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视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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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可以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是，经过20世纪的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国家由16个减少到5个(注：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共有16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联邦、中国、蒙古、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和柬埔寨。现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掌握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江泽民在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的基础上，作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我们解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19世纪末，俄国几乎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但俄国却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又有“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1](P400)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未能消除俄国的农奴制残余，农村的阶级斗争依旧尖锐，沙皇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不能解决俄国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不能满足俄国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顺应形势，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果断领导工农武装举行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俄国的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苏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颁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初步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和平的愿望，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干涉，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不符合俄国国情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于是，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开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决定从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改变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在总结一年多新经济政策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苏联(当然也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构想。这就是：
　　其一，发展现代大工业，建立必不可缺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列宁说：“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而那个时代“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2](P452)列宁告诫布尔什维克们，社会主义必须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根本任务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其二，通过合作化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同农民经济真正结合起来，合作社则是既可以把个人利益同国家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又可以使农民感到简单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因此，“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P771)
　　其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既然我们不能立即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作为小生产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又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应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和方法。[2](P504)
　　其四，加强文化教育事业，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顺利进行。列宁明确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2](P294)；“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2](P774)。为了发展文化事业，必须吸引文化人参加文化教育事业，必须吸收和改造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P299)
　　其五，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鉴于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苏维埃仍存在着官僚主义、滥用职权、压制民主、贪污腐化等现象，列宁强调必须改善国家机关：“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3](P376)改善国家机关的根本，在于每个公民能够名符其实地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官僚主义等腐败的东西。列宁晚年还把加强党内监督问题提到十分重要的高度，建议对党的领导制度作一系列改革，强调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的重要，努力做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坚决反对培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总之，列宁晚年深入地总结了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摸索出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初步掌握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在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苏联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苏维埃国家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设科学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努力提高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水平，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中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已经被实践和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斯大林在领导苏联29年的过程中，对巩固和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也犯了严重错误：一是斯大林降低了社会主义要具有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时，[4](P399)其标准只是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占70%；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40%。二是斯大林离开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斯大林在没有农业机械化的条件下，用行政命令手段进行全盘集体化运动；用行政命令在市场上加速排挤资本主义。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主要依据是当时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4](P393-394)。三是斯大林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的性质”[4](P543)，堵塞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四是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4](P561)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不同资本主义市场交流，不能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联系，自己封闭了自己。五是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的计划原则教条式地规定为惟一的指令性计划原则，[5](P280)由国家计委编制全国统一计划经济表层层下达，像法律一样命令执行，把国民经济统得过死。六是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因而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国家机器。[6](P150)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导下，苏联进行大规模清洗、滥杀了大量的无辜，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7](P28)七是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农民必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缴纳额外的“贡款”。农民的“贡款”虽然解决了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但却造成了苏联农业的长期落后。
　　斯大林在指导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体制。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斯大林最大错误是把过度集权的体制与过“左”的路线结合起来，从而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高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展民主自由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高度集中的中央经济管理体制来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按照斯大林的理解，社会主义应该进一步将集体农庄所有制变为国营农场，使全社会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既不符合苏联生产力水平和层次，又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二是在工业发展战略方面，斯大林的工业化既优先发展重工业，又超高速发展。但是这种战略是用牺牲农业、压缩轻工业的办法实施的，因而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和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而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的粗放道路，直接导致了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递减、素质低下和竞争力较弱。三是在经济体制方面采用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借助于行政手段来组织和管理经济，否定经济杠杆，排斥市场机制。其结果形成了“部门―企业”或“部门―托拉斯―企业”的二级或三级管理模式，造成条块分割、地区分割，人为地割裂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联系。这种完全排斥商品经济、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性产品经济，是苏联长期缺乏活力和动力、越来越僵化的总根源。
　　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模式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一是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特权化。国家机关成了党的机关的附属品，或者说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党政官员按不同级别享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殊权益，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广大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代表他们掌权。二是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下级权力集中到上级机关，各种权力都被集中到中央机关，中央的权力又集中到党的第一书记。结果造成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缺乏有力的监督系统和制约机制，终于使公共权力失去监督，出现“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异化现象，并进而走向腐败。三是干部选举制度流于形式，干部选拔制度委任化。苏联1936年宪法虽然也规定了新的选举制度，然而又同时规定上级可提出甚至指令和强行委派苏维埃候选人，等额选举、选举结果须经上级批准才有效的做法，使苏维埃选举名存实亡。委任制使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久而久之，造成了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顽症，造成了党群与干群之间的隔阂，进而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四是法制虚无化和司法机关畸形化。国家司法部门的工作受斯大林的直接控制，内务部权力急剧膨胀，甚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苏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主要特征是，不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和严密的逻辑力量解决思想理论的问题，而是凭借权力的力量压服人；文化上、学术上的是是非非，都要由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裁决或做结论，把斯大林的言论教条化，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苏联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僵化、凝固的“左”的理论教条，长期束缚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二是被简单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三是这种文化模式不仅束缚了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摧残了科学技术队伍的精华，促进了伪科学的发展，阻碍了苏联科学文化的发展，使其在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最终败北。一句话，苏联思想文化模式长期以来违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