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说的古典资源――迈斯特尔及其反革命政治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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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喜言“路径依赖”。这个从现代制度经济学中传播开来的概念，着意强调广义的制度传统――诸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法律和政治建制等等――既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一个社会的制度选择，又可为它提供变革的诸多要素和动力。究其实质，这种理论所要传达的是一个重要思想是，无论维系群体生活还是求取个人功名，人都需要彼此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共处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便是对他人有着相对稳定的心理预期，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所处的制度环境所决定的。如果变革导致预期过于紊乱，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过程变得不可能或成本甚高，则变革失败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大增。

　　古往今来，传统体制的卫道士和改革家们，都可以拿这个简单的道理作为守旧或求变的辩词，保守与变革便易于纠缠于一体。这种诡谲的局面，从“路径依赖”字面上包含的两层意思中也可看出。所谓“路径”，是指先于依赖者而存在的东西；“依赖”者则是指作为主体的人，这标明“路径”本身并不具有主动性，而是一种“客观”的力量。由此可分出两种不太一样的立场：强调路径依赖者能动性的，是乐观派；而着力于挖掘路径资源带来的规定性的，则是更保守的一方。从变革前后的思想差别，又可对这种现象做进一步的区分：倡变革于未然者，会强调传统资源内含的进取精神。康有为借孔子为改制张目，可以为此提供一个鲜活的例证；反之，若变革人士大败而归，那么反省总结者就会强调原有路径的强制性和规定性，或是变得更加保守，或是有可能主张干脆另起炉灶。

　　其实，正如制度经济学家所言，路径依赖乃是对人类具有内在“制度需求”的一种解释。它的分析常被淹没于交易过程的细枝末节之中，我们只能看到损益发生的微观画面，盖给复杂的大制度算成本帐，建立模型难乎其难。但是，给大制度算细账固然不易，它的成败原理还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回望历史，在西方的基督教神学政治学和法律共同体中源远流长的“宪政生长”的概念中，早有关于“路径依赖”的系统阐述，只是那时不叫这个名称而已。这同视生物进化论为亘古未有之大发现一样无稽：有机体经选择变异而维持自我生存的见识，已遍见于大大先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社会和历史学说中。由此可以引伸出的一个教训是，古老的思想若想焕发活力，不光需要系统的理论建树，往往还得更换称谓，使一种旧思想看似全新的发明，才更易于被人追捧。巧立名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这里所介绍的迈斯特尔，曾有一句名言：“敝人有生以来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等；多亏孟德斯鸠，我甚至知道了还有波斯人。至于‘人’这种东西，我要声明，我这辈子还从未碰到过。”若把对“本土资源”之内源代谢功能（endogenerous function，韦伯语）的强调理解为“路径依赖”的立足点，那我们显然可以把这段话视为“路径依赖”的基本原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迈斯特尔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思想传统的一个古典案例。

　　一、生平

　　迈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1753年生于萨伏伊的尚贝里。这个今属法国的地方，在当时是皮埃蒙特－萨丁王国（Kingdom of Piedmont-Sadinia）的领地。迈斯特尔在成年以前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法国式的，但他从来不是法国公民。从其早年的笔记和通信可知，他的兴趣极其广泛，对哲学、神学、政治学和史学皆有涉猎；举凡希伯莱和基督教经典、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家、文艺复兴和17世纪的作家以及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学者，都在他的阅读视野之内。除了自己的母语法语外，他还通晓希腊文、拉丁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并且粗通德语。

　　在都灵大学拿到法学文凭后，他同其父一样，先在萨伏伊参议院（司高等法院之职，地位相当于当时的法国议会）供职，后于1788年成为参议员。跟一些自由派贵族相似，迈斯特尔在法国大革命前是个温和的改良派，既不特别反动，也不十分固执。事实上，从迈斯特尔在1789年以前的生活中，很难预见他后来会成为著名的反革命政论家。不过有必要一提的是，在1774年到1790年这段时间，他经常光顾尚贝里一个共济会小团体的聚会，这个教派的神秘主义信条，与他后来大力抨击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反宗教时尚，显然有着内在的关联。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几年，迈斯特尔就开始密切关注法国的政治变化。当巴士底狱陷落时，就像许多处于一种伟大文化边缘的人要比局内人更忠实于这种文化一样，他仍把法国议会视为现代改革的天然领袖，赞成他们迫使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努力，甚至一度打算亲自竞选法国三级会议的代表（他的家族在法国领土上拥有地产）。然而没过多久，巴黎发生的事情便让他大失所望。他预言以“平等”相号召的革命者，必将导致“罪恶泛滥成灾”。1792年法国军队侵入萨伏伊时，迈斯特尔逃离尚贝里，先是代表萨丁国王在瑞士洛桑担任外交官，后出使圣彼得堡，在那儿一呆就是14年（1803-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