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思想体系探析(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始终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他从实际出发，总结了以往政治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这包括民主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权力制约机制、维护政治稳定和实行“一国两制”方针等。结合中国国情，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条件，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渐进性规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必将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及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 要 题】政治思想
【关 键 词】邓小平/政治文明建设/思想体系
【 正 文】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社会创造和积累的积极的政治成果和政治进步状态。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是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积极成果和进步状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上，马克思认为，政治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结构的组成部分。列宁和毛泽东也都强调过政治与经济是辩证统一的，政治保证是经济建设和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虽然邓小平没有直接使用过“政治文明”的概念，但他有着极为丰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思想，并且形成了思想体系。本文试图对这一思想体系进行总结和阐述。
一
邓小平历来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着重提出和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文明、健康的政治生活的问题。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又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如果说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灵魂，那么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已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没有政治文明，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作出这一重要论断，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重视，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的充分肯定。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二大把“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党的十三大把这一总目标调整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稳定下来。后来，邓小平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里边也就包含了对建设民主政治这个目标要坚持不动摇。
邓小平还提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命题的内涵主要包括：一是要从大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二是任何时候都要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三是讲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讲不讲政治文明，搞不搞政治文明建设，关系到大局和我们的“威力”，关系到执政党和政府能否真正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阐明了现阶段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并善于将这些正确的规划和理论付诸实践，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第一，三个文明建设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要协调进行。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提出，当上层建筑妨碍生产力发展时，“解决上层建筑问题很重要”（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政治上层建筑某些方面滞后的情况，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自觉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要求。1986年，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第二，政治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必要的政治保障和力量之源。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反复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化。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鉴于“文革”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保持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稳定的环境，我们不可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努力创造既能保持良好秩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这实际上就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邓小平还认为，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而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主要途径就是，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力发展民主，使人民群众能够广泛参与管理和决策，真正感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正如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
第三，从新的高度强调政治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邓小平多次指出，解放思想问题、制度问题、精减机构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和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接班人问题等，都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甚至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一些国家发生的严酷事实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的提醒“决不是危言耸听”。
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的实践看，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忽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思想政治领域甚至尊祟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政治建设明显落后于时代，政治实践屡屡发生严重失误，到后期又盲目搞激进的政治改革，致使执政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失去合法性，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发生剧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在较长时期内对政治文明建设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政治领域也曾一度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严重偏离，阻碍了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严重侵害了人民的权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加强了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实现了正常的政治生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人民群众的权益有了基本的保障。二十多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已证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决不是什么“空头政治”或可有可无之事，而是要努力创造和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不断实现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
邓小平从国内外实际出发，既深刻总结以往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注重实效和面向未来，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深邃的见解和基本的要求，显示出中国政治家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
（一）坚持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根本上说，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政治上发展民主，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是我们党一个长期坚定不移的目标。邓小平还强调和提出了我国民主建设的地位、性质、基本内容和根本途径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就是说，民主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中国不搞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也不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集中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这些制度是我们的优势，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民主不搞过分集权制，要有适当的分权，使不同的组织和机构各司其职。要下放权力给基层，要切实保障基层群众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合法权利。邓小平还非常重视发展执政党内部的民主，认为“六有”的民主政治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造成民主政治的局面。他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要切实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要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管理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树立法律权威，依法治国
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政治文明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邓小平历来反对人治，力主法治。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他就提出了消除混乱局面、加强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概括已包含了依法治国的思想萌芽。邓小平在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谈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问题时精辟地指出：“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并明确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认为，人治是“靠不住的”、“是很危险的”，只有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靠得住”。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过程中，要通过制度和法律安排，逐步由人治转向法治，使党和国家的执政和治理工作纳入法治的框架。这是我们理解邓小平上述法治思想得出的必然结论。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倡导下，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些规定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公民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也为正确处理党法关系奠定了基础。他还主张用法律手段解决前进中遇到的若干问题（例如：进行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反对腐败、纠正某些不正之风等），而不诉诸“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并且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论断，这都是依法治国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体现了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
（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
早在1957年，邓小平在谈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就指出：“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取决于我们党的自身状况。1979年，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党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的问题。此后又反复强调，党要改善领导、解决如何领导得好的问题。首先，明确提出共产党要遵守宪法和法律，要接受监督，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并特别警惕犯错误，特别注意搞好党风，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把自己看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工具。其次，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他认为，改革党的领导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要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关于改革党的领导方式，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改革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必须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他还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使“党政分开”。因为只有党政职能分开，才能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党政职能分开，才能使党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真正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
（四）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
针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邓小平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是：首先，党政要分开，“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党组织不干预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其次，各级领导机关要向企事业单位下放权力，扩大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权限，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调动基层积极性。政府不直接管企业，主要是为企业提供服务和营造市场环境。再次，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放权，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提出大政方针和进行指导监督，搞好宏观管理。当然，下放权力的同时，也必须保证中央的权威，在宏观管理上“中央说话能够算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机构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指出，精简机构是对体制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政府机构中的许多弊端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赞同和谅解。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和要求是：第一，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进一步下放权力，贯彻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政企分开的要求。第二，机构改革一定要注重提高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调整人员结构，提高素质，增强活力，端正作风。第三，健全行政法规和制度，建立行政管理岗位责任制，严格依法办事，使机关工作逐步制度化、法律化。第四，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从各个方面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第五，实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机构改革应和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结合进行。
（五）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政治路线的实现、组织机构的运作，都要靠人。而中国的领导权承接方式和干部人事制度有待于完善，必须“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选贤任能。邓小平还明确提出了“集体接班”的战略思想。“集体接班”意味着要依靠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选拔接班人，成千上万地选拔接班人，搞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他认为，选人的标准是把德才素质标准、政绩要求和人民公认结合起来，要特别重视人的思想政治状况；要从大局、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选择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承接方式的改进和完善，是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是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政治发展做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总结和思考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和制度建设问题，邓小平指出：“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种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造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还要建立任期制和离退休制，建立干部交流、监督、培训制度，实行干部分类管理制度和引入竞争机制等。党的十三大贯彻了邓小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思想，明确提出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对国家公务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
邓小平还指出：要真正解决交接班问题、年轻人上来的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过去搞领导职务终身制，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实际上是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而且会引发许多政治上的错误和危险。邓小平强调：“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注：《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中央和国务院建立了老干部离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总之，就是要通过改革，建立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实现领导权承接和干部人事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六）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权力必须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和制约。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执政党“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权力监督制约的形式和途径。(1)制度制约权力。同思想作风相比，制度问题更重要。要从体制层次和制度建设的角度考虑权力制约问题，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设计对权力的制约。(2)法律制约权力。要以法制权，必须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执法和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提高领导干部依法领导、依法行政的能力。(3)民主制约权力。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人民不仅是一切权力的所有者，也是监督制约权力的主要力量。邓小平认为人民有权以多种方式对授予出去的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一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制约；二是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制约；三是群众直接参与监督并形成制度；四是舆论监督。(4)党内监督制约权力。执政党内的监督制约，是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其具体途径包括：党组织生活会的监督；党委会内部的监督；党内要切实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党内上下级要互相监督；把好用人关，提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从高级干部做起；强化专门机关的监督。(5)责任制约权力。邓小平提出，要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加强责任制，把权力和责任结合起来，权责要明确。(6)道德约束权力。即用社会主义道德准则来引导、监督、约束权力的行使，以道德准则规范权力行为，消除权力滥用的思想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