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概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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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的研究，在断代史中，起步较晚。二十年代初，清朝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才把清史研究推向前进。日本侵略者制造伪满洲国，激起我国爱国主义学者加强清史的研究。新中国建立以后，清史工作者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清史，探索新的清史体系。近十年来，清史研究有了令人高兴的发展，专门研究机构日益增多，从业人员逐渐增加。
据自1949年10月至1984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出版有关清史专着和工具书一百二十余种。其中主要有：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王钟翰的《清史杂考》，莫东寅的《满族史论丛》，李洵的《明清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郑天挺的《探微集》、《清史简述》，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周远廉的《清朝开国史研究》，张德泽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韦庆远、吴奇衍、鲁素的《清代奴婢制度》，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郭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等。还先后发表清史论文九千余篇（其中包括部分《红楼梦》研究文章）。从1982年以来，每年平均发表文章在四百篇左右。
这些专着和论文，涉及清代社会历史领域的各个方面，探索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入，不过比较集中的是讨论了以下诸问题。
一、满族的形成与入关前的社会性质
这个问题是建国后不久就开始探讨的问题之一，直至今日仍然不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郑天挺等认为，满族也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是努尔哈赤在公元1616年建立的后金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当时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只不过这时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属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而已1。
尚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正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还认为满族未经过奴隶社会，而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转入了封建社会2。
张维华认为：“进入到满洲历史范围的满族社会，一般说来，在奴隶社会使用上只发展到家长奴隶制的阶段，奴隶使用仅是起着助手作用”。即努尔哈赤兴起时期的满族是处在早期奴隶制阶段3。
王钟翰在《清史杂考》4中认为，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七世纪二十年代（1577－1627年）的五十年间，努尔哈赤领导的满族社会应属于奴隶占有制社会，而决不是属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奴隶制。他还认为满族在1621年至1644年的二十多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而复杂的阶段。
周远廉在《清朝开国史研究》5一书中认为，满族在入关前经历了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占有制与封建制等各个阶段。他重点分析了满族社会中“诸申”的身分与地位的变化，从而阐明满族社会性质的变化。他认为满族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诸申”是不受任何人役使的氏族成员，此时的满族社会性质是属于氏族社会末期。1587年，努尔哈赤开始“定国政”，给“诸申”规定了各种义务，从此沦为奴隶制国家的穷苦贫民。1621年后，后金政权占领了辽沈地区，颁布了“计丁授田”，此时诸申领有份地，每年向国家缴纳赋税，从此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农民。从1621年以后满族基本上进入了封建社会。
李洵等认为，满族在入关前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他主要是通过分析满族入关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他认为当时满族社会中存在的大批奴隶，是旧制度的残余，奴隶不是直接生产者，多半是家内奴隶。因此，当时的满族社会性质应属于前期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过渡的时期6。
除以上几种意见外，也还存在着一些其他意见。例如，有的人认为，清入关以前的满族社会是处在家内奴隶制至庄园奴隶制时期。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便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满族真正封建化要迟至康熙时期才算完成7。还有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以前，满族社会正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以后五十年间是奴隶制发展的时期。皇太极执政的二十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过渡的时期。“拖克索”庄园日益普遍，说明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发展较为迅速，“计丁授田”不是作为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界碑，而是延续奴隶制的一种措施，没有进步意义可言，只是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族社会才进入到封建社会8。
二、有关清史在中国史的地位、清史的分期与明清之际（清初）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问题
对于清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问题，解放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全，人们由于对满族入主中原抱有偏见，故竭力贬低清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认为清朝的统治对中国历史只有破坏而无建树。解放后这方面的认识有了改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对清朝前期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日趋明确。普遍承认它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它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稳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清史研究者们，还从世界历史的范围考察了清朝的历史地位。学者们一直在寻找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很自然地就加强了对清朝历史的注意。傅衣凌认为：明清时期的历史地位值得重视，它正处于东西方变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清两代出现有不少新东西，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等都有许多新东西、新因素。可是新因素、新力量得不到正常的成长，生产力发展缓慢，穷本探源，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明清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其次是封建的隶属关系、租佃关系，对直接生产者实行残酷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统治。再有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新产生的锁国政策，阻滞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阶级分化，看不出新的阶级力量的顺利产生和成长，使中国成为一个汪洋大海的小生产王国9。戴逸认为：“清史，离我们今天很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要了解其究竟，追溯其来历，都离不开清史。”在讨论清代前期历史之地位时，“应该持两点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清代前期的历史既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渺小的一面；既有它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它黑暗苦难的经历”10。王思治认为清朝前期历史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只能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向前迈进。然而，外部世界却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欧洲资本主义的先遣队正在源源东来，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嚣张的时期。清代前期也正是抵御外来侵略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距离也更加扩大了，这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历史影响同样也是深远的11。
关于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外来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也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尚钺等人对此估价较高，认为从明代开始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而黎澍、刘大年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他大大提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论断12。许多学者还认为，因为长期以落后的封建经济为基础，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因此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进步的速度长期处在徘徊、停滞的状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骄傲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从而抑制了明末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闭关是重农抑商政策的继续，它保护了封建经济，隔绝了人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这只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维护和巩固，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发达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中逐渐落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关于清史的分期，许多清史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般人认为清史可分为前后二期，以1840午鸦片战争为界，前期是清朝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为清朝衰落、灭亡时期。
郑天挺等认为，1616年——1644年以前的政权，只是在辽东地区实行局部统治，这一段历史是属于明史范围。1644——1911年的268年间，可以分为三段：
1.前期（1644——1723年），从入关到摊丁入亩。共80年。第一阶段又可分为两段：（1）入关到统一（1644——1681年），前后38年。（2）统一到摊丁入亩（1681——1723年），前后43年。
2.中期（1723——1840年），从摊丁入亩到鸦片战争。共118年。第二阶段也可划分为两段：（1）摊丁入亩到白莲教起义（1723——1796年），前后74年。（2）白莲教起义到鸦片战争（1796——1840年），前后45年
3.后期（1840——1911年）或称为晚期13。
夏家骏认为清朝前期的历史可细分为三段，即：（1）关外阶段（1616——1644年）是明清交错时期，严格来说应归属于明史范围。但这一阶段是清朝打基础的时期，如果没有此段历史的发展，清朝统治者就不能入主中原，实现它对全国的统治。（2）统一、恢复、发展阶段（1644——1795年），这一阶段是清朝前期的重要阶段，政治上得到巩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土空前辽阔，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得到了发展。（3）由盛转衰的阶段（1796——1840年），此时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清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走向了下坡路。外国侵略势力也加紧了在中国沿海和内陆的活动14。
翦伯赞等认人，清朝前期的历史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统一时期（1644——1683年），即由清军入关前至统一台湾。（2）鼎盛时期（1684——1795年），即由康熙统一全国至乾隆帝“让位”，做太上皇帝，亦即白莲教起义前夕。（3）由盛转衰时期（1796——1840年），即由白莲教起义至1840年鸦片战争15。
许曾重认为，清史可分为六个时期，即：（一）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后金时期（1583——1643年）前后共61年。（二）清朝建立时期（1644——1661年）前后18年。（三）清朝的巩固时期（1662——1683年）共计22年。（四）清朝的发展时期（1684——1795年）共计112年。（五）清朝的中衰时期（1796——1840年）前后45年。（六）清朝的衰亡时期（1840——1911年）共计71年16。
三、有关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
清初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也是建国以来清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它涉及到当时满汉间的民族矛盾、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清军一入关，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农民军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直至桂王永历政权的最后失败。这一阶段中，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影响着汉族社会阶级矛盾的变化17。第二种意见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清初社会主要矛盾，因为清政权是满汉地主阶级勾结的产生，它镇压了大顺军和大西军，实行地主阶级的统治，而且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18。第三种意见是把清初这一段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在不同的阶段中，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即在清军入关之际，主要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即满、汉地主阶级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军，重建地主阶级统治，但是从顺治二年（1645年）起，由于清政府颁布严厉的薙发令，滥杀汉族人民，并用强制野蛮的手段推行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措施，严加控制和镇压汉族人民，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同时也侵犯了汉族封建地主和官僚们的利益，使地主阶级与农民军形成了抗清联合阵线，因此，此时的社会矛盾又以民族矛盾为主。一直到1664年，在康熙统治前期，已基本完成了满汉地主阶级的合流，这时社会矛盾以民族矛盾为主，转化为阶级矛盾为主19。
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江阴抗清等问题，有的研究者围绕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说明，并进而指出江南地主阶级与清统治者的结合与北方地主阶级不同，经过了反复曲折的斗争。清朝代替明朝，既是地主阶级重新加强了对农民群众压迫和剥削的过程，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历了新的组合和调整20。
对于农民军“联明抗清”斗争策略评价问题，有人认为农民军“联明抗清”是当时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因此，对农民军来说，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清初的抗清斗争所以能长达二十年之久，正是由于农民军坚持了这一正确策略。当时抗清斗争有两股主要力量：一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郑成功，一是西南地区的李定国。有的人认为他们“联明”、“尊明”的实质就是忠于民族、忠于民族利益，这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21。另外，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政策导致了抗清斗争的失败和农民军瓦解的历史悲剧。他们还认为，李定国采取的“联明抗清”应该否定。他对南明政权忠心耿耿，毕恭毕敬，这是阶级投降的表现22。
四、关于郑成功抗清与收复台湾问题
建国以来，对郑成功及其收复、开发台湾，发展海外贸易、与大陆的交往，清军统一台湾和弃守之争问题的研究，始终不衰。1962年和1983年厦门大学等单位先后两次举行纪念郑成功及其收复台湾的学术讨论会。
在郑成功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在挖掘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以及外文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合作编辑《清代台湾史料丛刊》，其中《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一册已经出版。此外，福建教育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
学者们从明清之际整个时代的矛盾斗争与历史的进程为出发点，评价了郑成功的历史地位。他们指出，郑成功不仅是杰出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是具体分析时，却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代表南明政权的抵抗派，始终坚持抗清，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抗清复明，收复台湾也是为了继续抗清。他忠君报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忠臣，不论从抗清或复台来看，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他是海上贸易商人的代表，他的抗清和复台均从海商利益为出发点，因此他的抗清是不坚决，不彻底的，他赶走外国殖民者，收复台湾，要比坚持抗清重要，郑成功所以是民族英雄，就在于复台，而不是由于抗清。还有人认为，郑成功坚持反清和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民族压迫，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一贯坚持强调“民为邦本”，“报国救民”，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关于郑成功抗清问题，傅衣凌认为，郑成功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抗清的军事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比起他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功绩来，毕竟是第二位的，是以我们不能过分夸大郑成功的抗清作用23。张宗洽、潘文贵等认为，郑成功抗清，是为了“杀虏救民”，“恢复”，“中兴”，“复汉官之威仪”，简言之，即为“复明”。这一点与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具有同样性质，是应当肯定的。在抗清复明的活动中，郑成功的“忠君报国”思想实为最重要的动力，否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24。施伟青也认为郑成功武力抗清是坚决的，郑成功把与清“和谈”作为武力抗清的补充手段，郑成功始终是忠于南明政权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抗清斗争，拒绝清之招抚，不仅有坚定不移的抗清方针，而且有灵活机动的战术25。陈在正认为，郑成功初期抗清是正义的，进步的。但后期由于客观斗争形势与历史发展趋向的变化，他的抗清复明的愿望就成了主观空想，是与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充当了抗清悲剧的主角26。
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问题。许大龄认为，郑成功所以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我国领土台湾，主要目的在于，要把台湾作为根据地，以便坚持抗击国内满族贵族的南征。他还认为台湾是他父亲郑芝龙旧日活动的基地，占领台湾是从荷兰人手中收复自己的产业27。陈国强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对当时国内外的历史发展都作出了伟大贡献，他收复台湾的伟大意义超出了他长期坚持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在台湾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建设，摧毁殖民主义奴化教育，意义是深远的28。陈碧笙认为郑成功之所以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受到我国人民的尊敬和称赞，“正因他在收复台湾这一问题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绝不是为了抗清；如果就抗清中所表现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而言，他是远较李定国、张煌言这些人为逊色的”。郑成功把收复台湾是放在第一位的，把抗清是作为第二位的29。
关于郑成功经营台湾与海上贸易问题，林其泉、郑以灵认为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以前，其军饷供应就赖于海上贸易所得。因此，海上贸易是郑军的经济命脉。郑成功从事海上贸易是继承了郑芝龙的事业，但经营方法又与乃父不同。他实行的是“官营”贸易法，即直接派官员、将领经办对外贸易事务。而郑芝龙的海上贸易开头具有流寇性质，后来改为收取固定船税的“自由贸易”。郑氏的商船遍布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更远到西欧。“郑成功经济思想明显地表现出经济为政治和军事斗争服务”。郑成功从事海上贸易加强和发展了中国人民与东南亚人民的友谊和经济合作，鼓舞了东南亚人民反殖斗争30。黄志中认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既重视理业，也重视工商业。他的“通洋裕国”论，把商业提高到很高的地位，列为国家的本业。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和市民阶级的利益31。林仁川指出，郑氏海商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每年有大宗的生丝、丝织品、砂糖、鹿皮输往日本，运回铜、铅等货。郑氏的第二贸易对象是荷兰，主要是从事生丝、砂糖、瓷器与胡椒、琥珀、锡、铅的贸易。郑成功收复台湾郑荷贸易基本中断，代之而来是郑英贸易。郑氏还大量同东南亚的吕宋、暹罗、柬埔寨、交趾等国进行贸易。总之，郑氏海商活动相当广泛，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无论是内贸不是外贸，都有这个家族经商的记录32。韩振华指出，郑氏家族一直是在东南沿海从事海外贸易的大族，1656至1660年间清朝实行海禁也效果不大，而郑氏对荷兰所控制的东方各港所实行的海禁却大见成效。只有在1661——1662年之际，颁布迁界令后，郑成功的海外贸易才受到影响，而这时他决心收复台湾，从而扩展了对外贸易之道33。
除了上述几大问题外，学者们还就郑氏家族的成员如郑芝龙、郑经、郑克塽以及施琅、陈永华等人进行了评论。同时还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地点，郑军的兵额、军饷、军粮等进行了考订。近年来还有人对郑成功的死因提出了疑议，认为郑成功是由于被毒而死。
五、清朝专制主义的加强、政治制度史、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的研究
关于清代专制主义制度的加强问题，建国以来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一改解放前没有系统、支离破碎的研究状态。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深入地分析清朝专制主义强化的历史渊源、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专制主义在各个领域的表现等。
清朝建立之初，较为重视整顿吏治。因此，比起明末的吏治较为清明。但由于官僚体制和封建地主阶级本质所限，康熙末年至干嘉时期，仍然百弊丛生，贪污盛行。有的人还认为清代的专制独裁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顶峰，在许多领域的残暴统治在历史上均是空前的34。有人指出，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是在朝着不断强化的趋势发展。表现为清朝封建统治制度具有三个特点，即极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鲜明的民族统治与贪污腐化盛行。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国家机构的研究比较充分。李鹏年、朱先华等编著《清代中央机关概述》35，张德泽编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36，钱实甫编著《清代职官年表》37等一系列论着，都较为翔实的论述了清代国家机关中各部的机构和职能以及清代职官等。特别是对清代军机处的研究更比解放前深入了一步，例如，对于军机处设立的年代(有雍正七年，和雍正八年等说法)、作用和职能的研究都比较深入，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关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对于清代内阁的特点、职能以及所起作用的研究也在日益深入。
近年来对于清朝皇帝的御门听政制度、奏折制度以及票拟制度都有专门研究，而在解放前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较少。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徐艺圃的《试论康熙御门听政》38、朱金甫《清代奏折制度探略》39和《明清内阁票拟制度的来历与演变》40等。
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在清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前老一代清史研究者虽对这一课题有一定研究，但多为一般考证、说明。解放后清史学者们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对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作了深入的研究。从八旗的建立、组织结构、旗色、“改旗”、兵数以及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组成、八旗制度的衰落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八旗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方面，有的人提出：八旗制度是满族的一种“兵民为一”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咱组织是有二重性的。它既统民，又统兵是军事组织，又是社会组织。它的组建反映了一种奴隶社会部族联合组织形式。它的起源与变化，是与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41。有的人认为：八旗制度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与当时女真各部的状况密切相关。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42。
在八旗编制上，郑天挺认为：八旗兵制与八旗户口有不可分的关系。满族户口编制，每三百人编一牛录，作为基本单位，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固山”是满族户口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各有一个专用颜色的旗帜，故汉语译“固山”为“旗”。1610年时四旗分别为黄、白、红、兰四色，1615年又增加四旗，于是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红、兰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构成了八旗。在最初成立旗时，所有的户口都要编进去，不分部族，所以一个旗内，有满族人，有蒙古人，也有汉人43。
在八旗制建立年代和称谓上，王钟翰认为：八旗制度是在1615年由努尔哈赤正式建立起来的，“兵民为一”的满族社会组织形式。其正确称谓应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称之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或“汉军八旗”是较晚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44。李新达认为：满洲旗制，始建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而非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汉军旗制始建于天聪五年（1631年）而非天聪七年（1633年）45。
在八旗制度的改革方面，有人提出：在八旗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曲折，从而造成了努尔哈赤死后诸王争国、汗权极度削弱的局面，因此构成了皇太极继位初期的改旗活动。皇太极以黄、白易色的形式进行改旗。这不仅仅是八旗贵族集团中对权力和财产进行再分配的问题，而其实质是对八旗制度的重要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努尔哈赤晚年的分裂、倒退政策，为皇太极以后的改革准备了条件和前提。这次改旗加强了皇太极的个人实力和中央集权制46。
关于八旗的兵额问题，周远廉认为，万历四十二年定八旗制时共有四百个牛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所辖的八旗，只有二百多个牛录47。据李新达考证，入关前的八旗兵数，也就是应服兵役的旗分佐领（包衣佐领不计在内）的壮丁数的总和，约有五、六万人。如果再加上孔有德等人汉军的兵力、蒙古兵力、随征子弟和奴仆等，以及朝鲜兵，则入关前清统治者所能动员的兵力在二十万人左右48。
六、清朝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有关清朝民族关系史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均有进展。有关民族史的研讨会多次举行，还发表了不少专着。如胡庆钧的《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满族简史编写组的《满族简史》，马汝珩、马大正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与王宏钧、刘如仲的《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等。
清政府设立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门）管理各少数民族事务。这一机构的设立，对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文章专门阐述了理藩院建立的原因、沿革、职权和作用。如，王钟翰的《试论理藩院与蒙古》49、赵云田《清代前期统治西、北地区政策和措施》50和《理藩院》51。还有不少文章论述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清朝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其中特别是喇嘛教的作用。多数研究者认为，清朝的民族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加强、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祖国统一，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杂居共处，从而促进了自然的民族融合。消极反动的一面是这种民族政策贯穿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内容。喇嘛教的推广对于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同时也阻碍了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广大劳动人民愚昧无知，极端贫困化。张羽新的《清政府对喇嘛教的政策》52一文，着重阐述了这一问题。
此外还探讨了许多具体问题。如有关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先辈学者曾作出了许多贡献，积累了丰富的史料。但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一课题的研究比较沉寂。近些年来，在蒙古史、清史与中俄关系史、中亚史研究的逐渐深入的基础上，这方面的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了。其中特别是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尤为突出。例如，对顾实汗、罗卜藏丹津、噶尔丹、阿睦尔撒纳与渥巴锡的研究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关于土尔扈特的回归，是近年来人们感兴趣的问题，马汝珩、王思治的《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53一文，对过去中外史学家关于土尔扈特蒙古西迁以及重返祖国的原因的看法提出批评。关于噶尔丹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谓为厄鲁特蒙古的英雄，有谓为分裂祖国的野心家。对于喀尔喀蒙古的南迁原因，袁森坡依据多种资料，与通常为学者所主张的由于哲卜尊丹巴的抉择的论点开展讨论，认为喀尔喀蒙古与内蒙古各都的密切关系、与中原的复杂的经济联系，必然在噶尔丹进攻面前南迁54。关于锡伯族的原居地问题，王钟翰根据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对今天远居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原居地进行了考释，纠正了前人只把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当作锡伯族原居地的说法55。
关于“改土归流”，王钟翰于1980年发表了《雍正改土归流始末》，对西南三省土司的起源，各少数民族的简况，雍正改土归流的政策，改土归流的得失等分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56。有的清史研究者还专门论述了西南地区苗疆的改土归流等，强调了改士归流在清初确有积极作用。它对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对地方交通的开发、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改土归流问题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在改土归流到底包括哪些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是否就是残酷的战争过程以及改土归流的作用如何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在这方面张杰夫的《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57、《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58等文作了较多说明。
七、有关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有关各族人民反清斗争与清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大致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在理论上作了深入的探讨，研究了清代农民战争的共性和特性，给予了科学的分析。如戎笙的《试论明清间农民阶级斗争的某些特点为——兼论中国农民战争发展的阶段性》一文，对这些问题就进行了扼要的阐述59；（二）对史料进行了搜集、汇编、整理、勾沉和必要的诠释；（三）对清代的历次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规模、经过、失败原因和作用等都作了研究和说明；（四）对农民战争纲领、口号以及起义领袖的评价等问题都作了有益的讨论和论证。三十五来研究的领域和课题在逐渐扩大和深入，几乎发生在清朝的历次农民起义均已有人进行了研究。如，山东栖霞的于七起义，榆园军起义，山西吕梁山区的农民起义，曹顺起义，北京的杨起隆起义，江西的棚民起义甘肃回民三次起久（苏四十三、田五等起义），湖南、贵州的苗民起义，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宁夏的哲赫忍耶穆斯林起义，北京和河南的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和东南沿海的蔡牵起义等。
清朝的农民战争多与秘密结社结合在一起，因此学者们对宗教与农民战争的关系、作用以及各种秘密会社的源流都进行了探讨。例如，对白莲都的源流、演变、教派，天地会、哥老会的源流、创立的时间、性质和作用等问题都各抒己见，展开了争鸣。白莲教繁衍了许多教派，如闻香教、混元教、罗教、清茶门教、弘阳教、天理教、白阳教等。有人认为：教派林立，名目繁多，这是农民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反映。教派多，流传广，在下层社会中拥用广大群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它的存在与活动，尤其是它和农民起义相结合时，对封建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和打击。在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60。有的人则认为它不可能引导人民推翻统治阶级，建立新的理想的社会。因此它也不能给人民以信心和勇气，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反而是人民精神的鸦片烟61。
嘉庆年间的川陕白莲教大起义是清代前期最大一次人民反清斗争，建国后陆续发表了一批论着和资料。有关这次起义的史实逐渐得到澄清，并纠正了魏源《圣武记》中的不实之处。关于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如齐林、王聪儿、姚之富、刘之协、徐天德与王三槐等人的生平事迹与评价等，研究者都进行了详细地探索和考订，同时也展开了争鸣。例如，对于王聪儿的评价问题，有的人认为她是湖北襄阳起义军的杰出领袖、起义军的组织者；有的人则认为这样的评价未免太高，襄阳起义军的实际领导人应是姚之富。有关论述这次大起义的论文入要有：王竹楼的《1796—1805年白莲教大起义》62、冯佐哲的《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63、许曾重等的《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作用的考察》64和《试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65等。
关于天地会源流、创始人、时间和地点等问题，一向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解放前就存在着不同说法。解放后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内仍多沿旧说，自六十年代起，才有突破。蔡少卿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66中提出了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所创。秦宝琦、刘美珍在《试论天地会》67与《关于天地会历史上的若干问题》68等文中提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中期（后来又着文认定为乾隆二十六年在广东惠州成立），创始人是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胡珠生在《天地会起源初探——兼评蔡少卿同志“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69一文中，认为郑成功是天地会创始人，它创立于清初康熙年间，地点为福建、台湾，然后传入广东和四川等地。赫治清在《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70一文中，反驳了天地会起源于乾隆年间、创始人为洪二和尚的说法，认为天地会成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年）。
关于天地会性质，在学术界也有较大分歧。其焦点在于天地会的宗旨（或口号）及其阶级属性两大问题。关于天地会的宗旨或口号，荣孟源、来新夏、戴逸、袁定中、胡珠生以及赫治清等人认为是“反清复明”。秦宝琦、刘美珍等人认为不能用“反清复明”口号作为天地会的宗旨，天地会众的“结会目的多为了遇事相助，免人欺凌”71。关于天地会的阶级属性，荣孟源认为，天地会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游民等各阶层人士72。戴逸认为，我国南方由于“经济发展较高，城市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市民特别是其中平民阶层的力量较雄厚，所以出现了一个适应市民要求的天地会组织”73。另一种意见以魏建猷、邵循生等为代表，魏建猷认为天地会的主要成员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下的市民。它的性质是反封建（后来也反帝）的原始形式的农民组织，严重的流寇思想和盗匪行径是其落后性的表现74。邵循正认为，天地会性质与白莲教等传统的秘密结社一样，“仍然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其主要成员，从而联系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生产劳动者，因此它并不具有崭新的性质”75。袁定中既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古已有之”，也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革命组织”。他认为，天地会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群众性秘密结社，它是清初中国社会里的种族矛盾的产物。“反清复明”是它的思想基础，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它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76。秦宝琦、刘美珍则认为，“天地会组织最初乃是闽广一带世代以肩挑负贩为主的苦力劳动者的自卫反暴的秘密结社”77。
关于哥老会源流。解放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它创立于乾隆年间而大盛于同治年间78，一说是成立于太平天国末期，由李秀成等遣洪门兄弟潜入湘军而创立79。除此之外。有人认为哥老会就是四川的“咽噜会”解放后有人提出哥老会是明朝万历年间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它是河南矿徒的组织，当正名为“角脑”80。而有人认为“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81。
清代农民战争的研究目前也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论着多为具体史实的罗列和阐述，缺少理论的色彩和分析，对清代农民起义的作用还分析的不够深入和具体；另一方面，对各次农民起义的特点研究得不够深入，缺乏系统的、认真的研究。
八、清朝对外关系研究
有关清朝对外关系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从六十年代开始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得到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了《沙俄侵华史》，其中第一、二卷与清朝前史有关82。近年来，我国采取开放政策，加强了与各国人民间的交往，因此在清朝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得到了加强。其中特别是中日关系史、中英关系史、中美关系史与中法关系史等研究均在不断深入。
从明末清初起，中日两国的交往是较为密切的。南明的乞师人员（如朱舜水）接连赴日，僧侣往还也屡见不鲜，郑成功家族与日本的联系和贸易活动是相当频繁的。建国以来，中日关系史研究除了涉及上述课题外，还从大陆与日本的贸易、中日文化交流（内包书法、音乐、体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最近出版了杨正光的《中日关系简史》83，内中谈及了清朝前期的中日关系。冯佐哲、王晓秋的《从〈吾妻镜补〉谈到清代中日贸易》一文，着重介绍了清代中叶干嘉时期翁广平（字海琛，号海邨）孜孜不倦撰著研究日本的巨著《吾妻镜补》一事，并论述了清代中日贸易的情况。此外对中日对方的贸易额、贸易法、商船和商人等也作了论述84。安双成、关嘉录的《清代两起中日民间贸易活动》85一文中，利用满文档案题本，论述了顺治初年和道光六年中日民间的贸易活动。
清代与西欧的关系史研究以耶稣会士来华问题争论较多。有关讨论请看本书的《明史篇》。
中英关系史的主要课题为英国遣使来华（如马戛尼使华）、鸦片战争前的贸易、思想文化交流及英国船只在中国沿海的活动等。张轶东的《中英两国的最早接触》86，吕坚的《谈康熙时期与西欧的贸易》87和林树惠的《康干时期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88等文，在这方面作了探讨。张芝联在《历史上的中法关系》89一文中，对中法学术思想交流与影响、中法贸易等问题加以阐述。关于早期的中美贸易的论文，有王继祖、李育良的《中美早期贸易初探》90，陈胜（原字为潾去掉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和介绍》91等。
除此之外，清朝与周边的邻国及东南亚各国、非洲国家的关系史，均有文章论述，但目前研究的还很不深入，有待今后进一步加强。
清朝统治时期，大量华侨旅居世界各地，华侨对所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且加强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因此华侨史的研究十分重要，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并且加强了华侨和华工史的研究。
广东十三行，是清朝与西方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机构，它的建立、性质与作用等问题，为研究中外贸易史的专家所注意，陆续有文章问世。
九、有关土地制度和农村阶级关系的研究
关于清朝的土地制度问题，史学家为此花了较多的精力，讨论问题相当广泛，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土地占有状况。耕地由什么人来占有，是分散，还是集中，其占有趋势如何?陈振汉、李文治、伍丹戈和翦伯赞等人有一种倾向性的意见，即清代土地兼并激烈，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并朝着这一趋势在不断发展。虽然顺、康时期稍微缓和一些，但从乾隆时期起，集中程度就高得惊人了。
清朝土地占有情况究竟如何？果真土地分配是那样不平均吗？是那样高度集中、动辄出现占地万顷的大地主吗？近年来国内外史学家对此有所怀疑，例如张羽新撰文，对怀柔郝氏“膏腴万顷”提出质疑。他认为，“所说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的话，犹如‘田连阡陌’一样，仅是形容其土地之多，而决非写实之词”92。
（二）租佃关系。《红楼梦》时代背景的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刘永成的《论〈红楼梦〉时代的租佃关系》93、江太新的《清代前期押租制的发展》94、韩恒煜的《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95、冯尔康的《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96和《清代的货币地租与农民身分地位初探》97等文，论述了清朝地租形态，他们认为实物地租仍占据支配地位，而其中定额租制日益取代分成制，获得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押租制在明朝偶而出现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这种制度的出现，既表明地主剥削花样翻新，又标志地主经济的衰落。实物地租之外，货币地租也有所发展，虽然远远不能与实物地租抗衡，但它的发展，却是农村封建生产关系衰落的征兆。
（三）地主阶级的各阶层。方行的《论清代前期地主制经济的发展》98，李华的《清初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99，周远廉、杨学琛的《关于清代皇庄的几个问题》100，经君健的《试论清代等级制度》101，傅衣凌的《论乡族权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102，杨学琛的《清代的王公庄园》103等文，均涉及了地主阶级的基本情况与它的内部结构和变动。学者们认为清代身分性地主有所削弱，影响在不断缩小，庶民地主大量增加，在地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地主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标志。在庶民地主中兴起了经营地主，他们雇工经营，引起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由于清朝宗族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宗族地主，史学家们也有所注意，试图从中找出某种因素，去说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的原因。清初圈地，形成了皇室和王公贵族地主，上述的一些论文对它们作了较为清晰的说明。
（四）佃农及雇工。对于清朝时期佃农经济状况，学者们较为倾向性的意见是，佃农经营的独立性发展了，佃农经济也随之增强了，这种发展有利于发挥地主制经济所蕴有的力量。关于佃农和雇工人的身分地位的问题，讨论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佃农没有人身自由，处于农奴地位。另一种意见认为佃农有迁徙、佃田和退田的自由，在法律上处于良人地位，与地主平等，即使雇工人受雇于庶民地主，也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良人身分。只在少数地区存在的佃仆制，地主领有的佃仆才处于农奴地位。
十、关于清朝人口研究
清朝的人口问题，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中间曾有一段时间沉寂，近年来又重新热闹起来，掀起了一个人口研究热。人们认为中国人口由明朝的五、六千万，到清朝的四亿，是个人口爆炸，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目前讨论较多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清朝人口思想家和人口思想方面，学者们对洪亮吉及其人口思想给予了较多注意，不但阐述了洪亮吉对人口增长的看法和忧虑，而且研究了他所提出的减轻人口压力的方法等。近年来胡寄窗和李世平等人的文章表现了研究的侧重点是对洪氏人口思想评价的转变104。除洪亮吉之外，人们对汪士铎和薛福成的人口思想也进行了研究105。
（二）关于清朝前期人口数字和丁口统计对象，顺、康、雍三朝的人口与干嘉时期人口数字相差悬殊。如雍正末年“人丁户口”只有两千七百多万，而到乾隆年间“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一跃为一亿四、五千万，不久就发展为二亿、三亿，到道光年间人口已达四亿左右。为什么这期间会有一个人口“陡增”呢？孙毓裳、张寄谦认为，“清初编审只记人丁而不计口”，官书统计中顺、康、雍三朝“数字是人丁数”乾隆及其以后才“是人口数”，二者统计对象不同106。郭松义也指出雍正朝以前与乾隆朝以后的人口计算方法不同。前者是计算缴纳丁银的人数，而这时是十六岁至六十岁为丁，乾隆的数字则是全部人口数。他估计顺治初年人口为四千万左右，熙初年则增至八千万左右，雍正初年为一亿人左右107。
（三）关于顺、康、雍三朝人口数字的估算：李世平以“人丁折合人口”的方法估算顺治八年人口比率是一丁折五口（见李世平前文）。马小鹤在《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一文中，根据现代统计中“15—60岁的人占总人口的44—65％”估计清朝“成丁占20％左右，即总人口约是成丁的五倍108。周源和在《清初人口统计析疑》109与《清代人口研究》110等文中也是以“户(丁)与口常在一与五之比的关系折算人口的。郭松义在前文中则根据许多既有人丁又有人口统计数字的方志材料，将丁与口的比例定为1比4来估算人口
（四）人口问题对清朝社会经济的影响。人口增长的后果，使人平均占有耕地数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粮食短缺。傅筑夫认为人口因素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以至“长期停滞”都有重大的影响。因为由于存在大量失业人口，既使需要有所增加，也可以用增加劳动人手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没有必要去改变生产设备。因此中国社会“不能迈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11。晁中辰也认为，清代前期由于自由“劳动者相对过剩，以致于严重地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112。
应当指出的是，随着清朝人口问题目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趋势是从概括到具体，从全国人口转向具体地区。如蒋德学的《清初贵州人口考》113，顾征瑞、唐文起的《江苏省近三百年人口变化分析》114等文，均为研究一个具体地区人口问题的。
目前清朝人口的研究尚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人口理论研究方面还需要加强；对研究计算人口方法、基本史实和史料的掌握利用，对前人和外国研究成果的吸收也需要大力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