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民币升值预期成因与对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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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起源于去年以来日本政府的“独奏”，随着欧洲和美国相关利益集团的加入，“独奏”开始演变成“合唱”。从日本最早的动议算起，本轮来自外界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已经超过一年。如果我们从最初的激愤和不平中冷静下来，回过头认真分析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过程，就可以发现，事实上最近几年人民币对美元稳中趋升、对其他西方主要货币升多贬少，但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却并没有因为其事实上的升值而有所缓解，反而出现了“升值——升值预期强化——再度升值”的新循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民币升值预期由来已久，因此，消除持续不断的升值预期，必须采取多方面的有效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问题，否则，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挥之不去，继续成为投机、炒作的对象，一定程度上干扰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
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现实表现
自从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对西方主要货币的名义汇率大体保持升值态势，并形成“人民币汇率实际升值——引发升值预期——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升值预期强化”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自我实现的循环。
从具体的汇率水平看，9年间共有7年的时间人民币对美元保持了上升态势，两年稍有下降，但幅度极其有限，基本可以忽略并视为稳定，简单累计后，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幅度接近5％。
由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钉住美元，人民币对其他西方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受到美元对上述货币汇率的直接影响，二者保持了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和同步性。在过去9年间，美元广义汇率指数5年累计上升21.62％，其他4年的下降幅度累计为15.43％，升降相抵后净升值超过6％。人民币跟随美元对相关货币均有明显升值。美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指数波动程度更为显著，9年内该指数累计升值28.54％，累计贬值20.75％，升降相抵后净升值为7.79％。因此，人民币对欧元、加拿大元、日元、英镑、瑞典克朗、澳大利亚元及瑞士法郎等西方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明显地大于其他货币。
概括而言，从名义汇率水平看，人民币在对美元升值的同时，对西方其他主要货币也出现了幅度不等的升值，其中，过去9年，人民币对日元累计升值12.7％。
在人民币对西方主要货币汇率不断上升的过程中，还伴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到2003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总额已达3464.76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位，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在暂时不考虑国内外相对价格变动、仅从名义水平分析的前提下，外汇储备的持续攀升意味着在中国现行外汇市场及外汇分配制度安排下，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仍然没有能够消化全部升值预期，在现有汇率水平下，外汇市场供大于求，没有实现供求平衡，结售汇制度造成中央银行被动入市进行干预，充当外汇交易最后差额的承担者，失去外汇调控的主动权。因此，目前的汇率水平一定程度上偏离于均衡价格。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的近10年间，除去个别年份外，人民币汇率变动呈现出一个新的循环过程，即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引起更大范围的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人民币汇率再度上扬，由此形成一个闭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种循环的形成是内部及外部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
二、美元汇率趋势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直接影响
在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外部因素中，美元汇率变动趋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美元1996—1997年和2000—2001年两次大幅度升值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年度波动率分别控制在0.3％和0.01％以下。可以说，在这两个阶段，人民币与美元亦步亦趋，共同进退。因此，相对于美元这个标尺而言，我们实现了不贬值的承诺，人民币汇率是稳定的，但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衡量人民币币值，我们就会发现，人民币在持续升值。
同样，当自2001年起美元汇率出现方向性逆转后，人民币仍然与其亦步亦趋，同步进退。从2002年初到2003年8月，美元广义汇率指数贬值6.39％，对主要贸易伙伴贬值14.66％，人民币则对美元轻微贬值0.012％，因而跟随美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出现10％左右的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的人民币名义汇率指数由2001年的122.02％下降到2003年3月的115.14％，实际有效汇率则由2001年3季度的112.26％下降到2003年3月的102.29％，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人民币币值的变动。这种变动引起了习惯于看到人民币对其货币升值国家的恐惧和不安，从而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了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以便对其他货币同时升值的外在压力。
上述过程表明，在实际钉住美元的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下，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币值的变动完全依赖于美元的调整，而美国的汇率政策则完全是内向型的政策，其唯一出发点是看是否有利于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美国经历了战后延续期最长的经济持续上升时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连创新高，通胀水平与GDP增长率呈逆向变动，消费物价上涨率随GDP增长率的上升而逐渐收窄。低通胀、高增长在使经济学家对“新经济现象”感到困惑和激动的同时，也对美元汇率产生了实质的支持作用，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强势美元成为保持低通胀及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并进而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美元汇率变动与实际经济表现相关性明显增大。
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经济出现增长停滞，强势美元开始遭受美国经济减速、利率差距逆转和资本流向调整、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等因素的挑战，原有的汇率政策越来越不合时宜，调整成为必然选择。2003年上半年，除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3到4月间美元汇率短暂回升外，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继续沿袭2002年的态势而持续贬值。
人民币在分享美元贬值带来的某些好处的同时，自身的处境也随着美元贬值幅度的加深而渐显尴尬。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周期并未与美国保持同步、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引发了国际范围的关注。
未来一个时期，美元汇率走势对人民币的影响程度将继续强化，但影响方向则可能因美元汇率的未来走向的差异而出现变化。
进入2003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美国经济开始显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与欧盟及日本实体经济的差距再度拉大，外汇市场预期开始由一边倒的认定美元走软，转向升值与贬值各有市场，多、空双方较力，互有输赢，美元汇率的前景增加了一些新的变数。
一方面，经过连续一年半的贬值，美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贬值幅度接近15％，币值高估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开始在贸易领域产生影响，2003年6月，美国贸易逆差为395.5亿美元，低于上月的414.8亿美元，即使根据该水平推算的年度贸易赤字仍偏离于理论上的理想水平——美国实际GDP的3％，但是，考虑货币贬值对国际收支影响的时滞，这种缩减趋势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得以持续，贸易项目的压力将逐渐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