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 （下）(一)
详细内容
四 思想文化史研究
以经学为核心的思想史研究，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有三部著作，都是很有深度的精专之作：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74]，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75]，孙筱《汉代经学与社会》[76]。特别是孙筱的著作，可以给读者以深刻的学术启迪。书名大致相同的著作，2001年有晋文、张涛所著的两部，已经给我们以惊喜；孙筱新着的气势和一家之言似乎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就个人的感觉而言，此书可以称之为孙筱的“一鸣惊人”之作，甚至誉为近年间汉代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亦无不可。本书分四章：“新秩序与旧制度——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传统的文化与文化的传统——两汉经学的文化渊源”、“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共27万字。作者学术视野开阔而又具备识断之力，不能不使人佩服。他大量援引清儒和近现代学者关于汉代经学的论断，既表明学有所承，又不为所限，在取舍评骘之际，颇见裁断功力。在致力于宏观研究的前提之下，他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说。如，出于对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他明确提出了学术发展的“内纯致治法则”，并把它作为诠释经学与其他先秦诸子学说的圭臬。“内纯是指一学说或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纯洁自身，不断地寻找理论内核合理性。” “致治是指一学说或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开发自身，不断地寻找功能的实用性。”他认为，这一法则的确立，便于区别学术与宗教。他把汉代经学的发展看作为儒学的“内纯致治”过程。又如，他把秦汉政体形式的变化冠名为“土坯型政体到框架型政体”，继而提出了“秦制——汉政”之说。他提出，“秦法的根本原则在于强调对人民的管理，而汉法的根本原则更强调人民自治。”上述两说，或许在论证上都存在着继续深化的空间，但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此外，性情凸现、文采照人的《后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把现代史学研究分为三类：工匠治史、文人治史、学者治史，而对自己的定位是“志大才疏者必尚新求奇，必立说以成体系”。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如此鲜活生动的《后记》，近年间实在所见不多。
总论经学的论文，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王承略《论两汉经学发展的五个阶段》[77]，指出经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据此将汉代经学划分为初起、今文经学极盛、今古文经学对立表面化、今古文于对立中开始走向融通、集大成局面出现等五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的经学问题加以点评。林存光《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78]，指出汉代儒学存在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文章具体分析了它在三个方面的表现，认为进行这样的分析和批判有助于加深对儒学的认识。
分论经学的论文，可举出下列数篇为其代表：杨天宇《略论汉代的三年丧》[79]，该文认为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而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情况，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概括地指出汉代统治者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地来说却是持鼓励、支持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之丧。探讨汉代服三年丧的风气、统治者所持积极态度的原因在于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王四达《论汉礼的兴作在经学演进过程中的三次跃迁》[80]，则对汉代礼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很好的分析。胡旭《经学与政治的功利情结——从春秋>三传的沿革看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政治内涵》[81]，认为从《春秋》三传在两汉时期的沿革，反映出西汉时期政治更多的依赖于经学，而东汉时期经学更多地依赖于政治，两者的关系是互为功利的。宋艳萍、莫永红《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82]，具体考察了秦汉时期的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五德终始说、汉为尧后说、三统说）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并分析了历史政治化形成的社会背景，以及此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张涛的《秦汉易学思想论纲》[83]指出：秦汉易学思想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秦代、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东汉前中期、东汉后期五个阶段。《易传》是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易学研究和运用是秦汉思想发展的重要载体，易学思想则是秦汉思想发展的主潮、主旋律。一部秦汉思想史，可以视为秦汉易学思想的衍扩和伸展。高新民《〈淮南子〉易学思想简论》[84]，认为《淮南子》具有浓厚的易学思想，对易学的推衍以及以“易”推理，推动了易学在汉代的发展，从而确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董治安《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85]，指出两汉文献中经籍传注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们所作出的系统注解，是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黄朴民《何休著述叙要》[86]一文，对东汉后期著名今文经学家何休的著述情况进行了考证与论说。指出何休著述的重点是在《春秋公羊学》领域，同时旁涉其他经传。就著述的体裁来说，有注疏之作，有纯学理的论着；就著述的性质或特点而言，既有论战性的文字，也有正面阐述自己基本理论或观点的篇章。它们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何休的思想体系。向晋卫《东汉末年的“求真”思潮》[87]一文，认为东汉末年出现的“求真”思潮，构成了当时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它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其产生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修正与道家思想的兴起。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以齐鲁为独盛，出现了三部代表性成果。其一是孟祥才、胡新生的《齐鲁思想文化史（先秦秦汉卷）——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88]，是山东省“九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的第一卷。全书56万多字，其中的第四、第五两章讨论秦汉时期的问题，约占三分之一。作者注意充分发掘文献资料的价值，研究齐鲁思想文化的内涵与基本特点，分析它由区域性文化演变为主流文化的过程和原因，力图阐明齐鲁文化在构筑主流文化进程中的主要贡献。其二是《齐鲁文化研究》的创刊。这是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筹办的，作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的特辑推出，其第一辑于6月出版，编委会主任是著名秦汉史学家安作璋。它精选了参加“全国首次齐鲁文化研讨会”的会议论文42篇，涉及自古到今齐鲁文化的若干问题。其三是宣兆琦的《齐文化发展史》[89]，作者认为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文化普遍联系和动态发展的体系之内来展开，因此，他对齐文化发展的历史定位、地域环境、自身的发展历程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给予深入的探讨和富有新意的评说。讨论的重点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把齐闵王时代的国势衰微、蓟下学士云散、吕不韦在秦国主持广招贤才等因素综合到一起，得出了战国中期文化中心开始由齐都临淄向秦都咸阳转移的结论。作者还对齐文化的下限加以阐述，他批评了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或以秦亡汉兴为齐文化消亡的说法，认为齐文化没有也不会随着齐国田氏政权的消亡而泯灭。他指出，在秦朝齐文化曾经相当活跃，到西汉前期，以齐地黄老之学的崛起为标志，齐文化出现了勃兴之势。至于总论地域文化的文章，下列诸篇各有特点：谢子平《秦汉之际区域文化的冲突与整合》[90]，认为秦朝的政治统一并没有带来文化的统一，秦朝对关东地区的暴力统治政策以及秦皇父子的暴虐行为，加剧了以区域文化为依托的抗秦运动；汉朝采取宽缓的文化政策，导致区域文化个性的逐渐消亡，在融合的基础上凝聚成一个新的文化系统，最终铸造了汉文化。周立升《秦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91]，指出在秦汉时代，伴随着文化的地域性的逐渐减弱，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得以形成；这一文化体系所崇尚的兼容并蓄、经世致用、成就完善人格的精神追求，使它保持了自我更新的活力。李剑林《从〈汉书·地理志〉透视区域风俗文化的形成与演变》[92]，指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风俗文化进行了区域划分，对区域风俗文化的特征及内部差异加以总结和对比，并分析了自然环境、政治经济背景、历史传统等因素是区域风俗文化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原因。臧知非《周秦风俗的认同与冲突》[93]，所论第一个问题属于老生常谈，而“秦与六国风俗差异的比较分析”、“用法律手‘匡饬异俗’的功能分析”两题，都有独到之见。他的结论 “汉初六国古俗的活跃绝不意味着风俗变迁向着多元的状态迈进，而相反，……更多的是彼此的认同和吸纳。这既是统一帝国之下风俗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风俗的同质性所决定的。” 也是值得研究秦汉地域文化的学者深思的。谭前学《试论汉代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流》[94]，汤其领《汉代徐州地区的宗教传播》[95]，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和语言、文字》[96]等论文，从选题到论证，都富有开创性。
五 历史人物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果。其原因，一是它的学术积累太过丰厚，甚至有陈陈相因之感；二是研究的重点对象集中在帝王、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上，很难从选题上给人以新鲜感。本年度的两部专着，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人物研究的先天不足，让读者可以领略其中的别有洞天。
朱绍侯、龚留柱《盛衰苍茫——汉元成二帝传》[97]一书，约31万字。据朱绍侯《后记》所言，在共同商定提纲之后，具体写作由龚留柱完成。这是对西汉由盛转衰全过程加以细致论述的第一部著作。作者把汉代元、成二帝置于社会大转折的背景之下给予评判，关注的是盛衰转变的几个关键——儒家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皇权的衰弱、对外政策的收缩、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加深。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汉元帝评价的难点之一。作者指出：儒家“遇上了元成二帝这样柔弱、昏庸的君主，因此其积极因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而其消极的方面却得到恶性发展。汉元帝实际是一位叶公好龙式的儒家信奉者，他并不真正信任、重用正直的儒臣，而是把大权交给了乱政的宦官，儒家的正确主张并没有被采纳、执行。”“汉元帝对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识没有学好，对儒家的迂阔、虚伪、两面派的手法却学到了家。”类似评论，不以出语惊人为追求，却自有平实立论的感染力。本书对汉末的辅政体制、儒生政治的论述，都是较有深度的。如果谈到它的不足之处，首先在史料的引用方式上，存在着原文与白话译文并存、而且在出注格式上不作任何区别的问题。这可能是作者有意识照顾大众阅读的需要，但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表述不规范。其次，在三级标题的安排上，拘泥于“四字为句，二句为题”的文字模式，尽管形成了表面上的整齐划一，但造成了缺乏灵动、勉强拼凑的遗憾。如，“通王犯忌 京房亡身”一题，如果少加几字把“交通王侯”的汉家之禁表述清楚，可能就比突兀的“通王”效果为好。此外，在内容安排上，把“诏罢珠崖与平定羌乱”与“矫制发兵的功与罪”一同并入“昭君出塞”的题目之下，是否妥当，也值得推敲。当然，从总体来看，本书深化了西汉后期政治史的研究是毫无疑义的。
张鹤泉《汉明帝研究》[98]一书，约21万字。如果仅仅把本书称之为“皇帝评传类”图书中的上乘之作，恐怕低估了它的研究特性和水准。对传主的选择，就显示了作者的眼光高远。近年间面世的皇帝类图书，多以开国之君、多欲雄主、亡国昏君为传主，是因为他们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古人有“开创不易，守成尤难” 的明训，而自古以来对守成时代的研究就是薄弱环节，大概与距离社会“兴奋点”稍远有关。汉明帝是以进取之心而守成有成的统治者，理应得到史学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张鹤泉以汉明帝为研究对象，是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作者的研究思路，是以汉明帝统治的18年为研究中心，借此对东汉立国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与边疆问题的来龙去脉加以全面的剖析。他的视野没有局限于传主，而是把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作为光武帝“建武之政”的延续和升华，既讨论了其间的联系，更注意发掘永平之政的特色，并有意识地揭示其对章帝时代的影响。如，论及汉明帝制定国家礼仪，作者首先指出，“是借鉴了光武帝的经验”，随即针对范晔赞颂章帝“专命礼臣，撰定国宪”之说加以分析，“他没有看到汉章帝的措施，实来自于汉明帝，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这种研究和表述方式，不仅体现出作者的宏观把握能力，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张鹤泉对边疆与军事制度素有研究，因此，“稳定周边少数民族与东汉国家的联系”一部分，写得有声有色，自在情理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制定、完善国家重要礼仪”一部分，关系到永平之政的根本，因属于礼制其难度极大，作者知难而上，把主要的礼仪制度的沿革做了条理清晰的分析。从而使本书显得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它以有限的篇幅，为人物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此外，张大可、徐日辉《张良、萧何、韩信评传》[99]、季镇淮《司马迁》[100]、施觉怀《韩非评传》[101]三书，也加深了对传主的研究深度。
较有新意的论文，可以举出下列数篇：董恩林《秦始皇与隋文帝比较研究》[102]一文，依据“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主要应该看他的作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根本前提，对秦始皇和隋文帝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从上述标准来看，隋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应高于秦始皇。与董恩林论史的冷静相比较，笔者更喜爱谭前学论史的激情和意在言外。谭前学的文章《试论秦始皇的法外擅权》[103]，绝对是值得一读的妙文。他指出，在完成统一之后，秦始皇“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他的随意性均越来越大，经常表现出严重的‘法外擅权’行为。”而且这一现象长期被历史学家所忽略。他具体分析了秦始皇法外擅权的表现：（1）不按照法律规定，以自己的喜怒任意定罪行赏、滥杀无辜，致使公布的刑法成为具文。（2）以个人喜怒、任意迁徙，大兴大作，乱作威福。他还指出了秦始皇喜欢法外擅权与韩非鼓吹的极端君主专制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其结果是“不但破坏了秦的法制传统，使本已残酷的法律因君主的随意性而变得更加暴虐，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邵金凯《贾谊政治思想的再发现》[104]一文，探讨了贾谊政治思想的精髓和时代价值，指出他的政治思想与秦汉中央集权新体制紧密相连。贾谊论秦之过的重点落在秦“不改暴政”上，而暴政是由“弃礼义”造成的。因而他为汉王朝设计的“仁义之政”、重建礼制的治国大纲，为大一统体制找到了新的发展道路，也是贾谊政治思想的核心。对于这一价值，尚有待于今人的“再发现”。梁锡峰《汉元帝与经学》[105]，对汉元帝对经学的贡献有较多的肯定，认为通过习经重儒、任用儒师以治国的方式，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只是对以儒治国的实际状况缺乏有始有终的观察和分析。汪高鑫《论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历史学说》[106]，在对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异同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新五德终始说的创造者是刘歆而非刘向；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学说与政治变革密切相关，又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其丰富的历史思想，有深入研究的价值。边家珍《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107]一文，指出扬雄为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做出了巨大贡献；针对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的局面，扬雄极力宣传儒家的人本主义理念，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在儒学指向上强调了“内圣”理路，拓展了孔、孟重视个体人格的的一面，有利于矫正在汉代神学经学影响下士人人格自觉上的衰颓之势。本文主旨虽然与徐复观所论相似，但也表现出作者独立思考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