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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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流传于北魏宫掖与鲜卑贵族间的《代歌》，是拓跋族的民族史诗。道武帝时修撰的北魏早期历史《代记》，主要当是依据《代歌》。《魏书·序纪》大体是以《代记》为本。辑集《代歌》和修撰《代记》的重要人物是邓渊。由于邓渊冤死，崔浩死于国史之狱，北魏一代史学衰微，史官视修纂北魏前期历史为畏途。考察《序纪》的来历，可以看出拓跋族面对其民族早期历史的某些问题时陷入的痛苦与窘境。这是中古时期民族融合浪潮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
　　【关键词】北魏　代歌　代记　邓渊　崔浩

一、《真人代歌》释名

　　读魏收书，留意到《乐志》所载《代歌》问题[1]。《乐志》谓“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我不懂音乐和音乐史，但是觉得代歌内容从“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看来，应该就是拓跋史诗，很有史料价值，值得读史者探究。只是歌词散失殆尽，研究《代歌》本身已不可能，只好当作史学史上的一个话题来对待，看看能否发掘出一点有用的东西。
　　《乐志》所说的“时”，意指代歌进入北魏乐府之时。因为代歌本是鼓吹乐，马上奏之，只有入乐府后始“与丝竹合奏”，才能脱朔漠土风而登进于庙堂宴飨。北魏始设乐府，年代甚早。魏平中山，晋伶官乐器屡经转徙遗散之后而得留存者，多入代北，理当设官司理，但只是草创而已，乐工、器物、乐谱、歌词都远不完备。辑集代歌之事似乎与设乐府大体同时，有代歌之辑即有乐府。《乐志》叙代歌事于天兴元年至天兴六年（398—403）之间。以后拓跋破赫连，平凉州，通西域，所得稍广，乐府渐有规模。孝文帝务正音声，搜求古乐，乐府始盛。乐府音声审定，器物调适，歌词取舍，编撰次第诸事，魏初邓渊首居其功，以后续成者则有高允、高闾等人。
　　代歌，《隋书》卷14《音乐志》未曾特别言及。但《隋书》卷32《经籍志》小学类有《国语真歌》十卷，无解释，姚振宗《考证》亦无说。我认为应当就是指代歌一百五十章。国语即鲜卑语，代歌是用汉字写鲜卑语音而成。至于真歌之名，下面再作解释。《经籍志》还有《国语御歌》十一卷，不知是否与代歌有关系。
　　《旧唐书》卷29《音乐志》、《新唐书》卷22《礼乐志》都有代歌资料，又称北歌。这是由于两唐乐志在有关部分列叙四夷之乐，入代歌于其中的北狄乐中，故有北歌之名。北魏迁洛以后对于拓跋旧物都以代、以北为称，所以北歌、代歌同义。两唐乐志都说北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狭义地说，所谓“燕魏之际”，当以道武帝皇始元年（396）建天子旌旗、取并州、夺中山，至天兴元年（398）克邺、灭后燕、定都平城为基准，北歌辑集当在此时；而所谓“鲜卑歌”是总括此时鲜卑各部之乐而言，包括以拓跋为主的代歌在内。广义地说，它也可能泛指十六国至北魏后期的胡歌胡乐，在燕魏之间以至魏末较长的时间之内陆续辑成。魏志所叙大体符合狭义的要求。两唐志所叙燕魏之际鲜卑歌，在这两方面都显得混乱，只能从广义方面来理解。
　　两唐乐志都说北魏乐府代歌，到周、隋之世与西凉乐杂奏，原有的代歌一百五十章由于只有鲜卑音而无汉译，理解者越来越少，以至逐渐失传，至唐时只存五十三章，而名目可解者只有六章。两唐乐志录有六章名目，即“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5《横吹曲词》录载了几章汉译歌词。从这几章汉译歌词看来，两唐乐志所说到的代歌内容与发展情况，大大超越了《魏书·乐志》所说的代歌，所叙可解者六章与《魏书》不能吻合，时代较晚，也不是道武帝先人有关事迹。证据如下。“部落稽”，十六国时称山胡，魏时只一见，称步落坚，在《北史·尔朱荣传》中；至于正式见到步落稽的称呼，已是北周之事了[2]。“钜鹿公主”，《旧唐书·音乐志》说似是姚苌时歌，其词华音，与北歌也不合。“企喻”，据《乐府诗集》卷25引《古今乐录》，其四曲之一是苻融诗，不涉及鲜卑。所有这些，与《魏书·乐志》所说代歌“祖宗开基”、“君臣废兴”的鲜卑史实都不是一回事。不过，旧志又说“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词，此即后魏世所谓簸逻回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词”。此事在隋志中也有相应记载，可以确认为魏世之作。隋志谓“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渊）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簸逻回即是大角及其所奏，北狄鼓吹之乐，马上用之。所谓“不可解者多可汗之词”，似内容为历代鲜卑君主言语行事，这与魏志所谓“祖宗开基”、“君臣废兴”或者可以合辙。
　　以上的资料和解析，使我理解到唐乐府中的北狄乐、鲜卑乐、代歌，是三个大小范围不一的名称。北魏代歌一百五十章，唐以前多半陆续散失，也有新章羼入，所以唐志所说的代歌已不全是北魏时的原貌了。所谓唐时尚存而又可解者六章，其中的“步落稽”一章属于大范围的北狄乐（步落稽族属来源主要是南匈奴），“慕容可汗”和“吐谷浑”二章属鲜卑乐范围。只有严格意义的代歌才是拓跋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它鲜卑歌包含其中，因为拓跋在推寅（即追谥宣帝的所谓前推寅）时还曾是鲜卑檀石槐势力的一部分，称西部鲜卑。唐志成书，距代北拓跋年代已远，乐府歌词变化很大，最重要的是鲜卑语言已鲜为人知，所以难于区分乐府各部分来源演变，以至于对代歌的叙述混淆不清，产生了上列的矛盾。
　　也许还可以这样认定，代歌是经过拓跋君主有意筛选甚或部分改造的燕魏之际鲜卑歌。筛选是按照道武帝个人意志进行的，目的是用口碑资料中的拓跋（也不排除鲜卑它部如慕容等）传说，编成歌颂先人功烈的歌谣，于代人中广为传播，为道武帝的帝业制造舆论。《乐志》所说代歌中“祖宗开基”“君臣废兴”的具体内容，道武帝正需借鉴，是他在创业时期朝夕思虑的大问题。《魏书》卷24《崔玄伯传》说其时道武帝“历问故事于玄伯”。又说“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道武帝满心关注的有关治道的掌故，崔玄伯等人所能提供的，只限于汉人典籍所载，非拓跋旧事，而拓跋开基废兴诸事，却正是代歌的核心内容，而为此目的替道武帝筛选辑集代歌的人，从文献查找，只能找到邓渊一人。只有邓渊一人，于天兴元年冬奉命定律吕，协音乐，这势必涉及代歌；也只有邓渊一人，几年以后又受诏撰修代记，这也势必要以代歌所涉为主要资料。两唐乐志都说代歌是“都代时命宫人朝夕歌之”，所歌又尽代人之事，因而有代歌之称，迁洛以后不一定还有此需要，而且鲜卑语音大多既被遗忘，代歌也不再具备原来的意义了。
　　我还想用拓跋人爱歌的风习，来加强代歌是拓跋史诗，是拓跋古史资料来源的看法。拓跋爱歌的风习是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到了平城和洛阳已有汉字可供使用的年代，这种风习仍然依旧。《序纪》说拓跋先人“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记录焉。”所谓人相传授，当是有言有歌，基本上都是口述的拓跋历史资料。一个部族，一个部落，甚至一个家庭，都有这种口述传授的资料。北魏皇帝是爱歌的。太武帝神 三年（430）行幸广宁温泉，作温泉之歌以纪其事，见《世祖纪》。他令乐府歌工历颂群臣，赞美“廉如道生，智如崔浩”，见《长孙道生传》。其它臣工当各有诗歌赞颂。《文明冯太后传》载，冯太后曾与孝文帝幸灵泉池，孝文帝率群臣上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于是和歌者九十人”。耆宿之臣元丕（422—503）为烈帝翳槐后人，历仕太武、景穆、文成、献文、孝文、宣武六朝，以能言“国家旧事” [3]见重于时。《北史》卷15《元丕传》：“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宴之际，恒居座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孝文帝说他“亲歌述志”，当然是又说又唱了[4]。
　　北魏墓志中也有一些歌唱家族史传的例证。永熙二年（533）元肃墓志，记肃父扶风王怡“道勋出世，列在歌谣”[5]，这种赞颂歌谣可能是乐府歌工奉命所作，如赞长孙道生、崔浩之例；也可能是贵族家传自编之作。正光五年（524）元子直墓志，说到其家世业绩“故已播在民谣，详之众口”[6]。永熙三年（东魏天平元年，534）张瓘墓，自矜其家世“吟诵两穗”[7]。这些可吟可唱的歌谣，其内容大概相当于汉人大族的家传。还可注意的是，武定八年（550）穆子岩墓志赞美先人事迹说：“家图国史，可得详言”[8]。然则贵族家世记录除歌谣以外，还有家图相配。
　　有一种文化现象曾令我不得其解，就是当拓跋人已进入高速汉化轨道之后，拓跋皇族人物自记其先人名字，仍旧任意用汉字写鲜卑音，而不遵循官方规范，与今本《魏书》所见多异。这也是从墓志材料中看出来的。永平四年（511）元侔墓志志阴铭文，谓墓主的六世祖为昭成皇帝；五世祖为昭成第八子受久[9]；高祖常山王遵[10]，字勃兜；曾祖常山康王素连；祖河涧简公于德；父悝，字纯陁。案以墓志核对《北史》卷15《常山王遵传》及《魏书》15《常山王遵传》，名字异处甚多。一，受久，本传作寿鸠；二，遵，字勃兜，本传不载其字，元昭墓志[11]则作字兜；三，素连，本传作素，元昭墓志则作连；四，于德，本传作德；五，悝字纯陁，本传不载其字。
　　显然，墓志所见名字当是据家传歌谣，有真实性，为常所使用者；《魏书》则当据官府文书。北魏有宗正[12]，宗室人员名字，宗正必有文书记录，是在官的正式名称，却并不被本人及家族重视，因而有如上歧异出现。从这里也可推知，直到魏末，拓跋人仍不重视汉字汉语，记事仍以歌谣为准，风习未改。前引元肃墓“道勋出世，列在歌谣”，歌谣作用甚过文字叙述。顺便论及，甚至连汉字拓跋作为国姓，也未被普遍认同，西魏北周恢复胡姓，民间写拓跋为 拔。北周武成二年（560）《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所刻邑子姓名中，拓跋全作 拔，共有十余人[13]，初疑这是民间讹写，一方流俗。后见镌刻精美的北周大将军李贤墓志[14]，拓跋也作 拔。李贤墓志立于公元569年，此时魏收《魏书》早已修成了。从这种文化现象推知，甚至到迁洛以后，拓跋人对其祖宗开基及先人事迹的记忆，恐怕还是靠歌谣传诵为主，而不是依赖汉字记述。
　　现在还是回头来讨论乐府代歌本身的问题。
　　代歌的来源、内容，姑且作了上述的探讨。在《魏书》、《旧唐书》里，代歌叫做“真人代歌”。《新唐书》叫“真人歌”，当系省称。只有《隋书·经籍志》称之为“国语真歌”。真歌之“真”和真人代歌之“真人”，不像是同一含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汉音所读真字，鲜卑语中是表明人物身份称谓的字眼。《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说到此语，列举了称为真的人物职称身份语词甚多，近年所出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孝文帝时司马金龙及其妻墓表刻石、北魏诸多墓志铭，以及《周书》怡峰传、薛弁传，《北史·斛律金传》等处，所举人物职称身份中均带“羽真”[15]。其它墓志中也另有带真字之例[16]。但是真歌之真与人物身份之真，似乎看不出任何关系。所以，“真歌”很可能是隋志为图简便而形成的误写，而“真人歌”和“真人代歌”才是正式的名称。
　　真人代歌名称，我认为与真人一词有密切关系。真人自来就是道家方士一类人物时常提及的称谓。王逸注《楚辞·九思》，以真人为仙人。《魏书·官氏志》天兴三年（400）“置仙人博士官，典煮炼百药。”天兴是辑集代歌的年代，煮炼百药又是供道武帝服用。可见代歌冠以真人二字作为正式名称，具有道武帝的时代特征。至于这与道教有无直接关系，可能另有文章可做，这里不细究了。
　　《魏书·天象志》皇始元年（396）：“先是有大黄星出于昴、毕之分，五十余日，慕容氏太史丞王先[17]曰：‘有真人起于燕代之间，大兵锵锵，其锋不可当’。其冬十月，黄星又见，天下莫敌。”自注：“是岁六月，木犯哭星。木，人君也，君有哭泣之事。是月，太后贺氏崩。至秋，晋帝殂。”[18]《魏书·灵征志》记天兴四年（401）吏上言昔句注老父谓某曰：“自今以后四十二年当有圣人出于北方。时当大乐，子孙永昌，吾不及见之。”某遇老父之年为二十二岁，当前燕元玺二年（353）。以此推之，后四十二年，正当道武帝破慕容宝之岁。这些资料都说明，道武帝之兴，曾经动员不少方术之士为他制造舆论，其中最起作用的，还是王先借天象所言“真人起于燕代之间”。
　　皇始元年对北魏道武帝说来是个极具意义的年份[19]，王先所言的这一年天象所示，就是人间变化的朕兆，真人代歌正是从此后二年邓渊着手辑集的。用拓跋正朔记后燕慕容太史丞所见天象，所言人事与拓跋帝纪又若合符契，这明明是道武帝周围之人所编造的痕迹。“大兵锵锵，其势不可当”，正是指拓跋平并州、出幽冀之兵，起于燕代之间的真人只能是道武帝。恰恰在此时出现的真人代歌，所歌颂的不是道武帝又能是谁呢？所以北魏乐府昏晨演习代歌，就是为了歌颂开国之君道武帝，以及拓跋“祖宗开基”的功业。
　　这些就是我认为代歌的正式名称是真人代歌的理由。代歌是拓跋史诗，又是道武帝帝业的舆论工具。同时它也承载了拓跋部人的感情，因而获得了它在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这种文化现象，值得研究拓跋史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