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儒家思想的背景(一)
详细内容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除了政治的、革命的等实践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若干基本观点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相似相通之处,尤其是儒家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社会理想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唯物论;辨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社会理想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过几次中外文化大接触。而在最近一次的文化交汇过程中,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作为1949年以来指导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官方哲学。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的、革命的等实践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若干基本观点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相似相通之处,如儒家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社会理想等,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了促进作用。正如皮亚杰发生认识学所说,任何一种新知识的接受,其图式和知识体系都不能和旧有结构差别过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最终认可和选择马克思主义,与接受主体自身的文化底蕴相关,即“除了实践上的根据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新青年们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还在于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①本文尝试解答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有何相似相通之处?这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何影响?
一,唯物论
一直以来,让西方人困惑惊讶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竟然有那么多的人信仰无神论,中国人是如何摆脱死的恐惧又如何寄托精神实在是不可思议。以往我们将这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实际上让中国人如此轻易接受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早有此渊源。儒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重人轻神、重现实,对现象背后的本质往往存而不论,或认为除可感知得物质世界之外别无本体。孔子以“人本”代替“神本”,荀子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范缜对于神不灭的批判,提出了关于形神关系的正确理论,王夫之提出“天下唯器”的精湛观点。“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这正是儒家哲学既没有涵出宗教又没有开出自然科学的原因,但却形成了儒学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和唯物的实在论传统。可见,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儒家无神论思想和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使中国人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二,辨证法
儒家思想中,可贵的辩证思维很早就已产生。孔子提出“两端”观念,同时孔子盛赞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②老子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已成为人们的常识。《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更是精粹更深邃的辨证观点。宋代以来,张载提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的深湛命题;程颐明确提出 “物极必反”;邵雍宣扬“一分为二”;朱熹更讲“一中有二”。他们的学说中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辨证法。到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了关于动静、新故的深刻观点。这些成就都表明可以在儒家朴素辩证法传统中找到类似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胚芽。所以,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哲学的辨证法并不感到陌生难解,这些正是中国人能够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井将之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给合的深层文化背景。
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正确地阐明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辨证关系;而中国传统哲学对上述问题同样做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符合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见地。首先在主客观统一方面,管子的“所以知”和“所知”是最早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王夫之对“能”与“所”则对其表述得最明确和深刻。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方面,先行于知,由行致知;知之明也,因知进行;注重实效,以行证知;知行并进,相资为用等观点最为接近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的理论雏形。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辨证统一方面,荀子的“天官薄类,心有征知”,王充的“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等命题粗略地接近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一正确的认识论观点。此外,王充的“两论相订,是非乃见”,司马淡的“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真理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相契合。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认识发展的过程、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方面的思想已经是相当丰富的,这为马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方面的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