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的界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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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构建的基本元素,如资本、劳动、剩余价值及其各种变换形式的分析入手,来探析马克思对经济社会学的贡献;同时对比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全新理解,揭示他们在根本上是处于不同的方面上看待社会,甚至在对劳动、阶级等的分析手法上根本上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然而我们并不这样就认为韦伯处在了古典时代。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社会学;韦伯;表象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一种破除了表象后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性把握。他仿佛破开了社会的坚硬的外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尤其是资本的运作这一本质上不同于任何一个以往时代的现象来分析资本主义。正如福柯认为的,19世纪的人们第一次学会了从事物内部去看事物,赋予事物本身以时间性,在事物本身的变化中理解事物、理解世界,马克思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的内部,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表象后面的整个核心骨架。如果我们由此去批驳马克思的理论严重低估了除了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马克思始终在用哲学的本质思维在理解社会,任何宗教、情感、意志等等都处在了本质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一、破除表象,直入本质
　　
　　资本,作为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在他的眼中发生了视角的巨大转变:资本发展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的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在他眼中资本还是“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1]这种目光透注点的转变归因于马克思抛弃了以往经济学家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的方式,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考察,从而揭开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运动奥秘,也发现了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马克思对资本进行了分类,区分了不同资本类型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他认为产业资本是支配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虽然商业形式和利息形式比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即产业资本是更古老的,但是它们只是派生的或次要的,如生息资本那样只是在生产之前和之后起作用的资本就是派生的;如商业资本那样就是次要的,是一个执行某种特殊功能,即属于资本流通领域的范围的资本[2]。
　　马克思说过:“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1]乍一看,这是一句极其矛盾的话,如果不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话,情况确实是这样。然而,我们知道马克思这句话其实是说,剩余价值只能在生产中产生,而流通领域只是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得以实现。也正是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把产业资本看做是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而其他形式都只是派生的,同时,马克思也获得了一把利剑,破开了资本主义的心脏,让我们看到了贪婪、欲望的真正的对象,因此,一个广大的社会学批判领域向我们展开了。任何庸俗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表象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一种内在的透视映照,赋予表象后的本质以一种铁一般的事实说服力。
　　“剩余价值无非是资本――商品或货币――所支配的劳动超过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的那个余额,即无酬劳动。”[3]马尔萨斯认为的利润已经直接地现成地包含在商品的价值之中,认为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于买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于是,我们发现,马尔萨斯实在无法理解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和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量之间的差额,而求助于“让渡利润”这个庸俗的观点。进而推之,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价值成为了马尔萨斯无法磨灭的梦魇:既然某人作为某一商品的买者所赚得的,也就是他作为另一商品的买者所亏损的,社会财富怎么会增长?然而,这一切的荒谬结果都来自于对剩余价值的不理解,同时,更无法区分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
　　其实,无论是利息、地租还是利润,都只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都只是资本在运动中产生的表象。人们如何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古典经济学中借用了很多的成果,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无论古典经济学如何在某些点上已经触及到了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价值理论,比如亚当・斯密关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的观点,仍然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是马克思首次完整地表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并且用强硬的逻辑力量和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个理论,挖掘到了资本的深层本质,而不是像斯密那样老是在混乱中表述自己的思想,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密在两种不同的交换价值规定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买到商品的活劳动量。”[2]
　　事实上,我们知道斯密之所以会有这种摇摆只是由于他没能正确地理解劳动的价值同劳动的交换价值的区别的真正含义并且把劳动的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论证,到了李嘉图的时候,虽然他得出“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但其仍然未能发现劳动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即价值增殖的特性,而这恰恰是古典经济学家无法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二因素的时候在深层次中挖掘到了劳动的二重性,时间因此真正进入了劳动,一个新的时代也因此开始了。正是马克思发现了这种两种划分的根本区别,而且还认识到前一种划分方法对整个剩余价值理论,乃至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理解的巨大意义。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一切都表现为表面的东西,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关系更加被掩盖、更加神秘化了。资本关系仅仅表现为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就看不见了。利息的真正来源被歪曲了,利息的本质也就看不清楚了。
　　如果我们没有突破表象的界限,而只看到资本在经过一次借贷后奇异地获得了增殖,仿佛资本能够自行增殖一样,那么拜金主义思潮就变得如此的理所当然了。但是,马克思已经把我们带入了资本的内部,让我们能够区分资本的分类,这时他又要进一步带我们深入,在一般性的地层中挖掘特殊的差异,即在我们知道了生息资本这个一般性的资本层面之后,我们在其里层又将发现利息这个特殊性的层面:我们看到在生息资本的运动形式同其他资本形式区分后直接把这种比较后的特殊性传递到了生息资本运动的直接结果利息的身上,从而揭示了利息的真实本质。利息只不过是货币资本家把货币资本贷给职能资本家后获得的一部分的平均利润,归根结底,还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
　　整部《资本论》不仅仅意味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是意味着对市民社会的人的批判,它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的导线。这种“经济学细胞”就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其实质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品统治着人。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揭示,揭露了隐藏在商品――劳动产品背后的一种普遍的隐蔽着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也揭露了“所有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