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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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essayarguesthatHuntington’sconceptionofthe’clashofcivilizations’iscloselyrelatedtotheneo-conservativetrendintheUS,theideologicalbackgroundofcurrentAmericanforeignpolicy.Aordingtotheauthor,theconnectionoftheHuntington’sthesistoneo2conservatismhasmadeitselfaself-fulfillingprophecyintoday’sinternationalaffairs—itbothpredictsandpromotescivilizationclashes,ortheircurrentmanifestationintheconflictbetweentheUSandtheMuslimworld.TheauthorfurtherindicatesthattherearedeeprootsfortheHuntington’sthesisinAmerica’s’civilreligion’,ortheAmericantraditionofProtestantism.
一、“文明冲突论”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于1996年发表的“文明冲突论”,试图为人们重新认识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提供新的视角,其论述主旨是要人们相信,冷战后世界的根本冲突将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或以经济为主;人类的重大分野和冲突的主要根源俏幕幕蛭拿鞯?民族国家虽然仍是世界事务中最有力量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跨越国家疆界、信仰不同宗教、分属于不同文化的民族和族群之间,文明冲突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战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为世界的未来勾勒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前景:伊斯兰文明有可能与儒教文明联手一起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由此引起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滥用并最终演变成全球性战争。对于饱受20世纪战乱之苦和即将迈入一个新千年的人类来说,这一有关世界未来前景的预言无疑令人倍感沮丧,不啻是可怕的梦魇。
“9.11”事件后,美英联军未经联合国授权便出兵攻打伊拉克,使冷战后的中东局势骤然发生变化,人们很自然地把当前国际形势与文明冲突论联系起来。但亨廷顿在2001年10月20日《纽约时报》上答记者问时说,本拉登等人显然想把这一事件策划成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危险性。他认为,如果美国国内一些人借助“9.11”这个突发事件强烈要求打击其他恐怖组织以及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那么就有可能扩大成文明的冲突。或者如另外一些人所言,如果伊斯兰激进派通过宣扬穆斯林和西方的价值观截然对立而掌控了大权,那么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也将会成为一种“文明冲突”。现在看来,上述两种假设的前提条件正在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因而“文明冲突论”也正在演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theself-fulfillingprophecy),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K.Merton)在揭示人类社会活动的建构特征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说一个本来属于不实的期望、信念或预测,由于它使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境象去行动,结果是最初并非真实的预言竟然应验了,变成了真实的后果。按照默顿的解释,“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概念是以著名的托马斯定理(theThomastheorem)为基础提出来的。托马斯定理是一个关于“情境界定”(definitionofthesituation)的定理,其含义是说,如果人们把一个情境定义为真实的并按照这一情境界定去行动,那么其结果就将是真实的(Merton,1968:475;默顿,2001:8)。“自我实现的预言”的例证在社会生活中所在多有,这个概念对于解释某些社会现象的启发作用已在社会学中得到普遍承认,由于它与社会建构论具有一定契合关系,因而对于深入理解当代民族、种族、宗教关系以及社会偏见和性别歧视的起源和作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参见苏国勋,2003)。其作用机制与国人所说的“征兆”、“先兆”类似,它会通过某种暗示、象征或隐喻,诱发人们某种心理或萌发人们某种情绪并使人按照这种建构的情境去行动,从而导致某种预想的结果出现,即所谓的应验。
从“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概念来看“文明冲突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情境”,即怎样研判现今的形势。布什总统在不同场合曾讲述过的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有三个:最初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继而又指控萨达姆政权暗中勾结和支持“基地”恐怖主义组织;最后竟然又宣称是为了推翻萨达姆独裁政权,帮助伊拉克实现政治民主化。再加上他对世界各国在反恐问题上那种善恶对立、二者择一、非此即彼的警告——“不站在美国一边,就是站在恐怖主义一边”——都表现了布什欲从恐怖主义的威胁中拯救世界的“使命感”,为此最初他把攻击伊拉克的战争命名为“无限正义行动”,这就是美国当权者对当时情境的界定。所谓“界定”就是确定事物的性质和范围并给出名称,这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正是这一界定赋予了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的“正当性”依据,遂使“文明冲突”的预言逐步得以应验。现在战事已然过去半年,美国撇开联合国单独搜寻罪证也已数月有余,可是迄今仍拿不出证据证明布什当初的指控是正当的,从而在世人面前陷入深深的被动。至于第三个理由,则完全是为了证明自己先发制人地对付假想的情境(敌人)——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或两者共同构成的威胁——而发动战争的行为是正当的一种口实、说词,或曰外交辞令。这种“输出自由民主”的说法与冷战时期另一种“输出革命”的说法逻辑上如出一辙,都是借助某种超验的“实质正义”原则为自己的民族利己行为寻找合法性。美国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却深陷伊拉克泥潭不能自拔反而寻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援手的尴尬局面清楚地表明,倘若新保守主义者不愿意承认单边主义地先发制人的武力威胁会令世人不安,倘若他们不愿意通过联合国机构和多边程序去寻求打击怖主义的途径,那么他们对恐怖主义的指控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问世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当时冷战刚刚结束,西方世界正处在欢庆自由主义民主体制胜利的亢奋中,也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之类否定意识形态作用的“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之时。“文明冲突论”却力排众议,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强调文明、族裔认同意识在未来事变中将起到重要媒介作用,甚至会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在全球化脉络下,凸显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称霸与反霸冲突将日益尖锐化,自有其不容忽视的警世意义。但亨廷顿关于未来儒教将联合伊斯兰教共同对抗基督教文明的论断,除了表现出他对东方文明、尤其中华文明缺乏起码的认识及其骨子里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20世纪90年代是保守主义在美国取得全面胜利的年代。1991年前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联盟国家的解体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是其开端,共和党1994年赢得了自50年代以来对国会的首度全面掌控则是其具体体现。再往前追溯,60年代后期尼克松入主白宫中断了自1932年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推行新政以来至二战后时期“美国的革命性转变”,开始了一个社会政治上自由派逐渐衰落、保守势力不断增强并主导美国政治的时代。80年代里根的共和党政府两届执政(1981-1989年),以及随后乔治布什入主白宫为保守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以致于到了9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政客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由派。大众媒体和政治辩论为推崇自由市场的神圣性和斥责‘大政府的邪恶性的保守主义思想所充斥,既为作为民主党人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全盘接受,同时也为许多共和党人所接受。90年代里,各级政府不再充当推动社会和种族进步的角色,反而削减规模,否定了向社会不平等宣战的传统”(方纳,2003:451)。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理想即将实现的错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一个例证;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种反全球化趋势,这是一种针对全球化的逆反心态,被称为“排他性”的反叛情绪,即重新强调种族和社群的认同感和合法权利的“身份政治”(identitypolitics)、“承认政治”(recognizepolitics)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作为后一种情绪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各种激进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譬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东南亚国家的伊斯兰团等,由于其野蛮残忍的国际恐怖行径而恶名昭著并为世人所谴责;另一个是种族主义的文明进化观又沉渣泛起,譬如90年代中期美国出版的一本题为《别人的国家:关于美国的移民灾难之共识》(PeterBrimelow,AlienNation:monSenseAboutAmerican’sImmigrationDisaster,1995)的著作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是个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一个文明必定拥有一种通过血缘产生的联合体;当前,非白人移民已对美国的历史文化认同传统构成了威胁,而真正的美国人——白人则处于被次等民族吞噬的危险之中(方纳,2003,458-459)。尽管作者抱怨亚裔移民已把南加州密密麻麻地覆盖了一层,却只字未提并不太久以前(1840年代),正是这些白人的先祖用暴力把土著的墨西哥人驱赶出其世代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家园。
而这后一种倾向反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死灰复燃,这是种族主义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反国家(干预)主义——的结合。它们主张,国家不应干涉经济运作的自然方式,同样也不应影响种族、族群自然的能力、贫富分化。针对少数族群追求自身权利(种族的、文化的或性别的)的诉求,它们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承认和赞赏族群差异并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属于他们自己群体的“认同政治”观点,其理据不外乎一种陈旧而发霉的观点:世界被分成为亘古不变的种族秩序,每个种族在从低到高的进化等级序列上各有其特定位置,各自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进行着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见解,刚一出笼便为世人所诟病,即使在保守主义阵营内部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但它却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中更广泛意义上的分歧,即作为美国立国根基的“自由”理念是否还能算作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脉络中应运而生的。在他勾勒的后冷战世界图景中,那些基于不同种族、文化、历史的文明将相互屠戮,角逐霸权,其实质仍然是不同种族之间为获得有利的生存空间和资源而进行的生存斗争。对此,方纳是这样评论的:
对亨廷顿来说,自由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种族环境下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他的这种观点不禁使人想起18世纪的“英国人的自由”传统和19世纪以种族为基准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他否定了西方与世界其他各地区的“相关性”,这是对传统的普适性自由观的背离,后一种思想起源于美国革命时期,并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被极为有利的强化了。(方纳,2003:459)
联系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的一系列单边主义作为及其广受非议的中东政策所导致的巴以冲突愈演愈烈的僵局,人们似应对“文明冲突论”与新保守主义的内在关系有更深的认识。
二、伊拉克战争的宗教社会学解读
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断言萨达姆政权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实际上这场战争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造成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长期未能解决有着直接的关系。巴以冲突由来已久,其本身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原因,中间涉及到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纠缠,再加上大国势力的角逐,致使中东地区成为自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迄今巴以双方战事频发、以暴易暴的仇杀事件持续不断,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同时也是人们观察“文明冲突”的窗口。凡是关注国际关系的人都可以发现,美国的中东政策明显带有偏袒以色列的倾向,这里除了犹太移民在美国具有能左右世界金融走势和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雄厚政经实力因素之外,还有其更深刻的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北美媒体纷纷谈论原芝加哥大学教授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政治哲学,诠释它与布什新保守主义的深层联系。受此影响,国内学界也开始翻译出版施特劳斯的著作,许多论述也试图多方探寻美国新保守主义内外政策形成的原因,人们尽管对此看法不一,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研究的论域完全超出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利益范围,开始关注对象的深层次思想文化根源,长此以往必将推动国际政治研究向更深广的领域发展,与此同时也在催生着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国际关系(政治)社会学或称全球社会学(cosmopolitansociology)在我国的兴起。美国学者J.D.亨特所著《文化战争》一书详细阐述了美国国内政治思潮与其文化取向的关系,他把美国文化对保守主义的影响分为世俗的(亦即无神论的)正统派和宗教的正统派两种,而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及其学派被他视为有名的无神论者和保守派分子(亨特,2000:137)。在谈到宗教与美国政治的关系时,他写道:
一方面,宗教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的传统主义之间有一点关系,或是同形异质;另一方面,宗教的或世俗的自由主义与政治的改革主义(即使不是激进主义)之间也有一点关联或同形异质。由于这些大致上的关联,秉持某种文化取向的人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政治理想。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宗教正统派的人士总是主张强悍的、甚至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正统派团体所以自认为是宗教的正统派,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强权(例如,阻挡“不信宗教的”共产主义的扩张、保护以色列等)。(享特,2000:144)
作者这里触及了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对外政策与美政坛右翼人士宗教信仰之间的微妙关系。人们知道,在1948年5月宣布建国以前,以色列一直是一个亡国近两千年、没有自己领土的非地域性民族共同体的名称。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3世纪末以色列人即已在巴勒斯坦地区生活,公元前10世纪中叶所罗门王治下的以色列进入黄金时期,耶路撒冷圣殿(史称第一圣殿)即在此时建成。所罗门死后王国即分裂为地处北部的以色列和南部的犹大两部分。公元前722年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作为亚述附庸的犹大也于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攻陷,致使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以色列王国败亡后其成员部分被掠散落于巴比伦,波斯征服巴比伦后一些人又逃亡至埃及,后被准许返回耶路撒冷重修圣殿(第二圣殿),并于公元前141年获得独立。公元70年罗马帝国入侵耶路撒冷,此后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实体遂不复存在。犹太人虽然亡国近两千年,颠沛流离于世界各地,却依靠着以色列民族的宗教——犹太教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并维系着世界各个角落犹太人的民族认同,也使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得以延续。而美国原是英国在北美新大陆上的一个殖民地,自1794年独立后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移民,成为多种文化交汇、多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但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Anglo2SaxonProtestants,简称WAPs)文化,换言之,美国是个基督新教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与以色列并没有任何血缘、地缘上的关系,甚至美国在立国早期的19世纪中叶,随着天主教徒和犹太移民的大量涌入还出现过反天主教和反犹太教的文化冲突。从基督信仰上看,美国新教徒对犹太人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对犹太民族复国的理想和行动抱有深切的同情。自公元70年圣城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攻陷后,大批犹太人遭到屠戮,幸存者迁徙异域,从此开始背井离乡散居世界各地的流亡生活;二次大战期间更是惨遭德国纳粹的残酷屠杀。然而,历经两千余年的磨难,这个民族竟奇迹般地存活下来,说明他们终究是《圣经》上记载的“与上帝立约”的民族,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犹太人也是个背信弃义的民族,毕竟是犹太人杀害了耶稣基督,背弃了弥赛亚的信仰,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引起了上帝的震怒,遭到了报复和惩罚,在世界各地受尽各种苦难,实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美国社会这种看待犹太人的矛盾心态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间的张力,很快就被一种宗教多元主义的共识所化解,究其原委还要追溯到“圣经一神论信仰上去(亨特,2000)。
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圣经”,即犹太教的《圣经》,是从犹太教承继下来的,经书中讲述了上帝与犹太民族在西奈山订立盟约——上帝拣选犹太民族为特选子民,犹太民族笃信上帝为惟一真神,故名“约书”。它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录三部分,内容主要讲述世界和人类的起源、犹太民族的历史和犹太教的法典、先知预言、诗歌、箴言等。基督教继承了这一经典,称为“旧约圣经”,但又认为,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流血受死而与人订立了新的盟约。“新约”是基督教的经典,包括记载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传为使徒们所撰写的书信、启示等。这意味着,“旧约圣经”凝聚着犹太基督教信仰关于敬拜上帝为惟一真神、严禁崇拜偶像的共识,它为美国的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东正教徒提供了一种大众生活的共同理想,并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黏合剂,起到调和不同族裔文化冲突的功能。作为旧日英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美国的先民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被迫出走英伦三岛,乘着“五月花”号帆船飘洋过海辗转来到北美新大陆,迁徙定居谋求生存发展,这个经历,在新教徒的信仰中暗喻着旧约第二卷“出埃及记”中记述的以色列先民从埃及出走前后的情形:雅各的子孙在埃及沦为奴隶,上帝召呼摩西带领同胞出走埃及,脱离奴役生活来到西奈旷野;上帝在西奈山颁布十戒和律法给以色列人,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thecovenant)——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为“惟一真神”,上帝视以色列人为“拣选子民”(thechosenpeople);摩西死后,其后人约书亚率族人从西奈旷野重新返回迦南(今巴勒斯坦)——上帝曾对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做出允诺的“应许之地”(thepromisedland),让其子孙在这块“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世代生息繁衍并“永远为王”。进而言之,美国先民在北美新大陆拓荒垦殖创立基业时的开拓进取精神,是以犹太人返回迦南地之前在西奈旷野经受磨难时所砥砺出的坚韧不拔为象征的。再进一步,美利坚合众国的建造负有神圣的宗教使命——为在这个尘世上建立具有基督美德的国家垂范,为天国(KingdomofHeaven)的降临做好准备。这样说来,“旧约”就不仅成为新教徒与犹太人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系,而且是美国人国家认同的符号(symbol)。明乎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美国新教徒的信仰里视“出埃及记为旧约历史发展的中心,犹如十字架在新约中的地位一样。这也是有人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圣经创造的,尤其是旧约创造的”(亨特,2000:77)的原因。
与上述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新教徒关于“千禧年”信仰的神学教义问题。千禧年(Millenium),又称千年王国,源自《新约启示录》第二十章记载的使徒约翰的预言: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届时首批复活的圣徒将与基督共享福乐;千年期满世界末日到来,恶人也将复活,接受最后审判;圣徒升天堂享永福,恶人下地狱受永罚。这种基督再次降临的观念是与复活和最后审判紧密相连的,它与《旧约但以理书》所载的“弥赛亚预言”（注1）相契合。
早期基督教,无论正统或异端大多信仰千禧年说,5世纪后此种信仰逐渐衰落,16世纪后又有所回升,这种企盼基督千年为王治理的信仰后被称为锡利亚主义(Chiliasm)。19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一与末日论有关的神学教义在美国新教保守主义派别中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发展,迄今仍对美国新教向着偏离社会福音派运动方向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个保守主义派别就是美国新教中的基要派或称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m),又称原教旨主义。基要派本来指美国新教信仰中的一个派别,它是在19世纪科学和史学思想革命的冲击下,对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倾向的一种保守主义反应,因1895年几个新教派别召开的尼亚加拉圣经会议形成的“基要主义五要点”而得名,其主旨是:恪守基督信仰,坚信《圣经》绝无错误。基督复临派(Adventists)、安息日基督复临派(SeventhDayAdventists)、五旬节派(Pentecostals)、圣洁会(HolinessChurches)等是基要派中的典型。譬如,一个出生在西马萨诸塞名为威廉·米勒(WilliamMiller,1782-1849)的农夫,从1831年起到处传播,根据《圣经》中先知预言推算,基督再次降临和千年王国的建立将在1843和1844年发生。尽管他的两次预言都肥皂泡般地破灭了,但他的追随者却仍旧成立了基督复临派并经常召开会议,坚守这种信仰迄今不变。还有些人接受安息日浸信会的做法,以每周第七日(星期六)而不是第一日(星期日)为安息日(礼拜上帝日,不工作),这就是安息日基督复临派的主张。五旬节派则要求严格按照《旧约利未记》第17-26章的规定,保持基督门徒在五旬节接受“圣灵的传统(参见KenhS.Latourette,1975:128、1258)。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在新旧千年相交之际,新教中某些极端派别或神秘派别关于世界末日到来和基督复临的“锡利亚式狂想”在一些地方又有所抬头。据媒体披露,与末日论信仰有关的“世界末日教派”于1999年成立。此后便不断有人类即将面临世界末日的预言从不同地域传出,一些类似上述米勒式的预言还借助媒体广告和影视光盘大肆传播,使许多信徒上当受骗,酿成许多人生悲剧并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仅见诸报端披露的就有1988年10月28日在韩国汉城和1993年2月28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以及2003年11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郊等地发生的一系列“世界末日”闹剧。
在千禧年教义中,基要派主张“千禧年前论”(Pre2Millenarianism),这是一种与“千禧年后论”相对立的主张,认为基督复临将在千禧年之前,千禧年的太平盛世亦因基督的复临而建立;在这千年中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千年届满即是世界末日到来,人类将面临最后审判。按照这一神学观点,以色列的完全复国以及耶路撒冷圣殿的重新建立,就成为基督复临实现千年王国预言的前提。信仰这种“千禧年前论”的美国新教基要派信徒自然会把支援以色列复国和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布什家乡地处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新教基本教义派右翼势力影响历来甚大,小布什出身得州富商世家,年轻时酗酒纨绔,后决意戒酒并皈依宗教成为再生新教徒的经历以及入主白宫后以“领导世界”、“拯救世界”为己任的强烈个人使命感(从“无限正义”的自我僭称可管窥一斑),还有对外交往上的强悍、霸道作风,都表明布什其人性格中的新教基本教义派特征。从中不难发现美国新保守主义在中东问题上偏袒以色列的宗教诱因,这也是巴以僵局难以解决并进而引发中东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宗教—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当然,决定美国的中东问题立场以及造成巴以冲突根源的并非就是宗教本身,还有更深刻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也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方面的因素,但将这些矛盾转化为暴力冲突,宗教—文化因素无疑扮演着催化角色。正是基于这一看法,许多人对短期内解决巴以冲突并不抱乐观态度。须知,冲突着的双方,无论美以信仰的基督教—犹太教抑或阿拉伯—巴勒斯坦信仰的伊斯兰教,都属于一神论救赎宗教,终极关切上的排他性及由此带来的行为取向上的不妥协、不宽容,必然减弱甚至窒息实践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注定了巴以之间这场冤冤相报、轮回式报复性仇杀的暴力冲突难以在短期内化解。或许这正是“文明冲突论”的警世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