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珏与晚清禁烟运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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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由于内忧外患的交相压迫，导致了贩烟、吸烟、种烟的合法化与公开化，从此中华大地笼罩在一片烟毒之中。烟毒之祸国殃民，在晚清引起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忧虑。为了禁烟，他们献计献策，奔走呼号，身体力行，不仅推动了当时禁烟运动的开展，而且对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启蒙也起了积极作用。许珏，就是其中的一位。
许珏（1843—1916），江苏无锡人，字静山，号复庵。其生平事业，除策划于幕府，出使至泰西之外，主要倾注于禁烟，有《复庵遗集》、《复庵先生集》行世。研究许珏，对探讨晚清禁烟运动，资鉴当代中国的禁毒事业，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对中外禁烟形势的认识
许珏的社会活动主要集中在游幕与出使两项。作为幕僚，其1876年入山东巡抚丁宝桢幕，旋因丁升四川总督改入山西学使朱酉山幕；1878年入川再主丁幕；甲午战争后，曾一度入张之洞幕；戊戌维新时，在山西巡抚胡聘之幕。作为使臣，其1885年随张荫桓出使美、西、秘；1890年再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1893年又随杨儒出使美、西、秘；1902年以候选道赏四品卿衔任出使意大利大臣。许珏一生入四家官幕，四度出使西方，这种阅历使他对国内外的烟毒与禁烟形势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清醒的认识。
尽管西方列强用战争的硝烟和鸦片的毒烟迫使清王朝打开了闭锁的国门，但即便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鸦片贸易、公开买卖与吸食鸦片，以及鸦片种植，也都是非法的。1858年，清政府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在与英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海关税则》中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唯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1]翌年，民人买食鸦片亦得允准。从此，鸦片的贩卖与吸食合法化。既如此，则鸦片种植势必风行，加之种烟比种粮利丰，故烟农趋之若鹜，以致良田沃土毒卉丛生。自咸丰末年鸦片弛禁之后，贩烟、吸烟、种烟的现象日恶一日，已严重危害了清王朝的国计民生。光绪初年，许珏初到山西时，就为那里的罂粟种植之害所触动，至1898年春再到山西时，“亲见连畦接畛，遍种罂粟，视光绪初年增多且将十倍”，[2]更是哀叹不已。并且他还了解到，“今内地自山陕陇蜀以至滇黔，遍种土药”。[3]对于种烟日多的原因，许珏认为有三条：一是种烟比种粮利厚，“晋民谨愿不敢亏国赋，而自昔年大之后，人民凋落，雇人种田率不足偿佣值，恃有罂粟始可酌盈剂虚，以致愈种愈繁”。[4]二是当时社会上流行“以土药抵制洋药”的说法，“议者妄谓藉此可以抵制洋药，乃外洋贩运如故，而内地种植益繁”。[5]三是地方官吏贪图土药税厘而鼓励种烟，在山西“自大同南至省城，沿路所见膏腴之地，遍栽此毒人之物。讯之土人，皆云官吏许民种植，但令少种路旁，多种僻地而已”。[6]可以说，许珏通过实地考察，对种烟泛滥源出唯利是图，“以土抵洋”与地方保护主义三种情况的揭露，是切中时弊的。许珏对山西的统治者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在上者罔恤民隐，不思变计，再阅十年，恐全省遍栽妖卉，无麦禾矣！”[7]
种烟日繁，必致吸烟日盛。在戊戌年间，许珏发现吸烟已成山西社会公害，“每询诸人，不曰山西吸鸦片烟者十室而九，即曰山西吸鸦片烟者十人而五。以予度之，当不至若是众也，意者十户中必有二三，十人中必有一二欤。或曰山西吸烟有‘留人不留户’之谚，谓间有不吸之人，断无一家全不吸者”。[8]据保守的统计，山西省吸烟者竟如此之多，以至“妇孺遍受其毒，为各省所未有”。[9]被动吸烟或因吸烟而耗赀，已危及到了广大妇女儿童。不惟山西如此，内地各省率皆如此，只是程度略有差异。事实上，据总税务司奏，在1897年，除奉天、黑龙江、热河、新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之外，仅内地各省就年产土药三十三万四千担，土药泛滥于内地，并未起到“以土抵洋”的作用，而洋药依然贩运如故，许珏留心到：“查近年海关贸易册，洋药进口每年尚五万余担。”[10]
鸦片的广泛种植与普遍吸食，再加上大宗的洋药进口，这对清朝的国计民生与社会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也令爱国志士许珏忧心忡忡。他认为鸦片烟毒之害，首先是耗银甚巨，洋药进口每年五万余担，“价值银三千余万两，而民间完纳税厘，加以贩运水脚，及至煎膏吸食，视原来之价约加一倍，是洋药一项每年民间已耗银六千万两矣。……土药价值虽较洋药仅及其半，然出产之数视洋药多至六倍有余，则其价值之银计尚不止三倍。虽税厘较轻，贩运水脚较少，然至煎食之时亦必视原价加十之五，是土药一项每年民间耗银一万四五千万两矣。总计洋药土药两项，民间所耗之银，每年当在二万万两以外”。[11]其次是毒人身心，败坏风俗，“士大夫一经耽此，则志趣卑污，习为苟且，而人才日坏；小民一经嗜此，则身家倾荡，流为匪僻，而风化愈漓”。[12]再者是病民贫家，“今则一朝耽好，终身废弃；一夫成瘾，八口皆饥。种植愈广，受祸之人愈多”。[13]“向之力能作工者，既种则无有不吸，未几而不任作工矣；向之有田可种者，既吸则所入无余，未几而并鬻其田矣”。[14]许珏已深刻认识到：“中国数十年来致今日贫弱之弊者，其咎安在？盖在民间吸食鸦片烟而已。”[15]
19世纪后期，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西方列强对殖民地侵略手段也有所转化，再加上西方正义人士对鸦片罪恶的控诉和指责，欧美各国也不得不考虑改变对华侵略方式。许珏多次出使西方，对此动向有所察觉，并及时向国内反馈，以便引为呼吁禁烟的国际契机。作为第一代走出国门出使泰西的人，许珏在禁烟问题上表现出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态度，他在表示支持朝廷学习西方，择善而从，振兴兵农工商诸务之时，强调“西法之最善者，莫如禁吸鸦片一事”。[16]据许珏记载，19世纪后期，在伦敦由议员和教士组成的“禁烟会”对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是极力反对的，“犹忆光绪十七年予随使英国，其时英京禁烟会绅士一百六十余人联名请英廷禁止印度种贩鸦片，其言深以积年贻毒中国为耻”。[17]1891年（光绪十七年）春，“英国禁烟会绅士曾在议院倡议限制印度种烟之数，一时韪其议者居十之六”。[18]尽管英国资产阶级既得利益者不甘轻易放弃对华鸦片贸易，但迫于国内正义的舆论压力，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对此有所表示，“其答复会绅之词，有谓中国目前如欲禁止，不准入口，或再加抽重税，英国决不过问，亦不因此启衅”。虽然英国政府“姑以此语搪塞会绅”，但英国下议院，仍“欲遣人至中国上书总署，请乘此时禁烟”。许珏随使英国，亲见英国国内关于禁烟的争论，认为这对禁烟来说，“系是绝好机会”，如利用这种矛盾反对洋药进口，“则限制之道，自在其中”。[19]
在出使西方期间，许珏看到“鸦片出自印度，虽地属英国，而英人严禁吸食，无一犯者”。[20]此外，他还发现许多西方国家对鸦片的态度都有所转变，“查中国与俄、美、巴西等国立约，皆有不准贩运洋药之条”，并指出，当年郭嵩焘陈奏禁烟之时，“荷兰驻京公使函告总理衙门，谓西国素来敦睦者闻有此举，莫不以手加额，乐为助理。足见秉彝之好，薄海皆同。”[21]许珏对禁烟的国际形势乐观，并轻信郭嵩焘倡导禁烟时列强在华公使的态度，这反映出其对禁烟的信心。许珏还注意到近邻日本对鸦片的态度，“日本事事仿行西法，自割我台湾之后，已禁台湾之民不准吸食矣”。[22]
通过对中外烟毒及禁烟形势的考察与分析，许珏得出了这样的比较结论：“如鸦片之害，欧美各国悬为厉禁，中国独甘之如饴。”[23]对国际禁烟形势愈了解，愈无法忍受国内烟毒之泛滥。许珏对鸦片问题国际时事动态的了解，既为其个人禁烟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方便，也为清政府于1906年最终谕令全国禁烟提供了重要的域外资鉴。
二、筹划山西禁烟
目睹鸦片流毒，病民害国，许珏决心以禁烟为职志。他自述：“吾生平有两大愿，一禁烟，一禁炮。”[24]其“禁炮”之愿，原出反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侵华的苦心孤诣，是一种类似于废兵主义的和平理想，这在殖民主义列强穷兵黩武的时代，无疑是与虎谋皮。许珏认为，只有禁烟，才能使民财渐积，农工商务渐兴，“民间每岁能免耗银二万万两，数岁之后，自必家给人足，百废俱兴，凡筑路开矿等事，民力皆能自办”；[25]只有禁烟，才能使“民力日勤，风俗日美，贫弱之积患既除，富强之实效自见”[26]。他把禁烟当成了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许珏禁烟，是从山西开始的，他曾两度入幕山西官府，对禁烟多所擘划，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1876年许珏入山西学使朱酉山幕时，正值山西巡抚鲍源深努力禁种罂粟，并得到了清廷上谕的支持，再加上当年华北大旱，晋省最重，种烟夺粮导致饿殍遍地，故山西成了中国禁烟的先锋省份。许珏触景生情，“慨然有转移人心风俗之志”。[27]在1878年给丁宝桢的信中，许珏第一次提到了禁烟，认为：“禁种烟必兼禁吸烟，一时不能禁民间吸烟，且先申明旧例，禁官员士子吸烟。而欲断内地罂粟之根，必先停海关洋药之税，庶为拔本塞源之计。”[28]这不仅与清廷对山西巡抚鲍源深力主禁种罂粟奏折的上谕“着部申明旧例，通行各省，俾小民知所儆畏，明定地方官查禁考成”[29]的精神相一致，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禁洋药入口以除毒根的主张。到1890年，在给枢垣大臣许庚身的信中，许珏仍强调：“然欲内地不种罂粟，必先使外洋烟土不入。”[30]
山西作为烟毒大省，从鲍源深、曾国荃，到张之洞，历任巡抚都是力主禁烟的，并且都取得一定成效。1878年春，清廷曾将曾国荃的禁烟奏折与山西制订的《查铲罂粟章程》向全国推广，勒令各地“一体严行查禁”。[31]其禁种章程，主要是靠宗法关系和地方里甲制的力量督察进行，这大概是近代乡约禁烟的滥觞。[32]到张之洞主政山西，曾总结禁烟的教训，称：“晋省罂粟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于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改；一由于官吏之视为利源，图收亩税。祛此二弊，必有成效可观。”[33]张之洞上奏请求在查铲罂粟之时，设戒烟局，劝戒吸食，移风易俗，加强综合治理。在得到清廷“着该抚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34]的批示之后，张之洞拟定了包括“得人、先难、通力、除弊、议罚、悬赏、抑强、速毁、用威、化俗”等内容的查禁种烟章程，由于“禁绝者奖，不禁者严参”，[35]所以在禁种方面颇有收效，其开设戒烟局并推行官绅民人勒限戒瘾的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这对促使清政府在禁烟问题上由1879年的弛禁到1883年严禁态度的转化，形成一波全国性的禁烟高潮，是有相当大影响力的。尽管在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之后的十余年间全国的禁烟声势又趋沉寂，但经过鲍、曾、张三任巡抚十余年间的努力，山西的禁烟形成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许珏日后在山西倡导禁烟提供了不少经验。
1898年，许珏入山西巡抚胡聘之幕。为推动山西的变法维新，许珏选定以禁烟为社会改良的入手处，着《山西商务以禁烟为本议》（上、下）与《禁烟余议》，详细论证了山西禁烟的必要性，并拿出了可行性方案。
许珏认为，禁烟是苏民气、疏财路，发展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础。他说：“吾意始禁一二年后，食必果腹矣；又一二年后，衣之破者完，屋之颓者整矣。时则民气渐苏，民心渐奋，惰者思勤，弱者思强，向之贫者可免于贫，富者日以益富。方是时也，太原以东之铁路已成，盂平、泽潞之矿产渐出，晋民见矿路股票可以获利，必将出其积年所蓄悉数购归。计其时，总在五年以后、十年以前，固无俟远期也。”[36]以禁烟所积之财，除了在省内开矿筑路之外，还可与邻省铁路接轨，使山西四通六辟，改变山西自古以来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对外闭塞之势，“此皆十年内外财力可办之事，而其枢纽则系于禁烟一端，无待他求”。[37]由于山西曾经是全国禁烟先进，所以许珏仍希望此次在山西禁烟成功后，各省能纷纷效尤，他表示：“吾之议禁烟者，将以晋省为天下倡，非独一省自禁而已。”[38]他坚信：“禁则如吾以上所言，富强之效立见，不禁则贫弱之象亦立见，……以今日中国受外侮已深，非有此举，不能立起而与外人争胜；非有此举，不能筹款遍造十八行省之铁路。得山西禁烟为之嚆矢，殆天启之也。”[39]
读许珏《山西商务以禁烟为本议》上下篇文字，大有晚清禁烟先驱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时期时期所写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的警世气慨。[40]林则徐当年倡导禁烟，是抓住了烟毒戕兵耗财而危及清朝国本的要害；许珏此时倡导禁烟，是抓住了烟毒贫民弱国的症结。戊戌时期，以禁烟而促进社会改良，是变法维新的应有之义，许珏入新派人物胡聘之幕府，期望通过禁烟以藏富于民，开矿筑路，与列强争夺利权，这既符合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也张扬了变法维新的社会改良主义旗帜，这在当时的全国都是具有典型意义和带头作用的。
对于如何禁烟，许珏提出了一套由表及里，标本兼治的方案。他认为禁种与禁吸应统一起来，“夫吸烟种烟二者，论治本必以禁种为先，论治标则以禁吸为先，吸者少则种者自少也”。[41]反之，“种者愈多，吸者愈众”，[42]因此，最终还是要禁种。就禁吸以治标而言，许珏认为应先从首善之区省城抓起，具体办法是：一，设立禁烟官局，作为办理禁烟事宜的总汇；二，封禁烟馆，限半月内一律闭歇；三、查明土店之数，令其详细登记每日所售之数，价值多少，售与何人；四、设置医院与戒烟丸药公所；五、万不能戒者由官给予凭单一张，准其五日一次到土店购烟。年壮无病者亦给凭单一纸，准其五日一次到医院诊视购取戒烟丸药，至断瘾之日为止。省城办妥后，外府州县可依此类推。[43]为杜绝毒源，许珏还主张禁止外省烟土贩运入晋，“于毗连邻境之厘卡派员严查，如有私运烟土入晋者，除烟土充公外，仍从重议罚”。[44]对于洋药，许珏提出了全国各省齐力“以土抵洋”的主张，认为应“诚仿山西《议禁章程》，各省老病之废人均吸本地土药，则洋药来华无过问者，势将不禁而自绝。纵或沿海省份不能照腹地省份一律办理，然吸者既少，则洋药之来源必衰。”[45]如此，从禁吸入手，渐及禁种、禁贩，以土药抵洋药进口，最终达到消灭烟毒之目的。
许珏这套禁烟方案，比张之洞主晋时制订的禁烟方案，因在禁种、禁吸之外多了禁贩与抵制洋药进口的内容，显得更加完备；因在设戒烟局勒限戒瘾的同时，注重区别对待不同层次的吸毒者，并辅之以医疗机构和手段，也显得更切合山西实情。由许珏策划的这次山西禁烟，大概是胡聘之主晋时期除改令德书院为山西省大学堂、奏设武备学堂增设西学书目之外最有声色的社会改良措施。在广大社会上倡导禁烟，是贴合戊戌时期维新派的变法纲领的。
三、乡约禁烟与寓禁于征
由于曾先后从张荫桓、薛福成、杨儒三度随使泰西的经历，更由于在山西巡抚幕中的干练表现，许珏得胡聘之所荐，在戊戌变法后期以使才奉召入都。有幸临近天阙，许珏仍以禁烟为要务。1898年12月7日，许珏上《请慎外交饬内治折》，正式提出了系统的禁烟主张。对于禁种，“拟请饬下各省将军督抚，自奉旨日起予限一年，内地一律不准栽种罂粟，并删除土药地亩等税，以杜出产之源”。对于禁吸，“仍请饬下各省将军督抚，通饬地方官，自奉旨日起，广设戒烟医局，凡吸食鸦片之人，务令于一年之内，速行戒绝，并晓谕地方善堂绅董辗转推广，同心劝导，俾积弊一律廓清”。对于洋药，请下旨“饬下各省海关，予限一年，凡外国船只不得再贩洋药来华，如有装载到埠者，一律不准起驳，以绝贩运之路”。[46]虽然由于当时戊戌政变甫过，光绪帝被囚瀛台，西太后惊魂未定，朝野上下人心慌慌，政局动荡，许珏禁烟之议难动天听，但这却是离1906年清政府谕令全国开展禁烟运动较近的一声疾呼。
许珏禁烟之议上求不达，便转诉诸下，变而倡导地方性的乡约禁烟。在盛行族权宗法制度与政权乡里制度的晚清封建社会的农村之中，为了敦化地方习俗，以乡规民约形式禁止鸦片烟毒害地方子弟，这是很自然的事。1878年3月，在山西巡抚曾国荃上奏清廷并得以谕令推广的《查铲罂粟章程》中，即有乡约禁烟的味道。许珏并非乡约禁烟的发明者，但却是乡约禁烟的真诚实践者。
早在1891年给军机大臣阎敬铭的信中，许珏就提到过乡约禁烟，“窃谓禁栽罂粟一事，若专恃地方有司，虽谆谆告诫，不过一纸空文，必多得本处贤士大夫任劳任怨，尽心劝导，多方设法，略师蓝田吕氏乡约之意，定立章程，由一乡而一邑，由一邑而一郡，逐渐推广，拔本塞源”。[47]戊戌年底上疏禁烟不达之后，许珏转向乡约禁烟。他认为：“今日中国欲求富强之术，其速而易效者，无过于禁烟。顾有治本、治标两法，治本则前上条陈杜土药出产之源，绝洋药贩运之路是已；治标则仿照蓝田吕氏乡约办法，城厢以及四乡一律禁开烟馆，广设戒烟医局，务令未吸食者保全不染，已吸食者悔悟速戒，虽不如治本之法收效神速，然为之不已，俟以岁月，此害亦可十去其五。今国家既无禁止之意，则绅士力所能办者，只有治标一法耳”。[48]转向乡约禁烟，显然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这也反映出戊戌政变后社会改良的艰难和许珏对时局的无奈。
许珏倡导乡约禁烟，以家乡江苏为着手处。1899年8月20日，他在《与旅京同乡诸君拟试办本籍禁烟书》中说：“今欲以数书生之志力，就百里之地倡之，未免近愚。然古来至艰至巨之事，其转旋枢纽恒萌芽于一二人方寸之中，及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天心悔祸，亦随人事为转移。古人以人为天地之心，良不诬也。吾邑自泰伯南游，草昧肇开，三千年来代有贤哲，实为海内文明之地。顾、高二先生倡道东林，至今四方宗仰。今日鸦片之祸或当由吾邑首先湔除以为天下之倡，亦使当世知锡麓惠泉之间，圣贤遗泽犹未湮也。”[49]由此可见许珏对乡约禁烟的信心。为了使乡约禁烟的办理更为切实，许珏“初意欲合江苏一省筹之，顷思通省人多，意见参差，筑室道谋，此必无成，不如专就无锡、金匮两县倡办，众心较能齐一”。[50]他主张先搞试点，然后再推广，“必试行之于一县有效，而后可推行于一府，一府有效，而后可推行于一省，此职等拟先就无锡、金匮两县试办之本意也”。[51]许珏的乡约禁烟之议，得到了江苏巡抚鹿传霖的支持。鹿传霖表示：“诸君子具大识力，欲举数十年痼疾而湔除之，并以宏济九州之心，先试行于一邑，……诸君子关心民瘼,既能力任其难,官斯土者自宜维持襄赞,届时当谆嘱切诫,以期弼成盛举也”[52]。
许珏对家乡民众禁烟充满了希望，1900年5月，他拟就《锡金两邑倡办禁烟约言》，劝告邑人对鸦片烟毒“不当以嗜好视之，直以寇贼视之。能戒一人断瘾，即为自拔来归；能禁一方断烟，即为恢复故土”。[53]许珏把诚炽的爱国主义热忱溶入了在故乡开展乡约禁烟的殷殷情怀之中。
对于如何办理乡约禁烟，许珏提出“拟就县境广设戒烟医局，多方劝导，除年老疾病之人姑听照常吸食外，其年未及五十与现无疾病者由局配制戒烟丸药，减价发给，并派医诊视，就其烟瘾浅深，以时递减，俾不至因骤戒成病。务以诚意劝化，先士子而后及农工商。……照此办法，未吸者可以不犯,已吸者可以速戒”。[54]此外，还有扫除烟馆，重捐土店等。[55]
许珏在无锡、金匮的乡约禁烟，取得了一定成就，先后断瘾者有1214人之众。但由于不久义和团反帝运动大盛于山东、直隶和京津，八国联军疯狂入侵，江苏省既落入了“东南互保”的圈子，又不得不奉旨北上“勤王”——忠君爱国如许珏者，也加入了江苏巡抚鹿传霖的北上“勤王”行列，再加上戒烟医局因经费支绌而中辍，所以，许珏在江苏的乡约禁烟最终归于流产。
“庚子国变”之后，《辛丑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压得清政府透不气来，再加上编练新军需要大批银两，这便使清政府自然想到了用干员从鸦片烟上筹集钱财。1901年，许珏以道员到广东候补，负责筹饷，专理招商承办膏引之事。刚办有头绪，就于1902年被任命为出使意大利大臣，至1906年方差满归国。在此阶段，出于忠诚体国，为清政府偿还“庚子赔款”及筹措练兵之饷的考虑，也因为当时清政府所处外交困境的压力，许珏不再提倡彻底禁烟，退而转向主张增加洋土药税厘，加征膏捐，寓禁于征。许珏认为，根据188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中国有权对洋药加税收厘，对土药税厘与膏捐是否加征，则纯属中国内政，外人无权干涉。“就外患论，与其使难缓之赔款失信各国，不若就可据之条约力争利权，一省开办，各省皆可仿行；以内治论，与其穷搜尽括，支支节节而为之，不如重抽此病民之物，多取之而不为虐”。[56]
许珏的禁烟主张此时之所以如此退化，除了缘于其对当时国情与外交的认识之外，还因为他考虑到“两年来疏陈请加洋药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必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再者，他认为如寓禁于征，“税重则价昂，贫民无力者或可略减吸食”；另外，他也幻想借此减轻民众负担，“又烟税既增，得此有着之款，则各省苛细杂捐自可一律停止，此又不遽言禁之一端也”。[57]许珏是一贯坚持禁烟的，但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仅八千万两，而每年的外债与赔款就得支出五千多万两，这令清政府焦头烂额；看到当时鸦片每年耗去二万万两，又想到每年按惯例可从鸦片税厘上得收六七百万两，这令清政府歆羡垂涎，在这种条件下，清政府自然特别重视“寓禁于征”政策，而许珏也只能遵此而行。
自1859年鸦片弛禁以来，清政府虽间有禁烟的一些言论，但洋土药上的大批税厘捐钱收入，导致其自1881年至1906年间一直推行着左宗棠、李鸿章倡导的所谓“寓禁于征”政策，这是晚清鸦片长期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897年，为筹集甲午战争的对日赔款，清政府就曾统一对土药实施税厘并征；到1901年，为筹集“庚子赔款”，清政府更是穷急生疯，把鸦片烟当成了国课摇钱树，对洋土药肆意推行征收政策。这种政策名为“寓禁于征”，实为征则弛禁，这与其说是以毒攻毒，毋宁说是毒上加毒。中国人民一方面经受着鸦片烟毒的煎熬，一方面还要忍受清王朝吸血政策的噬咬。清政府“有了每年数百万两土药收入，再加上大笔的洋药税厘，清廷的腐朽统治机体得到了输血。不道德的财政收入，维护了不道德的统治。毒品依靠清政府的承认和保护自由泛滥，清政府依赖于毒品利益苟延残喘”。[58]当代毒品史专家得出的这种精辟论断，又怎能是当于晚清禁烟时事中的许珏所能参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