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忧患意识的历史意蕴与重要作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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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忧患意识　与时俱进　一脉相承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实践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追溯忧患意识的文化渊源，进一步说明了忧患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三大理论成果的分析，论述了忧患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精神动力和一脉相承的思想红线。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2007年12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
　　“忧患意识是一种居安思危意识，是在和平安宁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对可能出现危难或危机的政治自觉意识，是客观过程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积淀的表现。”它表现出的是社会主体的一种精神自觉，是这一主体对改造世界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能动性。它伴随着文明社会的开始和人类意识的产生，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实践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自发端伊始就贯穿着一种对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深深忧患。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蕴含的忧患意识的历史意蕴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发展完善的重要作用，对于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对于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
　　中国古代的忧患意识最早产生于西周时期。《周易・系辞下》日“《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忧患”一词的最早出处。《孟子・告子下》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魏绛推辞说：“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日：‘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这也是强调，要有“居安思危”的戒惧之心。《淮南子》中写道：“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欧阳修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所有这些，显示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悠远传统。
　　及至近代，面对中国的内忧外患，一大批有识之士胸怀忧患，变法图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1888年，康有为鉴于祖国的领土沦丧而忧愤悲切，在《上清帝第一书》中痛切陈言，“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国事蹙迫，尤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请皇上变法，挽救国家危亡。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更使民族危机雪上加霜。为此谭嗣同发出“世界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n在《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慷慨陈情“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古代圣贤和近代的“思想先行者”们身上所体现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涵。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忧患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锐意进取精神以及面向工农、面向实际结合起来，使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有了更进一步的升华，成为全体中华儿女一往无前、奋力搏击的强大精神动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深厚思想文化基础。
　　二、忧患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精神动力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次完善与发展，都包含着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深深忧患。把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的忧患思考上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引领行动的纲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对刚刚经历文革浩劫的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深深忧患和对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新情况的清醒认识，催生了邓小平理论。
　　“失去的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也使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远远落在了西方国家之后。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87年2O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对文革后中国落后面貌的深深忧患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最初动因，也成为了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起点。文革结束之初，刚刚看到曙光的中国人民，又被“两个凡是”的论调所禁锢，思想重新归于保守，从而使各项事业的整顿恢复也几乎陷于停顿。针对这一状况，1978年，邓小平同志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开辟了新时期的新道路。2O世纪8O年代末，面对改革开放所受到的来自“左”和右的干扰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们思想上的摇摆不定、停滞不前，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啪‘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唧’这些论述解开了人们的思想枷锁，有力促进了改革的“第二次飞跃”。
　　“落后就要挨打”。大力加强经济建设，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是邓小平理论最突出的关注点。面对文革之后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怀着对中国发展的深切忧患，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鼓励广大干部群众要齐心协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1990年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还强调“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
　　(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战略思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新矛盾的科学分析，催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带来的深刻教训。2O世纪8O年代末9O年代初+原苏联和东欧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执政的共产党走下历史舞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关于苏东巨变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未能做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这一悲剧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正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忧患与关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带来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是中国改革最深刻的一场体制革命。市场机制的优越性使得生产力发展进发出了巨大活力，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在新的体制机制下，党如何继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始终在改革开放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关系中国改革成败的严峻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这一深刻变革，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方式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扫清了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基于党自身的建设发展探索前进带来的深刻思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思想建设方面，少数党员盲目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理想信念淡化；组织建设方面，经济体制的变革，使得非公有制经济数量不断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如何加强党在这些领域的领导给党的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廉政建设方面，反腐败工作任重道远。正是出于对党在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和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的忧患意识，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