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夺嫡考(一)
详细内容
一、引言
尝读清史，总觉有同于元史者一点，即由帝位继承而起纠纷。盖满洲风俗似蒙古，多立爱立少，不立嫡长[1]，与之不无关系。
康熙为清最隆盛之时代，而夺嫡之争最烈。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后来引为殷鉴，不立太子[2]。然乾隆以后，每当爰立，辄有龃龉。关系爱新觉罗一家之盛衰者甚大。本文即着眼此点，对世宗夺嫡始末加以推勘。
从来论世宗事者，疑似之间，不免依违。本文则从隐显之际，断其得位全由图谋。阿、塞、年、隆诸狱，本为泯灭图谋之迹，而不知其迹愈显。正赖有此，始能得其端倪。故本文以允礽再立再废始，以阿、塞、年、隆终。宫禁事秘，传闻多误，下语必慎。取材未充，拾遗补阙，期以时日。
二、康熙朝嫡位之争
1.皇太子之再立再废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676年1月27日）册立皇子允礽为皇太子[3]，是为清代立皇储之始。太子立且三十余年矣，何以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1708年10月17日）忽有废斥之举[4]？又何以有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1709年4月18日）再立，五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712年10月30日）再废之举[5]？苟始以“赋性奢侈”，“暴虐淫乱”，“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坐致废黜；继以“虽被镇魇，已渐痊可”，复立为皇太子；终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狂疾益增，暴戾僭越，迷惑转甚”[6]，再行废黜禁锢；似不足以塞后人之疑窦！须知太子髫龄诵书，即承父教[7]，六岁就传，多属名师[8]，通满汉文字，娴骑射；每从行幸，赓咏颇多[9]。三十五年（1696年）帝亲征噶尔丹，命其居守，处理政务；明年行兵宁夏，亦然[10]。足证三十六年以前帝之于太子，教之诲之，且试之以政者再。不特此也，大抵在四十七年未废之前，太子之眷宠未尝一日少减，声望未尝一日少堕，仪制亦未尝一日少损[11]。何以知之？证之南巡至德州之回銮，宋荦之颂扬，高士奇之陛辞及李炳石之觐见[12]，可知也。
然则四十七年突然之变，大捕太子党羽，且拘太子于上驷院旁，继而幽禁咸安宫[13]。骤视之殊不可解。仔细案之，太子结党，密谋大事，其关键恐在索额图一人。索于四十年已告老矣，逾年太子病于德州，帝召之待疾一月，未半载而被逮[14]。谕中云：“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凡五六见。岂有相处一月而不相告者乎？索固拥戴太子之党者，“施威吓人”，徒众极伙[15]。所谓结党“议论国事”，必是胁帝让位于太子一事无疑。如拘索谕中有“背后怨尤之言，不可宣说”、“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之语，与废斥太子谕中所云：“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16]，可相印证。意者胁帝退位，索为主动之人，太子不过被动耳。帝虽明知，或牵于天生父子之情，迟迟未发；孰知一逮主动之人，而被动之人亦汲汲不可终日。故四十七年上谕，一则曰：“鸠聚党与，窥伺朕躬”；再则曰：“令允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三则曰：“置索额图于死，而允礽时蓄愤于心。”[17]是太子由被动一变而为主动之人，帝自为计，遑论父子之情，故一旦有“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中怀叵测”[18]之事实发生，太子之不被废，其可得乎？
太子之所以废而复立者，实非因被镇魇而痊可之故[19]。当时“太子党”外，尚有皇子诸党。其最著者为“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是已，彼此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无有已时[20]。不有太子，无以阻阿哥之野心。明诏欲于诸子中推举一人[21]，昭然若揭。储贰之位未正，诸子党争尤烈。圣祖未逾年而再立太子，即所以弹压诸子之党，去其觊觎之念；而以一切暗中构煽，悉推之索额图父子，盖以主动罪索之子孙，而废太子为被动耳[22]。
苟明乎此，则太子再立再废之故，不难迎刃而解。何则？盖再立太子，不特不能解诸子之党，反而加深太子之党，主动被动，合为一体[23]，图谋不轨，日甚一日，故谕中有云：“允礽……与恶劣小人结党……但小人辈惧日后被诛，倘于朕躬有测之事，则关系朕一生声名”；“数年之间，隐忍实难”；“今众人有两处总是一死之言”[24]。洵以“皇帝”一念，横亘胸中，于是父子之间亦不能相容，圣祖年逾六旬，盖世猜雄，于此则束手无策[25]。自是太子再废之后，无复有敢言之者，王掞、朱天保等请立东宫之得罪，徐倬“道贵堂类稿”“应皇太子教”诗及朱彝尊“曝书亭集”青宫再建诗之削去，即其明证[26]。
2.允祀之阴谋
皇八子允祀希冀为皇太子者久矣，与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祯（即允禵）结为死党[27]。其聚集党羽，欲杀害太子，早始于太子未废之前，且有势将及于圣祖之虞，是即所谓张明德谋刺之案，由皇长子允禔告发之[28]。其实允禔何尝不有希冀皇储之意，故拘禁太子时，竟有“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之奏[29]。争夺之烈，骨肉相残，有如是者！只以皇三子允祉告发喇嘛巴汉格隆为允禔厌胜太子事，帝斥其行事比废太子更甚，计不得售，不得不与允祀结成一党矣[30]。
太子既废，诸子觊觎之志加剧，而谋害之念如故，性命可谓危殆之至[31]。诸党以允祀为最横，皇子自允禔、允禟、允祯、允（原字为左示，右我）[32]而外，满大臣有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辈，汉大臣有王鸿绪辈[33]。声势之大，党羽之众[34]，莫能与之抗衡。平日沽名，传播众口[35]。办事之材，诸大臣无出其右者，即圣祖及世宗亦尝称誉不已[36]。故东宫之废，以为舍我莫属，俨然以皇太子自居[37]。先之以允禔之推荐，及事败露，允祯至以死保；继则满汉大臣为之荐奏[38]，复被黜落；其铺谋设计，都成泡影。岂真以“身婴缧绁……母家微贱”而致落第耶？[39]
细案之不然。此次推选太子，允祀之所以失败，其咎似在马齐一人。自表面观之，马齐固亦祀党，决无破坏之理。乃马齐起自微末之员，纯系贪得之人[40]，蹿至高位，图谋专擅，必先已探得消息。不然，帝何以有“勿令马齐预之”[41]之谕？及其所举皆同，无一异议才，不得不招圣祖之疑，反复究问，查出马齐必系暗通消息之人[42]。盖圣祖属意于允祀，确已胸有成竹。读四十七年之谕：“今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与四十八年帝自谓：“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允祀，默喻于众”；及上谕云：“马齐……乃潜窥朕意而蓄是心，殊为可恶”[43]，则知帝心目中之皇太子，舍允祀其谁？参以允祀落选之后，而佟国维犹以“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为言，尤可证也[44]。惟帝以大权在握，不能旁落[45]；于是允祀之图谋大位，竟由马齐一手断送。
五十一年太子再废后，圣祖绝口不谈此事。允祀辈果能为之绝念乎[46]？此又不然。证之五十三年谕云：“允祀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及雍正二年上谕：“伊等结成朋党，竭力钻营……巧行贿赂，收服人心……偏置耳目，以愚弄人。专欲待间乘时，成伊大志”，与夫允禟寄书允（原字为左示，右我）内称：“事机已失，追悔无及”云云[47]。可见圣祖储位尚虚，则诸子之野心不死，固昭昭然也。
帝之所以始欲立祀而中变者，固惧大权之旁落于大臣之手，尤患重蹈允礽之覆车。诚如上谕所云：“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允祀者……不然，朕日后临终时，必有将朕身置干清宫，而尔等执刃争夺之事也……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允祀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48]。则允祀之不得立与太子之再废，实同一命运。
3.世宗之继承
雍正元年（1723年）上谕内阁：“朕在藩邸……皇考知朕中立不倚，断无杀戮之事，是以命朕继承大统”；同年又谕：“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继承统绪”；此外屡言：“历年身居藩邸，享安闲之福”；“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死生利害，听之于命”；“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不特不与人结仇，亦不与人结党”[49]。据此知世宗之继承，纯出于圣祖一人之授与，似已无疑义者矣。
夷考其实，则大不然。雍亲王之为人，“喜怒不定”四字，足以定评；“戒急用忍”，尤其天性险诈，似远出诸阿哥之上[50]。试举一二例以证之：平昔小心谨慎，能体父意，殷勤恳切，竟获“诚孝”之美名，固无论矣；太子初废，目击诸邸公然角逐，乃反其道而行，阳若不争，且为之保奏，复得“伟人”二字之褒语[51]。不特此也，且于众前强辩其无此奏[52]。非矫饰之人，不克臻此。果友于兄弟，何以圣祖在日，有“二阿哥恐有妨于己，遂至以非理相加”之事；又何以太子临死，有“二阿哥断不可放出”，及其既死，有“其身若在，仍属负罪之人；今既如此，其罪已毕”之语[53]？真情忽吐，乃知其阴险诈伪之极，不能矫饰于平时。
若谓雍邸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又无结仇结党之事，谁复信之？虽世宗尝自为之辩曰：“倘如伊等营谋，朕亦不让伊等；伊所纠合之人，朕岂不能纠合？伊能市恩小义之名，朕岂不能邀取？朕素无此志，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祀也”；又谓：“朕在藩邸，甚恶此风（指朋党），断不为其所染。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54]。一概推托，且举允祀为证。而不知其结党邀名，与诸阿哥如出一辙，且有过之无不及。观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上谕明云：“沈竹、戴铎乃朕藩邸旧人”，而四年八月三十日上谕竟云：“巴海、戴铎、沈竹皆八阿哥属下之人。”[55]似此推诿，可谓欲盖弥彰。更证之以阎若璩之客于雍邸，几为当时掩饰殆尽，终难逃后世明人之勘断也[56]。
雍邸之腹心，自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为最[57]。倚赖之深，信任之专，始终如一，人莫能与之抗。鄂，满洲也；李，汉人也；田，汉军也[58]。世皆知田曾为藩邸之“庄头”，乃上谕于擢用田之原委，竟谓：“朕在藩邸时，不但不识其面，并不知其姓名”，其谁欺乎[59]？此外藩下人有年羹尧、傅鼐、博尔多、诺岷、戴铎、沈廷正、沈竹、金昆、黄国材、黄炳、魏经国、常赉、官达[60]辈，皆在康熙时，各为总督、巡抚、提督，遍布于四方。而上谕云：“朕在藩邸，懒于交接”[61]。不知由马尔赤哈之荐，于园中一见蔡珽，即加优礼；复由蔡珽而拔用李绂[62]，非广事交接结纳羽党而何？他如与禅僧相接，致后来有“密用僧人赞理”[63]之流言，岂偶然之故哉？此其所以登极二年之后，犹谆谆谕以：“尔等应以大统视朕躬，不应以昔日在藩之身视朕躬也”，及“诸宗室家毋妄与外边汉人来往。……伊等但诱人多事，从中侥幸得利，遂其志愿。尔等敬识之。”[64]若非亲身经历，何能深悉情伪以为丁宁告诫如此？
雍亲王既结党邀名，亦不可谓不“僭越”矣[65]。潜萌希冀，预谋攘夺，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以能于圣祖晏驾之日，安然绍承大宝者，隆科多一人之力为多。盖隆时为步军统领，身操警卫京师之兵权，然则榻前受命，口衔天宪，谁敢不从[66]？上谕所云：“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授受之际，太平无事”，[67]虽平淡数语，最能探出当时消息。何以征之？圣祖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戌刻崩于畅春园，亥刻回都，是夕铁骑四出，用以弹压[68]。翌日之命，在内以马齐、降科多总理事务，在外以年羹尧代理允禵西陲军务[69]。马固祀党，反复构煸其间，卖祀求荣，任马即此以制祀死命；隆、年俱兵权在手，任隆、年即足以控制反侧[70]。故能“中外敉宁”[71]，此即所谓“太平无事”也。至十六日宣读遗诏，并未宣布汉文，而以“宣读清字诏书……即与宣读汉字诏书无异”为谕，良足以骇天下人之听闻[72]。此即所谓“一言而定”也。观其监事之周密，即事前之深谋可知。乃以轻言细语了之，深心人作浅语，固知其语更深。虽巧不可阶，其如难逃天下后世之明鉴何！
后来种种传闻，散播人口，并非事后野人之语，如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之传说[73]，岂皆祀党所能捏造？证之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之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