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当代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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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如何结合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和变化着的实际，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认真研讨与审视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颇有争议和难度、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从50年前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今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和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本文论述了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贡献与局限，分析了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未能在实践中落实的原因，探讨了“社会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个概念，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 人民内部矛盾；社会矛盾；和谐社会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并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命题和历史任务。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深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和题中应有之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了新目标，提出了新要求，确立了新理念。
　　
　　一、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理论内涵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20世纪50年代大致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三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毛泽东是持第三种看法的，他坚持用矛盾的观点考察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露。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冒进，一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我国城市的罢工、罢课、游行等事件也随之增多，农村出现社员闹退社风潮，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也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面对这种新形势新情况，许多党员和干部缺乏思想准备，处于被动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新问题，把尖锐批评和群众闹事一概视为阶级斗争，试图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加以压制。这样，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1957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1]从而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突出而鲜明地提了出来。随后，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
　　第一，毛泽东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2]他强调处理两类矛盾时，应划清两种界线。解决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但是是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如果混淆了这两种界限，实践中就会出现偏差。
　　第二，毛泽东提出了解决两类矛盾的基本方法。他说：“我们历来主张，在人民民主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3]因为敌我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的对抗性矛盾，不能不采用专政的方法。而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
　　第三，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他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的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4]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要防止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同时促进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
　　第四，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两类矛盾中，毛泽东的思考重心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他不仅提出怎样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而且特别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5]。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具体方法。例如，在经济工作上，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科学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方法等等。
　　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阐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但是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本身看，有其历史的阶段性和局限性。
　　首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具有二重性。我们知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稿，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反右派斗争已全面展开，由于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这样，发表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本身就包含着矛盾：一方面明确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强调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发展文化，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又着重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6]。这又隐含着背离八大路线的“左”的因素。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完全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7]。显然二者是有关联的。
　　其次，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一些具体论述，也有不准确、不完善之处。比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把赞成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敌我的根本标准是不确切的。政治态度不能作为划分敌我的最终依据，如果以政治态度为划分依据，那就十分容易带来敌我区分上的随意性，反右的严重扩大化和十年“文革”的历史悲剧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把赞成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志，也为后来提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准备了条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还把敌我矛盾归结为敌我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归结为是非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是否都是是非问题，这也值得商榷。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是十分复杂的，这里有管理问题、公平问题、工作作风问题、观念转变问题等等，而不都是简单的是非问题。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先进、落后性质的。这个提法也不够准确，不仅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具有阶级斗争性质，而且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不都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例如，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矛盾，就很难说谁是先进的，谁是落后的。
　　再次，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一提法有失偏颇。毛泽东、刘少奇都曾使用过“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一提法，认为我国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的表现是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把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紧紧连在一起。对“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个提法，我认为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在实践中所产生的作用是有害的，应当否定。提出“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就很容易导致无限制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人民内部矛盾中去，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只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下进行。许多人民内部矛盾“经过‘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个中介而成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成了对抗性的敌我矛盾”[8]。这样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充其量也就成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大背景、大氛围中的“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理论。这一历史教训，应当好好总结与吸取。
　　从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到同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再到1957年初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1957年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讲话的主题也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在一篇讲话提纲中还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一思路是清醒的、正确的，但是遗憾的是，1957年夏季的反右运动，不仅毛泽东的思路发生了偏离，而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发生了严重偏差。这一现象启示我们，一种正确的认识虽然形成了，但是要成熟起来，并且在各种复杂情况下都能贯彻，并不容易，必须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努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和氛围中，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无中生有地“设置”出许多“阶级敌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一句空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果断地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真正落实提供了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从而也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了新目标、新理念、新主题、新追求。
　　
　　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命运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但是后来却犯了长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并最终导致十年“文革”，理论与实践的反差十分巨大。我以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真正落实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并由此导致阶级斗争为纲，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真正落实的根本原因。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论，有两点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一是毛泽东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满意，固然与他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可能导致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的错误结论，因而是不妥当的这一见解有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与他的认识视角有关，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要矛盾不应仅从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即经济方面去寻找，更主要的是要从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政治方面去寻找。从政治方面考虑主要矛盾，是毛泽东的基本思路。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就是这一思路的产物。
　　二是修改后于1957年6月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思路和两种判定：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经济和文化；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还很激烈，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两方面中，前一方面后来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后一方面却被不断扩大，发生了重大演化。由于有两种思路的内在矛盾，导致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二重化，即使在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之后，毛泽东又说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在1959年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也提出反右倾不要影响经济工作。当然，这种“双轨制”是不会长久的。从1962年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1964年“四清”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再到1966年起持续十年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终于成为压倒一切、统帅一切的纲，从而在“极左”的道路上，实现了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一致。有的研究者从认知过程的概念图式的角度，分析了实现这种“一致”的原因，认为“长期以来毛泽东所形成的阶级斗争概念（如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对马克思主义要取它四个大字：阶级斗争……），无疑是比建构中的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概念图式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它对感觉材料具有更强的统摄作用、过滤作用和整合作用”[9]。因此，当遇到国际国内重大事变时，习惯地运用旧的概念图式，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提出到反右，由开门整风到阶级斗争，由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就不难理解了。
　　从八届三中全会主要矛盾的改变到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论述，从“四清”到“文革”，毛泽东越来越忽视经济建设，越来越关注阶级斗争。在他看来，最要紧的是阶级斗争。因此他一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些论述表明：阶级斗争早已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主旋律。在这样的思维和氛围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可能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