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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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迅速，但发展缓慢，从总体上讲，我国传播学尚处在引进介绍和引进式研究阶段。论文主张全面而有重点地翻译西方传播学著作，多介绍一些批判学派的著作，重视出版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译着。认为现在是加强中观研究的时候，应多出版一些结合中国传播实际和研究成果，来介绍西方传播学分支学科和重要理论的专题性著作。要使我国传播学成果打入国际传播学界，必须加强原创性研究。原创造性研究必须重视学术规范，讲究研究方法，与国际接轨。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如能加以改进，就可以向传播学贡献新原理发现的成果。我国传播学研究是一种追赶式研究，需要加强组织、协调。
[ABSTRACTS] The research of munication as a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has been quickened its step but developed slowly. As a whole, munica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stage of introduction and bring-in research.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advocates that western works of munication be translated prehensively with focal points, such as works from the school of criticism, as well as works of interpersonal munication and anize munication. The author also considers that it's now the time we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munication in the medium angle. More works which introduce subdivision subjects of munication as well as special works introduce important theories, bining the realities of the munication in China and achievements of research, should be published. In order to let the achievements of 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known by international circles of munication, original and regional study of munication must be reinforced, while academic standards and research method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If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munication is improved, we may contribute to munication the achievements of more new theories. The research of munication in China is in its pursuing stage, thus it should be anized with greater efforts.
[关键词] 传播学研究 学术规范 研究方法 中观研究 原创性研究 学术引进 古代传播研究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传播学，至今已21年了。在世纪末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明确传播学研究该向何处去，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在传播学研究上建树甚少，但很关心和留心观察这项研究。现在不揣冒昧，说些近乎外行的话，目的是抛砖引玉，促进讨论，探讨传播学发展之良策。
一、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定位
这21年来，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很是红火，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几十本，发表的论文数以百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先后与各有关单位主持召开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到今年11月已有5次。30多所院校开设了传播学课程。我国传播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存在问题也不少。我国翻译的西方传播学著作数量很少，且很不全面。我国学者最早的传播学著作，要算戴元光等写的《传播理论与实务》，出版于1988年。已出的传播学著作大都是在教材的基础上丰富、整理出版的，其中《传播学引论》（李彬着）、《传播学导论》（董天策着）等若干著作架构合理，逻辑严密，论述流畅，对于普及传播学知识很有意义。但超出教科书的研究专着比较罕见。传播学研究有不少是在浅层次上重复，原创性研究不多。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对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历来不够重视，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现在几乎还没有看到，我国学者在传播学研究中总结的原理和方法被国外权威刊物或著作所引用。所有这些说明，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快，但发展缓慢。
对于这20多年来的传播学研究，有人划分为几个阶段。但我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总体上是追赶式研究，只能在个别领域上或许可以说是赶超型的研究。追赶式研究，是说我们的研究仍处在引进式介绍和引进式研究阶段。作这种定位，比较能够反映实际。这样定位并不是低估成绩，更不会妨碍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而恰恰能有利于认识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二、引进介绍应力求全面一些
198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后两句话今天看来似乎说大了点，但其意思大体还是可以肯定的。可是究其实际，我们到现在连“系统了解”也还没有能够做到。
传播学基本上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大部分，如果加上包含前二者在内的组织传播，也可说是三大部分。（有人说，还有一种“自我传播”，但我认为，传播学研究的传播都是社会传播，所谓“自我传播”不应包括在内，它应属于心理学范畴）。可是长期以来，我国传播学界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均属大众传播范围，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译着一本都还没见到。
从学派来讲，我国介绍的大量是美国的经验学派，欧洲批判学派是传播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它的某些观点更容易在中国引起共鸣。但是我们对它的译介很少，几乎一本译着都还没有出过。只有王怡红、李彬等写了一些介绍文章。缺少这一大块，对于我们研究传播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传播大众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等诸多重大课题，都会缺乏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的启示。陈力丹在1995年曾撰文，主张“更多地借鉴欧洲传播学派的方法、观点”，他认为，“他们的理性思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有较深刻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他们更多地从整体上考察传媒，更多地采用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注意传播过程及其每个环节所起的作用。同时，并不排斥用经验学派常用的一些具体方法。”①但陈力丹所倡导的迄今并无进展，我国传播学界接触批判学派仍然很少。幸得李瞻教授出面张罗，为大陆十几个院校赠送了一些新闻传播学的书籍，可从中得到一些帮助。
至于从国外浩如烟海的传播学论文中挑选精品翻译发表，同样极为罕见。
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可能多数外文都不很过关，看原着有困难，而且由于研究经费有限，购买外文原着也是难事，何况从为数众多的外国著作中去精选，对于每个研究者个人来说，都是难度不小的事。所以组织挑选和翻译若干外文传播学原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997年，潘忠党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发起了翻译出版“媒介、文化、与社会译丛”的计划，该计划认为，“我国目前市场上涉及这个学科（传播学科）的书籍极少，仅有的少数也大多处于‘概述’和‘初级介绍’的水平，缺乏超出教科书的专着”，“要在我国学者近20年努力的基础上，将传播学的介绍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必须翻译介绍“一些学术专着和研究范例型的著作”。
这一计划列出了24本专着，包括了文化/批判学派、社会行为学派等各学派的有代表性重点著作。现将这24本书的作者、书名、出版年份转列如下：
1、维・沃萨德：《传播的生态：控制的文化形式》（1995）
2、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社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之回想》（1991）
3、奥利弗・巴瑞特・波德、克里斯・纽波德（合编）：《研究媒介的途径》（1995）
4、丹尼尔・戴岩、艾利休・凯茨：《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1992）
5、约翰・费思克：《理解流行文化》（1989）
6、荷伯特・甘斯：《决定什么是新闻：对于CBS晚间新闻、NBC每夜新闻、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的研究》（1980）
7、德・吉特林：《打开黄金时段》（1994）
拉斯苟大学媒介研究小组、：获取资讯：新闻、真理、与权力》（1993）
德・戈丁：《媒介的政治经济学》（1997）
10、贤托・阿岩伽、当那德・金德：《事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公众舆论》（1987）
11、塔码・李伯思、艾利休・凯茨：《意义的外销：对于〈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1993）
12、索尼亚・莉文斯通：《理解电视：受众解读的心理学》（1990）
13、约翰・麦克马内斯：《市场导向新闻学：公民应否警觉？》（1994）
14、保罗・玛萨瑞斯：《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1997）
15、约史华・玛雅维茨：《失去的空间感：电子媒介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
16、戴维・墨利：《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1992）
17、迪姆・欧苏勒文等（合编）：《传播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1994）
18、埃夫瑞特・罗杰斯：《创新的扩散》（1995）
19、麦克尔・刹德荪：《广告，艰难的说服及对于美国社会疑虑丛生之影响》（1986）
20、盖・塔克曼：《制作新闻：对于现实构筑的研究》（1978）
21、约瑟辅・特若：《媒介产业：新闻与娱乐之生产》（1984）
22、特云・凡・戴克：《新闻作为话语》（1988）
23、威廉・雷蒙德：《文化社会学》（1981）
24、威廉・雷蒙德：《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语汇》（1981）
这个丛书还成立了由李金铨、朱立、陈世敏、李瞻、郭庆光、喻国明、张国良、李良荣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提供咨询、建议。上述著作原计划分批翻译出版，到2000年上半年出齐，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计划搁浅，甚为可惜。但所选的书目无疑很有意义，即使不是每一本都很合适。望有能力承担此书出版者，能够挑起重担。
上面所列书目学术性大都很强，对于研究者帮助很大，我们也需要翻译出版一些教科书类型的专题著作，以利教学和普及。据了解，北京广播学院已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已有5部书稿译出。
三、中观研究及与我国传播实际相结合
传播学研究在美国实际上是经历着从微观到宏观的观程。开始是研究演讲和修辞的技巧，后来研究预测总统选举中选民投票的意向和美国人对重大事件的意见，研究战争时期宣传的效果，然后到威尔伯 施拉姆，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出版了《传播学概论》（《Men, Message, Media―A Look of Human munication》）之力作，标志着传播学的创立。当然，这种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是反复进行的。现在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无数课题，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都是微观的、具体的。《现代传播》刊登了陆晔、潇湘写的《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第49届年会述评》，这次年会是1999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湾举行的，其主题是“传播与对立：通过对话接受差异”。但另外还有300多场专题报告，涵盖了17个方面，每个专题下面都有很多微观的、具体的研究课题。②西方科学界都重视原创性研究，而原创性研究必然是从微观入手。相信到一定时候，还会出现施拉姆式的大师，把前入的成果进行系统归纳，使传播学的构架体系跃入一个新的层次。
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路程则不同，是从引进开始的，首先是从翻译介绍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德弗勒等人的《大众传播通论》等宏观著作开始的。我国已经出版的很多传播学著作也都是概论性宏观著作（大多是以上两本书的某一种的构架作些变化，或以上两本书的构架综合起来作些变化，来确定自己的篇章结构）。一些学人是在领会这些传播学著作原理和粗通一些传播研究方法以后，才去着手进行带有原创性的研究的。所以，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
鉴于我国进行出版的宏观性著作已经不少，而微观的原创性研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一时难以有大的发展，我在这里提出加强中观研究。所谓中观研究，就是要求以专着的形式，系统介绍西方传播学关于某一学术领域（或某一分支学科，或某一基本理论等）的源流发展、基本内容（包括原理、规则、方法以及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的传播实际和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认为，作为追赶式研究，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
本人以为，在未来几年，如果能够出版以下中观研究的著作，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和传播学知识的进一步普及，都会起很大作用。
（1）传播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理解传播、说服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传播心理学、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传播、文化传播等。
（2）传播的一些基本原理：批判理论、沉默螺旋理论、两级传播理论、媒介理论等。
（3）传播的一些基本方法：议程设置、传播控制等。
（4）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如经验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传播学许多常用的研究方法（如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