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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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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朱德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思考和建议;二是针对“左”的错误的思考和批评。

  [关键词] 朱德;社会主义;探索
  
  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老一辈革命家艰辛探索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在探索中的经历和经验,他们曾经有过的思考和决策,有些已经铸入我们伟大的事业,有些经过实践的检验或岁月的流逝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可资学习和镜鉴的。本文述及的,是朱德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一、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思考和建议
  
  (一)正确判断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确定中国发展战略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大环境。正确认识时代特点和判断国际形势,是正确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发生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的较量,当时出现一种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看法;我们党内也有一种“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认识,考虑问题不免于“要准备打仗”,它影响着我国建设发展的思路。朱德在朝鲜战争进入和谈阶段与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世界还处于两个阵营的冷战的状态下,就提出世界大战不容易打起来,难以打起来,起码有十几年和平建设时间,中国要利用这段和平时间抓紧建设;认为世界的趋势是要走向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新的工业技术飞速发展,中国要掌握新的技术成就,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朱德的这一认识,较早见于1954年7月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12月至1956年4月,朱德率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东欧五国、苏联和蒙古,访问期间出席苏共二十大。通过出访和对世界局势的观察,他认为: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至少十二年内世界大战是打不起来的,如何把国民经济发展起来,应该是我们的方向。[1]又说:“可能争取到十几年的和平建设时间。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技术。要尽快学习最新技术。现在是一个工业技术发展的新时代,是原子时代和电子时代,是全面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时代。要掌握最新技术成就,才能使我国的经济迅速地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2]出访回国后,朱德在给中央报告中说:“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相信我们能够争取到相当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的条件,十二年以内是可能争取完成三个五年计划的。”[3]
  这以后两年间,朱德在同一些部委和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多次讲到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要放手发展生产。
  朱德对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分析,是从实际出发的深刻的前瞻性的认识,是对二次大战后世界发展趋势的预见。但当时党内的主流看法是:最近的一二十年到五六十年,将是世界发生翻天覆地伟大变化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将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要准备打仗。朱德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重视,类似的看法在“文革”中被作为“三和两全”修正主义思想受到批判。
  
  (二)发展对外贸易、开展国际合作
  基于对时代特点的认识和国际形势的判断,朱德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就积极主张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开展国际间的合作。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前的十年间,他就这个问题讲了七十多次,几乎是逢会就讲,一有机会就讲。这是他对五十年代初在被封锁的情况下的“一边倒”思维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的大幅度修正。他的基本看法是:
  ――和平共处时代就是“商战时代”。“现在是世界化了,不能关起门来。”“不能闭关自守”[4];“只有对外贸易发展了,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才有地位,我们应当有这种地位,我们也可以这样做,而不必关起门来自给自足”[5]。
  ――自力更生不是不要进口,不要进口不是先进思想,是保守思想,不能关门搞建设,有些人胆子太小。“在国际贸易上,我们的胃口应该放大些”,[6]“现在总的发展趋势是大出大进”。
  ――不仅要发展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贸易,也对亚非拉友好国家,对日本、西欧甚至美国开展贸易,“坚持平来平去的原则”[7]。以后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机器会卖给我们的,甚至会大批地卖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是否有那么多外汇支付。因此,我们要大量地出口多种产品,以换取外汇。[8]
  ――以出养进,内销要服从外销。有些东西,只要能够换到外汇,宁可国内紧一点,拿它出口[9];要多搞出口物资,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要使广大群众把鸡毛蒜皮的东西都节省下来出口。[10]出口货物货源的方向不仅是农产品、还有水产品、畜产品,各种工艺品、手工业品,以及矿产品,如铁矿、煤矿、有色金属等。要大力扶持和组织农、副、土产品的生产和收购,特别是山区的产品,如药材等。还要有计划地培植和组织亚热带作物,如菠萝、椰子、剑麻、橡胶、咖啡、木棉、胡椒、香料等[11]。还可以组织一部分机器和成套设备出口。
  ――以进养出,多进口一些原料或半成品,生产或加工再出口,而不是光靠国内的原料[12],搞转口贸易,增加外汇收入。[13]。
  ――重视广东广州市等沿海城市对外贸的作用,指出这些城市有外贸传统和经验,有货源和出口通道。他每年冬季到广东视察都要看广交会筹备情况,他指出:历史上广州市是一个商业上出口和进口的商场;广东是全国对外贸易一个很重要的出口基地,同各国通商很好的口岸,广东的生产,应该从保证出口方面着想[14]。
  ――对外贸易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配合国家和平外交活动的重要武器之一。有助于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他提出:“要学习外国的经验,也要吸收过去我国商人的某些经验。要注意了解国外生产和供需情况”。[15]要建立研究国际市场情况的专门机构。
  
  (三)中国国情复杂,不能过于集中,要因地制宜
  建国初期,由于缺乏国家管理和建设的经验,各方面工作都请了苏联专家,这些专家按照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考虑我国各项制度的建立,许多方面形成大一统的格局和政策,很快就暴露出诸多问题。朱德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中国地大人多,国情复杂,应当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能过于集中,该统的统,不该统的不要统,否则,生产关系就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16]
  朱德认为,政府不能各行各业都去管。早在1955年3月他就提出:有些生产任务,中央要让给地方,地方要让给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能什么都由中央包下来。有些不需要控制的商品,应让它有点自由市场,自己出卖,不要控死。有几样东西必须给农民――针、线、火柴、盐。副食品、地方特产、蔬菜等,不要统,要组织他们进行生产,或在旧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合营,并逐渐给以新的技术改进,既不要花多少钱,又解决了需要。同时养活了一批人。[17]
  在工业管理体制问题上,他认为,国营工业和地方国营工业应该明确划分,并注意发展地方性的小工业和手工业,以配合国家工业的发展。他提出: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地方去搞。不要因为有总积累就不愿意交下去,这是不相信群众,这样控制得太死了[18]。他对工业部门的负责人说:你们过去有垄断思想。现在是社会主义时代,如果把原料和产品都垄断起来,是要吃大亏的。只想自己搞,不让人家搞,这是保守思想[19]。他指出: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要注意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协调配合;一方面中央投资和地方自筹资金,来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工业,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手工业社、供销社、农业社的力量,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工业[20]。
  关于国家财政体制,他也认为不要统得过死。否则会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划分出地方预算至少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节约国家开支。由于地方独立预算,也就加强其精打细算的责任心,不会乱花。[21]1954年11月他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讲话时又指出:处理地方与中央、局部与全体、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相互关系上,中央要照顾地方,尽可能解决地方的困难;地方则应照顾全局,从全局出发。[22]
  关于国家金融体制,他早在1952年5月就提出:国家设总银行,总银行下要设商业、工业、农业银行。[23]不久,他致函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成立全国性农业银行的组织,除建立农业银行之外,还应逐步准备建立起工业银行、基本建设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及对外贸易银行,以加强对各部门的业务活动;并使总行更便于执行总的调剂职能,和进行监督。[24]
  
  (四)在发展大工业的同时,手工业要保留,并加以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发展重工业作为重点,这是朱德完全赞成的方针。他对钢铁、煤炭、石油等原料工业的发展,对铁路、公路交通的建设都十分关心,有过许多具体、切实的指示;但同时,他对一种轻视和忽略手工业的倾向十分警惕,多次强调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力主给予保护并大力发展。
  早在建国之初,朱德在代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就指出:“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地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25]
  在“一化三改”中,朱德强调: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它有着自己的许多特点:首先,手工业能利用当地原料与大工厂的废料。其次,手工业有大机器工业所不能代替的技术。第三,手工业产品可供给当地需要。那种认为“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的看法是不对的。[26]
  以后,朱德多次出席有关手工业工作的会议,到各地视察、听取汇报,也总是把手工业情况作为一项内容,他特别强调,手工业可以吸纳大量就业人口,能养活我国二千多万手工业者;可以为大工业提供辅助性产品,有助于活跃城乡经济,因此要给手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国家工业、地方工业都要帮助手工业,不要挤垮他们。他指出,手工业生产的品种要多,数量也要多,质量还要好,这样才能打开销路市场,同时,还要大量出口。他还多次指出:手工业是一种特有的技艺,应该长期保留下来,应该保护发展各种工艺美术行业。有很高手艺的老师傅,应该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爱护,给他们优待。希望他们不要保守,把高明的手艺传给青年后辈,否则“人亡艺绝”,绝技就要失传了。[27]
  
  (五)要重视山区建设,农业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朱德当年所说的山区,多是指今天我们所说的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边(区)、穷和西部地区,他很早就看到山区建设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出要重视开发建设并提出许多具体的措施。
  朱德自小生长在川东北的山区,对山区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很了解。建国后,他一直关心农业生产,关心山区的发展。1955年10月,他写信给家乡的仪陇县委,嘱咐他们:在农业生产中,除生产米粮外,要注意搞多种经营,多种经济作物,向多种经营发展,除了养蚕、种果树、养鸡、鸭、兔等以外,还要注意种茶、种药,这方面是有条件发展的。桐油、猪鬃是仪陇县特产,也是出口物资,不但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可以增加国家外汇。[28]对全国农村,他也是这个想法,认为: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类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29]
  1957年春夏,朱德到湖北、广西、海南岛、广东、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以及东北三省视察,与各地党政负责人谈山区问题,他一再指出:在山区可以发展很多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如棉花、条藤、土纸、药材、酒厂、小铁矿、小煤窑等等。山区不搞小型厂矿和发展各种经济作物,人就活不了[30]。这年1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作《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的讲话,说:山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很大的潜在力量,千万不要低估了山区的价值。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因为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和粮食产量都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山区有无穷的自然财富,不仅有山林竹木、山货药材等产品,而且有各种各样丰富的矿藏。因此,山区的生产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山区的许多产品,不仅国内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开发山区还可以解决城市和平原地区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又说:山区的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山区的建设发展起来,山区的富源一定会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了,贡献给全国的建设事业。[31]
  由于重视发展多种经营,朱德多次出席有关家畜饲养业、水产养殖业、渔业、畜牧业、蚕丝、茶叶生产等业界的会议,发表讲话给予支持和指导。他的思想,已经不是停留在传统的农业,而是把第一产业扩展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虽然当时没有三个产业的概念,他的发展主张即是这种思想元素。
  
  (六)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
  朱德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指出:搞建设主要靠自己,不是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而是要把自力更生看作是主要的[32]。他一贯主张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从中国是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这一国情出发的,是从中华民族具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出发的,从人类长远发展必须爱护环境、节省能源出发的。他认为,中国还不富裕,需要勤俭;即使富裕了,也还需要勤俭,因此,他写下这样的话:“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33]他还说:“我们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34]
  
  (七)发挥上海等沿海城市“母鸡”的作用,采取自由开放政策
  早在1951年8月,朱德在看了一个关于上海的调查报告后,致函当时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说:上海有全国经济地位,是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总市场,不久还能发展。“应把它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母鸡’,在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有利条件下,将原有的公、私工业和技术,在公私两利、劳资两利中生产出新的机器,装备内地。”上海这样的城市,除粮食、煤炭、油、盐、棉布、钢铁,国家应予相当控制稳定市场外,其它各项“应采取自由开放政策”,“无论公私企业,公家让其自由发展,鼓励私人投资为好”。经过三大改造后,朱德仍然坚持以上海等沿海城市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作用,仍提出“沿海作‘母鸡’”[35],指出: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在目前和平共处时期,沿海地区的经济事业有可能得到大大的发展。因此,忽视沿海工业的利用,不仅会推迟我国的建设时间,而且会使我们的建设事业和资金积累上都遭受到严重的损失。[36]
  
  (八)主张发展旅游事业
  朱德极为重视要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把一切资源都开发出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从此出发,他很早就提出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他在1956年讲到山区有极高经济价值时指出,“庐山、黄山、莫干山等,风景优美,名闻世界,是很好的避暑和游览胜地”。[37]1957年八九两月,他三次讲到发展旅游事业问题。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谈话说:要把所有的招待所、疗养地和风景区的房子都充分地利用起来,成立国际旅行社,发展旅游事业,外国人也可以来旅游,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38]同城市服务部负责人在谈到发展旅游事业问题时进一步说,甚至还可以考虑,把祠堂、庙宇等也修起来,一是为国内服务,二是对外开放,为外国人服务。[39]同建筑工程部负责人谈话时说:组织旅行社,接待游人,这样可以赚大钱。[40]这些主张也说明,他这时就有了发展第三产业的眼光,不同于把旅游当作“游山玩水”资产阶级作风的“左”的看法。
  
  (九)发展要尊重规律,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建国初,朱德就嘱咐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学会掌握“社会经济规律”,不要全凭主观愿望做事。他认为:订计划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把计划订得很高,结果完不成;订低一点,超额完成计划,大家做起来也有劲。这不叫“右倾”。[41]
  五十年代中期,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势下和加快建设速度的要求下,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提出一些过高过急的口号和计划。对此,朱德认为:计划还是要平平稳稳,按部就班地去做。加紧生产,搞好财政,使大家的生活逐步好起来,这是很需要的。[42]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不靠发展经济建设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这是右倾。”[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