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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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但它又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首先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其次是瓦解了士绅阶层，却造成了新知识群体的边缘化；再者是推动了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却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最后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的后果。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废除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举不久曾发表评论道：“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1尽管他没有具体说明“可惊可骇之奇效”指的是什么，但后来发生的事实印证了其远见卓识，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就是有力例证。
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魏晋以前儒学与皇权的结合还是比较松散的，而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将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学与国家的铨选制度即科举制度揉合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时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答案。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官学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与其精神支柱--儒学之间的进一步结合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机制，从而在制度上解决了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问题。早在元代的李世弼便道出其精微所在：“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2这样，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共同法则和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顿时被打破。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鼻祖，“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在二十世纪初遭到人们猛烈的抨击，斥其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尔后，人们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4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涌起，传统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民主与科学大旗在神州高扬。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5
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小学停止读经和大学取消经学科，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钱玄同指出“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6顾颉刚也指出我们现在“治经学的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7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经学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们喊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8后来出现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延续。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大门。
二
士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联。科举制度的产生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阶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瓦解了这个阶层并催生了新的阶层。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绅士群体的产生机制不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也由单一变为多样，由必然变为偶然。科举制度原来是举国知识精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科举制度的废除则从此使“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9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政治与王朝的人身依附，成为新的法律制度下的自由职业者，出现自产生以来最彻底、最深刻的变化。我们发现，在清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户口职业项目常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士是一个独立的职业项目；而在民国年间所编的地方志中，士不再成为一个单独的职业项目，如在《阜宁县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项，这些职业基本上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划分的。这反映了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消亡。“士”的消失则意味着四民社会的彻底解体。这是科举制度废除的一个重要后果。
科举制度的废除又催生了新的知识群体，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出一个新的士绅集团。新士绅是传统的士绅群体向新知识分子转化的一个过渡性群体，兼受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据有关研究表明，自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废科举之后，士绅群体中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说有近30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10另一方面是以新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始于戊戌维新时期，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创办，其队伍迅速壮大。
必须指出的是，科举制度不只是一种官吏考诠制度，而是一种包含着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制度，更是一种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雇佣、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制度。废科举后，新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因之失去制度保证，不少人被摒弃在政治权力之外而被边缘化。这对怀抱经世目的、现实政治关怀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譬如好谈政治的胡适发出了“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呐喊，五四运动的猛将傅斯年立志“要以教书匠终其身”，曾以“治世能臣”自喻的丁文江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而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因不能直接参政议政，不少读书人只好发挥坐而论道的长处，有些人连论道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苟活于世。于佑任曾对冯玉祥说过：“在中国，只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11这廖廖数语道出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悲惨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