼并近旁小国，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前引《后汉书·西域传》序提到的于阗，是在反莎车斗争中勃兴的。同传称：“明帝永平中，于𥧑将休莫霸反莎车，自立为于𥧑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后遂灭莎车，其国转盛。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可以为证。传文接着还说，“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葱领以东，唯此二国为大”。可见鄯善也是乘莎车衰落之机强盛起来的。至于鄯善所并小宛、精绝等，以及于阗所统渠勒、皮山等可以认为分别属于两国传统势力范围。这时南道的局面与西汉初或莎车王贤称霸前夕形势的区别在于诸小国不仅仅役属于阗、鄯善，而是为两者完全兼并。
　　北道的情况和南道相类似，称霸的大国除前引《后汉书·西域传》序提到的车师外，还可补充焉耆和龟兹两国。焉耆的势力范围包括危须、尉犁和山国，龟兹的势力范围包括姑墨、温宿和尉头。龟兹且一度吞并了疏勒。《后汉书·班超传》载，永平十六年，龟兹王建“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可以为证。
　　在第三阶段，南北道绿洲大国多受匈奴控制，祇是程度不同，故不妨认为其称霸活动多得匈奴支持。龟兹王建本匈奴所立，《后汉书·班超传》称建“倚恃虏威，据有北道”，便是很好的例子。至于前引同书“西域传”序所谓“后其国并复立”，则显然是东汉经营西域的结果。
　　由于东汉的西域经营远较西汉消极，形成史称“三绝三通”的局面；而每当东汉对西域的控制松弛或放弃西域之际，大国称霸现象往往随着匈奴势力的卷土重来而死灰复燃。有时，迫使东汉放弃西域的便是绿洲大国称霸行为引起的骚乱。绿洲大国称霸和匈奴称霸一样，也是东汉经营西域的阻力。
　　1 据《后汉书·西域传》及同书“班超传”等，明帝永平十八年，焉耆与龟兹共攻杀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及吏士二千余人。此举实与北匈奴对柳中的围困相呼应。事实上，陈睦之死，成了东汉第一次弃西域的动因之一。参预攻杀陈、郭的有危须和尉犁。这两国与其说是焉耆的追随者，毋宁说是受焉耆的胁迫。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发诸国兵讨平焉耆等国后，不仅扶立亲汉的元孟为焉耆王，而且为尉犁、危须和山国更置新王。这说明三国原来的王是焉耆的傀儡。及安帝弃西域，焉耆与尉犁、危须又叛，直至顺帝永建二年始为班勇击平。焉耆与尉犁、危须等叛、附同步，表明后二者属于前者的势力范围。
　　2 据《后汉书·班超传》等，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驱逐龟兹所立疏勒王，而扶立疏勒故王兄之子为王。十八年，龟兹、姑墨等围攻超于疏勒国盘橐城。章帝罢都护后，龟兹再度称霸，除姑墨外，温宿、尉头亦受役使；龟兹在诸国扶植傀儡，进行统治。章和元年，班超击莎车，龟兹遣将率温宿、姑墨、尉头三国兵救之。直至和帝永元三年，龟兹等始降于超。而据同书“梁慬传”，殇帝延平元年，龟兹又与姑墨、温宿等合兵反，虽被讨平，安帝仍不得不罢都护。此后，龟兹等谅必又投靠匈奴。延光三年，据同书“班勇传”，勇以长史至鄯善，“开以恩信”，龟兹王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龟兹与姑墨、温宿等的关系，正与焉耆与危须、尉犁等的关系相同。“班超传”引超疏称：“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埶必有降反”，知姑墨等亦不过胁从。
　　3 顺帝永建四年，据《后汉书·西域传》，“于𥧑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虽然敦煌太守徐由于阳嘉元年遣疏勒王臣盘击破于阗，“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但至灵帝熹平四年，于阗又破拘弥国，杀其王，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祇得再次发兵辅立拘弥王，这一次却未能问罪于阗。放前杀兴也许祇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于阗在熹平中再灭拘弥祇能认为是东汉的西域经营又出了问题。盖据同传，“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东汉初期的形势又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