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之三）(一)
详细内容
5.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研究
军事是一个传统课题，近期陆续有多种专着问世。郦纯撰《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全5册，中华书局，1982），考订和叙述甚详， 优于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海海燕书店，1949），不足之处是单纯研究战争史，且理论分析较略。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共分“战争”和“军事”两编，上编专论影响乃至制约太平天国战争胜负的战略行动和重大战役，下编探析太平军的领导体制与军队编制，以及军纪、训练、武器装备、后勤保障、阵法与战法、战略、军事思想等，内容更为系统全面。作者认为：“综观战争的全过程，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将士们，在战术运用方面，可谓灵活多变，得心应手，呈现出一幅瑰丽多彩的画卷。在战役指导方面，虽有‘得意之笔’，但从总体上看，仍显得有些机械、呆板，缺少灵活应变的能力。尤其在战略指导方面，则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重大决策屡屡失误，终于导致战争的最后失败。”（注：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420页。）这种分析很有启发意义。
北伐和西征是太平天国在定都之初相继发起的重大战略行动。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史》、朱哲芳《太平天国西征史》（合订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分别就这两大战役的具体过程，包括其战略、战术的得失，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关于太平军北伐失败的具体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定都天京，太平军便不倾全力或以主力北伐，导致北伐军孤军深入，最终全军覆没。张守常则分析指出，导致北伐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建都天京和孤军深入，而是在于天京领导层的决策失误，首先表现为指示北伐军快速前进，直取北京，忽略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壮大自己力量和政权建设；其次是命令北伐军在攻取北京之前“先到天津扎住”，结果北伐军屯扎独流、静海三个多月等待援兵，自动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这就成为太平军北伐从胜利推进到终归于失败的转折点”（注：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史》，1—13页。学术界对建都天京与北伐之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在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一书中，牟安世指出，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后，未倾全力北伐，错失了攻取北京的良机，进而认为建都天京是太平天国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1963年，茅家琦、方之光刊文对前说提出质疑，认为从全国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正确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建都天京，据长江之险，分攻东南，徐图北伐；牟安世撰文回应，力持己说（详参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80年代初，学术界再次就此展开讨论，但仍然未能取得共识。）。这一论断较有说服力。
安庆保卫战是关系到太平天国后期整个战局命运的一场生死决战。张海鹏从湘军的角度剖析此役，认为湘军取胜的原因在于客观估量军事形势，正确决断战略方向；总结失败教训，灵活运用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中心的各项战术原则；统一调度与协同作战（注：张海鹏：《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近代史研究》1988年5期。）。 这种分析深化了人们对太平军此役失败原因的理解。王建华则考察了太平军二破清江南大营一役，认为导致江南大营溃败的最直接原因是欠饷问题；李秀成“围魏救赵”计略之所以奏效，与何桂清出于与曾国藩争夺浙江地盘的考虑，有意阻滞江南大营援浙部队的行动有很大关系（注：王建华：《关于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几个问题》，收入《历史与社会》1辑，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80—190页。）。 张铁宝首次考订出天京重要堡垒地保城的确切地点和范围（注：张铁宝：《天京地保城考略》，《江海学刊》1986年3期。）。舒翼、 沈渭滨等学者对太平天国军事史也颇有研究，兹不一一详述。
外交是早期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相关论着主要局限于探讨太平天国的反帝斗争。这一情形在近期有了很大改观。茅家琦在该课题研究上最有成就，所著《太平天国与列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是其旧着《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增补本，写得颇具功力。该书在利用、参考大量西文资料和论着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太平天国与西方朝野交往、接触的历史，以及后期太平军与外国侵略军交战的经过，并探讨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对外经济往来，英、法、美等列强“中立”政策的实质及其演变，分析了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得失。作者在书中重点阐述了两个论点：一是认为当时英国侵华的主旨是扩大通商利益，包括鸦片贸易和正常商品的贸易，而俄国侵华的主旨则是侵占领土；二是认为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失误在于未能利用清王朝与列强之间的矛盾，阻止两者互相勾结反对自己。
王庆成则对太平天国的国际观念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宗教、伦理思想有关，有着特别的含义。他指出，太平天国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无近代的国家主权观念，从宗教上的“天下一家”理论出发，他们一方面对西方国家持友善态度，引对方为打击清政府的同道，另一方面，又与传统的天朝大国思想相混合，奉洪秀全为“万国真主”，从而难以为西方各国所理解和接受。他认为，即使太平天国在国际观念上没有缺陷，也不会改变列强既定的外交投机政策，而“光复全部疆土，不能弃寸土于不顾”和“我争中国欲想全图”的强烈使命感，最终引导太平天国做出了反侵略的业绩（注：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观念》，《历史研究》1991年1期。）。此外， 关于太平天国的对外军火贸易和太平军中的外国雇佣军问题，近年来也均有专文进行了探讨（注：许金芳：《太平天国对外军火贸易的探讨》，《安徽史学》1993年2期；夏春涛：《太平军中的英国雇佣军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5期。）。
经济研究在近期续有进展，其扛鼎之作为郭毅生着《太平天国经济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该书系作者据旧着《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修订扩充而成，分别探析了太平天国经济制度和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洪秀全的经济思想，《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内容和性质，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施，后期两种并行的土地政策，“着佃交粮”制问题，田赋与税收政策，商业政策与货币。对于一些较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均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关于“着佃交粮”制问题，作者分析指出，该政策在前期就已付诸实施，后期则在苏、浙两省的许多县镇广为推行，“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创举，是它区别于历代封建政权土地政策的重要特色”；鉴于佃户纳粮后不再向地主交租，加之通过领取“田凭”获得了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变相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此，该政策“是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破坏”（注：详参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238—282页。罗尔纲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
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摒弃了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期间视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之先声的说法，在认识上渐趋一致，认为洪秀全反孔主要是出于独尊上帝的考虑，并不意味着其反封建斗争的深化。其中，王庆成就太平天国对儒学态度的演变及其影响做了详细分析，认为在1853年以前，太平天国并没有否定和打倒孔子，相反，对孔子和儒学还相当尊重；定都天京后，洪秀全转而否定儒学，排斥古人，进行一种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反孔，这可能与他个人的心理经验有关，试图造成在独尊上帝的旗帜下前无古人的局面；在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后，洪秀全被迫下令停止焚禁古书，规定四书五经待删改后仍准阅读；杨死后，洪禁绝儒学的态度虽小有松动，但基本上仍坚持到底，遂使太平天国较难吸引知识分子，人才匮乏，成为导致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曾有学者据曾国藩致刘蓉书中“粤匪去冬未平，且复加厉。所睹四书，当以奉诒”等语，断言太平天国出版过删改本“四书”。王庆成根据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收藏的刘蓉契据残片，考订出“睹”应作“赌”，“所赌四书”指曾、刘二人为分析时局而互相打赌押注的四种书，与太平天国曾否出版四书毫不相关，认为太平天国从未出版过四书五经（注：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379—398页。）。
6.典章制度研究
太平天国有着一整套较为系统周密的典章制度。该课题研究虽然一直受到重视，但由于难度较大，故直到近期才陆续有一批总结性研究成果面世。郦纯撰《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初版，中华书局，1989年第二次修改本），探讨了太平天国的经济措施、官制军制、乡官制度、赋税制度、供给制度、教育考试制度、城市组织等，是最早一部较为系统的典章制度研究专着，但缺漏尚多，尤其是在头绪繁杂的官制研究方面。近十年来，华国梁、盛巽昌等学者拾遗补阙，就官制撰刊了多篇富有创见的论文。例如，华国梁通过考辩陈玉成封官受爵的经历，探讨了太平天国官制的变化规律，认为“前期级别简明，升陟有制；后期级别繁多，迁调无定”；另考证出太平天国后期的官爵等级共划分为5等24级，认为官员等级的增加与官员的冗滥互为恶性循环，导致官僚化日益严重，办事效率低下（注：华国梁：《陈玉成官爵考》，收入《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507—519页；华国梁：《太平天国的官爵等级》，收入《太平天国史学导论》，293—309页。）。盛巽昌分析了太平天国设置天侯爵的历史含义，认为此举表明农民领袖热衷于亲族地域网络，试图借此来维持与巩固既得的财产和权力，是一种等级世袭制的调节和均衡；侯爵在前后期由尊转贱，正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过程的写照（注：盛巽昌：《太平天国天侯爵考——兼论农民亲族地域圈》，《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4期。）。
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同时又是盛行的习俗。吴良祚在该课题研究上最有造诣，所著《太平天国避讳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综合历史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的方法，考察了太平天国避讳制度产生、发展与终结的历史，探讨了其避讳的分类、方法及其具体实施情形，论述了避讳在太平天国文献史料版本校勘、训诂翻译、辨伪考信等方面的作用；末章附有避讳禁用字160多个， 使该书同时又兼有工具书的性质。作者认为，该制度“承袭了我国历代的颁讳制度，但又体现了太平天国避讳制度的一些特点。它的浓厚的封建性与落后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同时又透露了太平天国进步文化政策的微弱折光”（注：吴良祚：《太平天国避讳研究》，304页。）。史式撰《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探讨了太平天国词语的六个来源及其衍生、发展的过程，太平天国推行专用词语的目的、方式和实际效果，并附有词条2000余。以上两书均将各自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太平天国政权不稳，且洪秀全后期立政无章，加之相关史料零碎分散，故太平天国地理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华强《太平天国地理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讨太平天国政区地理的全貌，以政权建设相对完备的江南、安徽、湖北、江西、天浦、苏福、浙江七省和京城天京为主，对郡县之地理沿革、疆界四至，太平天国新建省郡县和避讳改名情况、攻占退出时间，各郡县守土官、驻防官等，进行了详细考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马定祥、马传德撰《太平天国钱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4年再版），是一部研究太平天国货币制度的专着。该书系统探讨了太平天国钱币的铸期、铸地、流通、折值、版式、特征、多寡以及鉴定真伪的方法，并将“天地会钱币”列为附录，填补了太平天国史和中国钱币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专着，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研究》从历史和法学两个角度，依次考察了太平天国刑法的历史演变，刑律、刑罚和审判制度的来源及其内容，并就洪秀全与洪仁[王+干]的刑法思想，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刑法，做了比较研究。“天历”是太平天国自创的一种历法，谢兴尧、郭廷以、董作宾、罗尔纲、荣孟源等前辈学者都曾对之进行过研究。吴善中的《太平天国历法研究》（与周着为合订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史实与历理并重，对天历的历理、创制与颁行问题，天历的特点和天历六节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且富有新意。例如，作者否定了天历“是历史上空前进步的历书”一说，认为太平天国颁布天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意在通过重定“正朔”来否定清政府的合法性，但由于漠视天象，片面追求“平匀圆满”，忌讳“亏缺”，天历编制得十分粗疏，不合农时，在科技方面并无可取之处（注：吴善中：《太平天国历法研究》，269—274页。）。
此外，郭存孝探析了太平天国官印的颁发时间与颁发规程，以及它的种类、功能和特色；另考察了太平天国音乐活动的适用场合、乐器种类、音乐主管人员和机构等问题（注：郭存孝：《太平天国官印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2期；《太平天国的音乐活动》， 《太平天国学刊》2辑。）。张铁宝则研究了太平天国绘画方面的定制， 认为其绘画以吉祥鸟兽、山水风景和花草图案为主要内容，这与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规定有关（注：张铁宝：《从南京黄泥岗新发现的“作战图”谈太平天国人物画问题》，《文物》1986年4期。）。
与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相比，上述研究或填补了空白，或将同类研究推向了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