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鲍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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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奥托・鲍威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其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阶级力量均势论、职能民主论、社会力量因素论、防御性暴力论和整体社会主义。总的来看，鲍威尔的思想体系属于改良主义，他的大部分结论不是在发展、超越马克思主义，而是背离了它。鲍威尔的思想对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奥托・鲍威尔；思想；民主社会主义
奥托・鲍威尔不仅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而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其主要著作有：《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苏维埃专政还是民主制》、《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奥地利革命》、《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等。
一、鲍威尔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1.鲍威尔在国家观方面的主要成果是“阶级力量均势论”
他在总结1918―1922年奥地利革命经验时首先提出了这个论点。所谓阶级力量均势，就是指互相斗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势均力敌，两者都无力独掌政权，从而保持均势。
鲍威尔声称，他的阶级力量均势论“远没有违背马克思的阐述，不如说是用新的历史经验证实了马克思的阐述”[1]。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在封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阶级力量均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两个阶级不是处于一个独立于两个阶级的国家政权的统治之下，就是不得不相互分享统治权。以此类推，在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阶级力量均衡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国家形式不可能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各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的国家包括农民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暂时妥协、暂时分享权力的结果。
鲍威尔论述了战争所引起的变革在许多国家造成了阶级力量均势的状态，这种均势状态的基本特点是传统议会制度的普遍危机，其政治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在不少西欧国家，阶级力量均势表现为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的联合执政，或者表现为一个阶级的政府只有在它的阶级敌人的默认和严格监督下才能实行管理；在另外一些国家，阶级力量均势导致拥有武装的政党（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国家政权并使所有阶级服从它的专政，这种专政是一个站在各阶级之上的统治阶层的专政，不代表任何一个阶级，其权力的根基是处于均势的各阶级的暂时平衡。
当然，鲍威尔承认，阶级力量均势不会长久存在下去，“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政治状态……这是国家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阶段”。[2]任何阶级都不会满足于这种暂时的均势状态，它们都在等待时机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本阶级的变化。均势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消失，或者是资产阶级实现统治，或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2.“职能民主论”体现了鲍威尔对民主国家统治方式的探讨
他认为议会民主是有缺陷的，他指出，议会民主的基本思路是每隔若干年举行一次全民选举，再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对政府的活动进行监督，从而保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协调。然而，“工人阶级到处体会到，这种信念是一种幻想；资产阶级对于报刊、讲坛、选举机关的控制权使它能够决定选举的结果；从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将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政府，人民中的少数的政府”[3]。
如何克服议会民主的缺陷呢？鲍威尔提供的办法就是采取“职能民主”。根据鲍威尔的解释，“职能民主”就是工业民主。它存在于大的、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会和工人消费合作社、职员和公务员的职能组织、农民协会之中。与政治民主按选区划分公民的方式不同，职能民主把公民按职业、劳动场所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职能加以划分，并成立相应的组织；政府在自己活动的每一个部门都要同与之相关的职能组织进行经常的协商，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必须征得同这一行动直接有关的那些组织的同意。这样，由全体公民组成的不同的职能组织就对整个国家的管理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人民群众也通过经常而广泛的社会参与使自己的视野大为开阔。他们看到，不是政府在控制他们，而是他们的各种组织控制政府。政治权威彻底颠倒，人民成为社会的主宰。随之而起的是，群众的理智被唤醒，社会责任感迅速上升，对国家的现实处境能充分体谅，从而审慎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避免造成大的社会冲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由此达到完全的协调。所以，“职能民主”不但能够使民主思想得以深化，使工人阶级扩大参与权力，使国家摆脱动荡不安甚至流血灾难的威胁，而且为群众提供了自我教育的最强大的手段，从根本上变革了群众同国家的关系。
3.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问题上，鲍威尔提出了“社会力量因素论”和“防御性暴力论”
“社会力量因素论”认为，决定一个阶级力量大小的因素有两个，首先是这个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其次才是这个阶级所掌握的物质暴力手段。社会力量因素包括五个方面：阶级成员的人数、阶级的组织性、阶级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以及阶级所受的教育。在民主制国家里，社会权力在各阶级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在不民主的、专制的国家里，权力的分配则依靠物质暴力手段来决定，统治阶级享有的权力比它按照社会力量因素应享的权力要大得多，其他阶级则相反。但是，尽管暴力可以建立和暂时维持与社会力量因素不相适应的权力分配，但由于暴力是由人和物组成的，它最终还得取决于社会力量因素。因此，在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里，无产阶级不必进行暴力革命，只需不断发展自己的社会力量因素，进而用民主手段夺取政权。
“防御性暴力论”与“社会力量因素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鲍威尔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必要性。他指出，当大多数国家的武装力量都还掌握在反动派手里的时候，资产阶级决不会心甘情愿地让无产阶级通过选举这一和平手段夺取政权，他们总要千方百计地阻挠议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工具，甚至不惜摧毁民主的议会政治，用极端专制的暴力统治取代。所以，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的那种认为根本不需要暴力革命，社会即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法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前是、今天仍然是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的”。[4]
不过，鲍威尔更多地强调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使用暴力是“防御性”的，是迫不得已的。他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以民主制的合法手段来夺取政权，就没有必要用暴力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只有当资产阶级国家用暴力炸毁了它的民主形式而采取“极权”的暴力统治形式，工人阶级的一切民主斗争的手段都被剥夺时，无产阶级才能通过暴力革命求得解放。
4.“整体社会主义”是鲍威尔晚年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
在鲍威尔的观念中，改良的社会主义着[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为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进行不懈的阶级斗争，是工人运动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不可避免的思想体系；革命的社会主义则以目标明确为其根本特征，否认逐步改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只能由暴力革命来完成。两者的对立实际上是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对立，它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一方面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它像资本主义社会其他所有阶级一样，不能放弃维护它在这个社会内部的阶级利益，因而要求不断地改善它在现存社会中的状况；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又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普通阶级，它的解放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最终实现，因而要求反对现存制度的整体斗争要远胜于现存制度内的局部斗争。
鲍威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克服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的这两种观念的对立。它指出，工人运动的目标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则只能是工人阶级一系列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对立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克服掉的，它必然会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阶段反复地重新出现，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有责任反复地重新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鉴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它的分裂状况，鲍威尔提出的任务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超越改良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矛盾，在思想上克服内部的对立，在行动上成为分裂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整体化力量。鲍威尔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就是“整体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