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贫傲世，猛志长存——陶渊明晚年思想心态剖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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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宋易代之际, 世事纷扰, 如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魏晋清谈之关系》中所言, “时移世易, 又成来复之象, 东晋之末叶, 宛如曹魏之季年”。在新旧鼎革的历史关头, 何以自处, 士大夫必须做出选择。此时, 已远离官场, 归隐田园十馀年, 又年届六旬的陶渊明, 对社会人生抱有何种心态, 是值得探询的。学术界常常有一种看法, 认为陶渊明在归隐之后, 心情日益趋于平淡, 即便有苦闷, 亦只是由追求与自然合一时的内心冲突所致, 且越到暮年冲突就变得越微弱。愚意以为, 这类观点, 似乎过于轻看了晋宋之际政治时事对陶渊明这位感诗人内心所造成的冲击, 亦多少忽视了其躬耕生活所遭遇的种种艰难困苦给诗人精神上带来的重负。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陶渊明集中那些所谓“金刚怒目”之作, 大多写于他的晚年, 这多少透露了陶渊明“如何蓬庐士, 空视时运颓”的心路历程。所以, 可能更合符实际的情况是, 陶渊明在晚年的人生和政治态度, 恰与他中年时的“平淡”相反, 是相当激烈和不妥协的。萧统《陶渊明传》载:
（渊明）躬耕自资, 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 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粱肉, 麾而去之。
按檀道济为江州刺史是在元嘉三年五月, 其时晋宋易代已历五载, 渊明则年过六旬, 老病贫困弥加。其拒绝檀氏馈赠一事, 正显示了他的上述态度, 亦即坚决维护一个贫者的尊严并始终不与刘宋新贵集团合作。所以清人顾易作《柳村谱陶》，因此事谓渊明是“姜桂之性, 到老愈辣”。而直到渊明辞世, 这样的态度都未或之改。
就今天大致可以确定其写作时间的陶诗来看（主要参考王瑶辑《陶渊明集》、逯钦立辑《陶渊明集》、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清·顾易《柳村谱陶》、丁晏《晋陶靖节年谱》中的系年），陶渊明晚年之作, 大致包括《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岁暮和张常侍》、《咏贫士》、《杂诗》之一部分、《有会而作》、《乞食》及《拟古》、《述酒》、《饮酒》、《读山海经>》、《咏三良》、《咏二疏》、《咏荆轲》、《挽歌辞》等数十首, 这些诗有不少都对社会和人生表现出一种抗愤。我们可以从其中所显示的陶渊明对贫困和易代两方面的态度来进行分析, 以便具体说明诗人晚年思想行为的激烈。
一
诚然, 陶渊明在归隐之后, 确实有一段时间因为“矰缴奚施, 已卷安劳”（《归鸟》）而感受到“日夕气清, 悠然其怀”（同上）的超脱与宁静, 为此而创作了许多表现“众鸟欣有托, 吾亦爱吾庐”之情的愉悦诗篇。可是随着生活环境的恶化, 其冲逸淡远的心情也发生了变化。在渊明五旬以后所写的《与子俨等疏》中, 可见这种变化的端倪。疏中言：
少学琴书, 偶爱闲静, 开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 时鸟变声, 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 遇凉风暂至, 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 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 机巧好疏, 缅求在昔, 眇然如何！病患以来, 渐就衰损；亲旧不遗, 每以药石见救, 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 每役柴水之劳, 何时可免? 念之在心, 若何可言。
又有“吾年过五十,……性刚才拙, 与物多迕, 自量为己, 必贻俗患，僶俛辞世, 使汝等幼而饥寒”等语。从这些文字中, 可以看出陶渊明归隐之后, 从怡然自得渐次到贫病相袭, 心意难宁, 相对宁静的生活遽告消逝的一段历程。大致五十以还, 现实生活中有三方面的困窘不断袭扰渊明：一为旧疾，陶渊明少罹痁疾, 向立以来, 多游宦之劳; 归耕之后, 有农作之苦, 以至五十甫及, 旧疾转剧。友人颜延年诔中言其“年在中身，疢维痁疾”，渊明诗中, 有“负疴颓檐下, 终日无一欣”（《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气力渐衰损, 转觉日不如”（《杂诗》）等句, 可见渊明长期为二竖所苦的情形；其次则是诸子不能成立的疚怀，据疏中言, 因家道艰难, 渊明诸子虽幼, 却不能免受饥寒, 且不得不充任薪水之劳, 其生长条件可知。渊明《责子诗》中, 有述诸子粗劣无文之句：“虽有五男儿, 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 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 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 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 但觅梨与栗。”以陶渊明的人品学养, 诸子本不难受到较好的文化熏染, 然而竟顽劣如是, 究其缘由之一，当是因诗人劬劳生涯, 无暇多顾及儿子之教育, 而诸子亦须承担劳动，不能全力向学, 以至老大无成。就儒家重视家族延续的传统价值观而言, 儿孙不立, 无疑是人生的一项缺失, 渊明贤者, 对此亦很难释然。他表面上虽以一种达观的态度, 将其归之为“天运”，以“且进杯中物”来自慰, 但实际上对儿子家人的负疚感，却是他时常“念之在心”的；困扰之三, 即来自生活的贫匮。渊明归耕之后, 家道日落, 所居浔阳一带, 战乱不断, 比年又频遇水旱风虫回禄之灾, 最初尚能园田草庐, 悠游卒岁，终则年老力衰, 衣食无继。所谓“倾壶绝馀沥, 窥灶不见烟”、“夏日长抱饥, 寒夜无被眠”、“屡缺清酤至，无以乐当年”一类诗句, 无疑是陶渊明晚年贫居而少饮酌之欢生活的真实写照。而贫困, 也构成了对渊明晚年人生态度的最大考验。
这一时期的陶诗对贫困处境的描写, 往往是非常具体而微的。此点和陶渊明中年时期的诗作鲜有直接渲染贫苦生活的情形, 形成相当鲜明的对照。兹以渊明的最后一首劳作诗, 作于义熙十二年的《丙辰岁八月于下潠田舍获》为例:
贫居依稼穑, 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 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 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 泛随清壑回, 郁郁荒山里, 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 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 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 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 聊得从君栖。
《柳村谱陶》于此诗下按云：“公自躬耕抱疾, 至此垂老而犹作苦, 然《晋传》云‘不营生业, 家务悉委之儿仆’，当是年愈高而疾愈剧, 亦不能复作苦也。此后获诗亦不再见。”仔细体会诗中之味, 不仅与渊明早岁及归田之初所作的同为叙写劳作和田园感受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归园田居》五首等迥然有异, 甚至和他五十岁以前作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中获早稻》诗中的情调亦有区别。《怀古田舍》《归园田居》诸诗, 对平凡的田家生活, 尚怀有一种新鲜的憧憬。其有关的诗句如“秉耒欢时务, 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 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 即事多所欣”、“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等，多少有一点“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的士大夫意趣。而“长吟掩柴门, 聊为陇亩民”等句中还可以看出诗人是借矢志躬耕来表明一种人生选择, 并非仅言劳作感受, 其基调与丙辰岁获诗不同自不待言；《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作时, 渊明已在多年躬耕中备尝劳作的艰辛, 故诗中所言, 皆实在语, 性质上与丙辰八月中获诗最为相近。然而后者在平淡中表现出的深沉哀苦, 却为庚戌岁诗所不及。如丙辰岁诗一开首的“贫居依稼穑”四句, 与庚戌岁诗“人生归有道, 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的开头相比, 已不再仅为选择了某种正确的人生之道而自感满足。现实生存的需要, 已令诗人将对至道的追求, 演化成为一种无须任何炫耀夸饰的平淡无奇的日常劳作。实际上, 由于诗人生活处境的恶化, 丙辰岁诗中写到的劳动,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苦：为了收获，“姿年逝已老”的诗人, 中夜即起, 坐以待旦, 虽为此而颇为难得地获得一饱, 但一天的劳动却是很不轻松的，要驾舟穿过蜿蜒的水道, 进入荒凉的山中, 随着清怨的猿声体会一种“常恐负所怀”的深忧。而且在庚戌岁获稻诗中, 当诗人“四体诚乃疲”时, 尚可“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颜”，而此诗中却已全然没有饮酒解乏的描写, 足见此时渊明家境日贫, 多劳少欢的景况。分析起来, 在渊明最后的这首描写他亲自参加劳动的诗里,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渊明欲借躬耕而实现的道德理想追求, 已经到了一种豪华落尽的自然阶段, 而另一方面我们则不得不看到诗人艰辛的劳作也确实因受到生活现实的驱迫, 多少丧失了一些审美的愉悦性。
如果说这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对渊明贫苦生活的表露尚不是十分直接, 那么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及《杂诗》“代耕本非望”等诗中, 陶渊明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这一时期困窘的景况和不无矛盾的心情, 其对人生的感慨也是很深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云:
天道幽且远, 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黾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 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 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 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 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 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 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 钟期信为贤。
此诗回顾了诗人归耕以来, 特别是义熙四年遇火之后举家艰困的生活, 其情调的悲苦远过于以往的作品。诗人内心对天道不明和自己的命途多舛深有所感，古语云：“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渊明“结发念善事，黾俛六九年”却遭遇如此, 他对天道是有深刻怀疑的, 对身后之名, 亦愈加视之淡然。像“慷慨独悲歌, 钟期信为贤”这样的诗句, 包含的心情十分复杂, 其中, 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渊明在贫居躬耕中感受到的人生孤独感。这种孤独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诗人个人与外部社会（甚至还有自然）的对立, 它们不仅表现为贫困的煎熬, 也表现为时运的相逼。在此时作的《岁暮和张常侍》一诗中, 同样可隐隐看出渊明心中的“孤凄”：
市朝凄故人, 骤骥感悲泉, 明旦非今日, 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阔哉秦穆谈, 旅力岂未愆！向夕长风起, 寒云没西山, 厉厉气遂严, 纷纷飞鸟还；民生鲜长在, 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 无以乐当年。穷通靡攸虑, 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 履运增慨然。
此诗据王瑶先生意见，“写市朝变化, 风云严厉, 最后抚己履运, 不胜感慨；当为戊午（四一八年）岁暮作”，诚然。而诗人感伤的“岁暮”，除了代表自然界的寒云朔气, 严冬将至外, 尚有多层寓意。就人生而言, 诗人此时已五十四岁, 进入暮年,体气渐衰, 华发早生, 又贫馁无酒, 生计少欢。因而追忆年华，抚念平生, 对岁暮的感慨, 也就是对自己生命价值消逝的伤感。象“明旦非今日, 岁暮余何言”的怆然无奈, 表明渊明此时的心境, 已不完全似当年《形影神诗》“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那样的平和超脱。尤其此诗本作于义熙末年, 正值晋宋交替, 多事之秋, 恰是一个朝代的“岁暮”。孔子云“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渊明诗中有“芳菊开林耀, 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 卓为霜下杰”之句, 都是寓含了士君子在风霜凌厉的叔季之世或岁暮之时应坚守的做人原则。渊明在义熙末年辞尚书郎不就, 即是他在“岁暮”所持操守的具体表现。然而大致同时, 陶渊明的许多友人故旧如殷景仁、颜延之等却纷纷入朝，成为新贵, 甚至与渊明同号“浔阳三隐”的周续之, 亦不耐寂寞, 应刺史檀韶之请, 出而讲《礼》，为统治者粉饰太平。世路多歧, 良可哀悯, 所以诗人有关“岁暮”的深沉感慨, 不仅仅是“忧生”，亦因目睹了此时此际人情世态的沉浮变幻而有很强烈的“忧世”之意。“向夕长风起, 寒云没西山。厉厉气遂严, 纷纷飞鸟还”的诗句, 深刻表达了诗人在肃杀的时气下, 有感于多少流俗之辈, 如草向风, 随世俯仰, 在权势面前, 不惜放弃人格操守和一向的处世准则, 竞为随阳之鸟, 追逐稻粱。而那些真正能在厉厉严寒, 众芳芜秽之时葆有一份岁寒之心的坚持理想之士, 唯有孤独寂寥, 独守困穷而已。所谓“抚己有深怀, 履运增慨然”的苍凉况味, 千载之下, 犹可感知。
分析起来, 此时渊明之心, 并非静如止水。贫馁与世事的变迁成为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 在他心里也激起一些矛盾与冲突, 如《杂诗》“代耕本非望”中所写，“代耕本非望, 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 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 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 粗絺已应阳。正尔不能得, 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 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 且为陶一觞。”诗里的失意感慨, 体现了正直守道的诗人的一片愤世之怀, 也是他对以往人生的一次带有疑虑的总结。而陶渊明对此表现了何种反省思考，则可以从他的《咏贫士》七章中得到答案。
《咏贫士》七首写作的时间, 从第一首中“朝霞开宿雾, 众鸟相与飞”及第二首中“凄厉岁云暮”的诗句来看, 大致应与《岁暮和张常侍》同时或稍晚。具体而言，当是在义熙十四年下半年到元熙元年, 刘裕先后封宋公、宋王, 建立宋台, 大批趋势的晋臣竞相为其僚佐的这段时间之内而不会晚于刘裕代晋成功, 东晋群臣已别无选择地成为新朝官僚的永初元年。时诗人年在五十五岁左右, 王瑶先生称这组诗是“渊明晚年咏怀之作”。
的确, 《咏贫士》是表现渊明后期生活态度的极重要作品。纵观渊明一生, 曾经经历了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这中间, 不乏一些重大的选择关口。自二十九岁初仕郡职, 十馀年间, 渊明是在仕与隐, 用志不遂和禄仕求生间徘徊, 最后终于在义熙元年赋归, 作了“遂尽介然分, 终死归田里”的抉择。在此之后, 大致从不惑到知命之间, 渊明耕作田园, 家境尚可, 世事且无大变, 所以诗人亦能“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颜”，享受一种宁静坦然的心情。义熙后期以还, 渊明贫病相寻且家国多事, 新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极尽利诱拉扰之能事, 所以有义熙末朝廷征渊明为著作郎之举。面对“纷纷飞鸟还”的时代气候, 渊明的人生又到了一个选择关头, 如果要改变初衷, 此刻对渊明或许是最后的机会。渊明就在这时写了《咏贫士》七首, 在剖白了内心一度有过的矛盾怅惘之后, 藉对古贤的歌颂, 表明了他此时的人生态度。从诗中“何以慰吾怀, 赖古多此贤”和“人事固已拙, 聊得长相从”等句, 可看出《咏贫士》在性质上, 既是诗人在贫困生活中的自解自慰之作, 又是诗人在非常之世的见心明志之篇。
具体而论, 第一首“万族自有托, 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 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 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 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 已矣何所悲”，是以比兴象征之法, 委婉写出当时之时势, 并借“迟迟出林翮”的意象, 表现了诗人内心因守道独行, 世无知音而感到的无限孤寂。不难看出, 此诗与《岁暮和张常侍》诗意有一些相通之处, 同样显示了渊明精神上的某种孤独苦闷。
第二首“凄厉岁云暮, 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 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 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 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 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 赖古多此贤”中, 诗人真切地描写出了岁暮时贫士生活的惨淡。如前所析，“倾壶绝馀沥, 窥灶不见烟”正是诗人自身贫苦生涯的真实写照。“诗书塞座外”二句, 隐隐暗示了诗人在艰困的处境下, 对素所深研的传统圣人之道似乎亦有了某种暂时的怀疑与迷惑；“闲居非陈厄”二句, 更表现出一种内心的不平。盖孔子当年绝粮, 不过暂厄于陈, 而子路愠见, 已为“君子亦有穷乎”愤愤不已；渊明则于“闲居”中经年长贫, 终日抱饥, 心中的愤然当然是有过于子路的。而在诗之末尾, 诗人却将内心的愤懑转化为对前贤风范的追想, 并以此使自己得到慰解。
从第三首到第七首, 诗人即逐一举出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等古近贤人, 从各个不同侧面阐述君子固穷之节, 实际上也对自己的人生信念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和肯定。在这些诗中, 渊明既咏贫士, 又写自己, 许多辞句不仅是揄扬前修之言, 更是夫子自道之语。象第六和第七两首诗, 一写后汉张仲蔚, 穷居陋室, 不事交游，“介然安其业, 所乐非穷通”；一写后汉黄子廉, 弃官贫居, 妻儿冻馁, 而“惠孙一唔叹, 腆赠竟莫酬”，不受他人施舍, 与渊明的为人经历何其相似；而“弊襟不掩肘, 藜羹常乏斟”（第三首）“刍藁有常温, 采莒足朝餐”（第五首）这类描写, 亦为渊明日常生活所不免。在这组诗中, 还有许多以反诘问答形式出现的句子, 如“岂忘袭轻裘, 苟得非所钦”（第三首）、“岂不知其极, 非道故无忧”（第四首）、“朝与仁义生, 夕死复何求”（同上）、“岂不实辛苦, 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 道胜无戚颜”（第五首）、“谁云固穷难, 邈哉此前修”（第七首）等等, 不仅显示了诗人以固穷自励的坚决信念, 在一个侧面, 也说明诗人在选择谨守固穷之节时, 内心并非毫无曲折, 最终, 是深厚的儒学思想修养和崇高的道义精神, 帮助了渊明以一己之力与传统和流俗相抗。
综而言之, 《咏贫士》七章确实体现了陶渊明晚年思想心态的一个层面和一种状况, 这就是其思想中因为面对晋末社会的世风趋下与自身之老病穷愁而激起的层层波澜, 种种疑惑, 通过对古代固穷的贤人君子的标举认同而得以平抚慰解。此后他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固有的人生信念, 进而还将中年以来对穷达、贫富、贵贱视之如一, 不喜不惧的淡然冲和风度, 微妙地变为摒弃荣贵, 以贫自傲的高傲孤洁心态, 更不希冀世人的理解。由于这种以贫自傲的心境, 渊明在晚年的诗作里, 从不讳言自己的贫窘之状, 一方面不以乞食为耻, 另一方面则对权势的施舍不屑一顾。其晚岁所作的《有会而作》和《乞食》二诗, 很清楚地表现了这一倾向。《有会而作》诗云:
弱年逢家乏, 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 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云暮, 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 非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 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 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 在昔余多师。
《乞食》诗云:
饥来驱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 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 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 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 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 冥报以相贻。
据王瑶等先生考订，此二诗大约同时作，时间是在元嘉三年年底，当时陶渊明屡遇年灾, 生活最为困苦。史云其“偃卧, 瘠馁有日”，即是此时, 而拒绝檀道济的粱肉之赠, 亦在此时。《有会而作》中的“菽麦实所羡, 孰敢慕肥甘”，就是诗人对檀道济之辈的一个似委婉实尖锐的回答。从诗中可以看出, 诗人拒受粱肉的含义, 不仅仅在于因政治上反感刘宋新贵集团而不欲与之过深交往, 更主要的是表现了身处贫贱而粪土王侯的诗人，在当时尤其刻意标持的一种贫者、饥者的骄傲。檀道济之流以权贵的身份, 借粱肉的馈赠渎犯了渊明的这种骄傲与尊严, 自是渊明所深耻而不能容忍的。所以渊明对此的反应异常激烈，“常念粥者心”四句颇为愤然的反语, 表达了诗人对于古之饿人不食嗟来之食而宁愿蒙袂而死一事的深深感叹, 并借此将自己“固穷夙所归”之志昭示于世。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 陶渊明虽拒受权势施舍, 却不辞于饥馁之极时向里人乞食, 并且还在诗中细致入微地描述自己乞食的经过。《乞食》诗“饥来驱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门拙言辞”之语备极生动, 完全刻画出了一位年老疲惫的诗人为饥所驱, 叩门求食的那种恍惚、羞涩的神态。而渊明在诗里坦然无忌地写出这一切, 可见他心中并不以此为耻。实际上, 在渊明看来, 一个在污浊之世坚持高洁理想人格的贫士, 困苦饥寒, 在所不免。为了维持生存而接受善良的下层人民帮助, 乞食乡里, 受恩“漂母”，又何足病。唯有腆受权贵施舍, 隳节易行, 丧失固穷的品德, 这才是真正的可耻, 是对理想人格的玷污, 在此方面, 不容有丝毫的妥协。渊明晚年诗之“说固穷多”（方东树语, 见《昭昧詹言》卷四），此点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本质上看, 魏晋以来, 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反抗避世之举有多种多样。酣饮者以酒傲世, 佯狂者以狂傲世, 其本心, 都是藉此不与昏暗之世合流, 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陶渊明在暮年笃守固穷之节, 并用一种相当激烈的态度来刻意维护, 亦可称之为以贫傲世, 同样是为了在一个世风衰替, 道义无存的社会里, 保持自己高洁的自我人格。较之嵇阮等前贤, 渊明所为, 可谓方式不同而其道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