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作主义国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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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持续百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生死较量是二十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百年竞争显示，市场比计划更有能力创造经济繁荣。如今市场正在征服全球。但是，市场的全面胜利并不意味着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从此得到完满解决。在市场社会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既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财富的不平等必然带来全面的不平等。如何在一个不平等的市场社会里追求平等，这是人类面对的基本问题。

　　市场不是自足的，它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的支持，而且政治制度对市场运行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一切促使我们关注政治、政府或国家，促使我们尝试通过改善政治、政府或国家来缓解人类的不平等状况。

　　现代国家不仅垄断暴力，还掌握了种类繁多、规模巨大的资源，其影响遍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而且极为深刻。当代主流意识形态错误地把国家看作是社会的衍生物。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承认“主权在民”原则。这一原则宣称，国家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独立的利益和追求，它仅仅是全体公民谋求利益的被动工具。实际上，国家的历史远远超过现代社会的历史。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欧洲是一种近代现象，而在中国则是邓小平改革的产物。在当今世界，国家决不是消极被动的主体，它有自己的意志、利益和目标。国家也不是抽象的，它由一些特定的人――统治集团――掌管。统治集团有独立于被统治者的利益和追求。所以国家既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是利益中立的，它或是统治集团牟利的工具，或是支配统治集团的社会阶级牟利的工具。其实政治就是一种利益分配体系，正因为如此“公正”才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

　　改革以来，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模式。这一模式与现代主流模式不同，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它业绩显著，但也存在大量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中国已经找到了解决经济问题的原则性方案。但是，政治问题的原则性解决方案还极为模糊。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直接相关，而后者又是政治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果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没有着落。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却缺乏正当性。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缺乏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理想及相应的制度蓝图。所以，未来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种探索的根本目的，对外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对内是建设一个繁荣公正的社会。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六神无主的时代，中华民族成为无所适从的民族。中国人不知道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所以也不知道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全盘西化”，中国需要走自己的路，需要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切实可行的、有感召力的政治理想。这是所有有责任感的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使他们成就伟大人生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

　　二、自由民主主义批判

　　二十世纪最主要的制度模式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是现实存在，但从来没有获得正当性。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至少暂时在理论和实践上失败了，伯恩斯坦、哈耶克、波普尔等人从理论上摧毁了它，而中国和前苏联则使它在实践中名誉扫地。所以要探索中国自己的政治模式，首先就要打破“民主霸权”。

　　正当性批判

　　自由民主主义者宣称，被统治者的同意是政府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如果把政治思想史看成国家寻求正当化根据的历史，那么自由民主理论的确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具竞争力的正当性论据。是啊，谁有权利反对所有人都同意的事情呢？更为重要的是，自由民主主义者还宣称，只有民主国家才可能是公正的，因为它的所作所为必须得到多数的批准，因此它必然会维护多数的利益。也就是说，民主是保证政府公正对待公民的最有效形式。

　　当今西方流行的主流见解认为，卢梭对民主的理解是乌托邦式的，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概念已经过时，而熊彼特的经验的、程序的民主概念才道出了现代民主的真谛。在熊彼特看来，民主是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民主政治就是一个大众政治市场，在其中政治企业家兜售自己的政治产品，而选民则是以选票为货币的购买者，那些能够操纵市场的政客将执掌政权。亨廷顿指出，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现代民主的实质。

　　那么选举是否就能表达人民的意志，是否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西方式民主的真实功能和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竞争性普选并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也不能改变寡头政治的现实，如果运用得妙，它们还会成为消解大众反抗的有力工具。林德布鲁姆全面、系统、深刻地描述了，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富人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富操纵政党、选举、议会、媒体、教育、宗教等制度建制，以达到维护自己特权的目的。他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在市场背景下，开放的竞争性选举为财富攫取权力打开了道路，其结果就是资本专制，权力被资本所掌握，统治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而劳动阶级则任由市场力量支配。

　　在市场社会中最怕民主的是谁？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始含义是多数当道，而资产阶级恰恰是市场社会中的少数，所以掌握了政治权力的资产阶级是民主的最大敌人。但是20世纪持续扩大的选举权实践，使他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们从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发现，普选不仅不会改变寡头统治的现实，而且还能够消弭大众的激烈反抗。大众可能为了获得投票权偶尔发起抗议甚至暴动，但是他们得到投票权后却能够和平地行使。普选并没有带来令富人胆战心惊的“多数暴政”。久而久之，精英们甚至开始奇怪当初为什么要为限制大众的选举权而打得头破血流。

　　资本主义的分权，先是资产阶级向贵族和国王夺权的策略，后来变成防止无产阶级夺权的策略。美国的宪法充分体现了分权制衡原则，被誉为多元主义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典范，但是这一原则的实现，不是为了保卫民主，而是为了遏制民主。美国的立宪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制定建国方案时，宪法起草者们首要的考虑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权。他们最惧怕的就是民主！要知道，民主意味着贫穷的多数有可能运用民主权利，合法地剥夺富裕的少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设计一套制度，使人民的意志无法实现。美国宪法就是这么设计的。《联邦党人文集》也就是这么说的。

　　早期民主理论，在民主与民选政府之间几乎不做区分，尤其美国革命之后，几乎人人都认为选举代表制就是连接民主与民族国家政府的桥梁。但是自由民主政治的实践和理论都证实，“民主政治”不过是一个神话，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自由结社、新闻自由、多党制、普选也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也不能改变资产阶级垄断政治权力、实行单一阶级专政的格局。在帕雷托、莫斯卡、米歇尔斯、熊彼特、米尔斯、林德布鲁姆等人的精英理论产生以后，无人再能怀疑民主共和是寡头政治。达尔把当今美国政治概括为“多头政治”――介于“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东西。自由民主主义的“平等”承诺已经彻底破产。其实，与共产主义一样，自由民主主义也是一个乌托邦。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都标榜自由、平等、民主，但从它们的实践来看，都背离了自己的理想，都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作为理论学说，它们都是乌托邦。作为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地地道道的谎言。所谓“自由”是关于各种“权利”的空头支票。所谓“平等”是无耻的欺骗，除了政治权利的形式平等（主要是投票权），剩下的就是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面的不平等。所谓“民主”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人民当家作主”从未实现，而精英政治和寡头政治则是政治的常规。

　　有效性批判

　　那么“多党制”、“普选”能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面对的一系列问题？或者说，西方式民主能不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政治自由、更廉洁的政府、更平等的分配、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戴蒙德区分了“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是它们缺少那些在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的保护权利和自由的许多制度。戴蒙德指出，实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在最近若干年有很大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却相对原封未动。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和金融风险是极为严重的。毫无疑问，政治体制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但是，据此认为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国际经验显示，像中国这类东方的、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即使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也难以获得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政治绩效，难以有效地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许多南美、南亚、非洲国家，按照流行的“民主”标准，都属于民主国家。但是，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的严重程度丝毫不逊于中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大多数“转型成功”的东欧国家，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迅速恶化。民主化可以有效地解决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问题，这一命题并没有得到世界范围内经验资料的支持。

　　亨廷顿指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重大叛乱、种族与社会冲突、极端贫困、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长期通货膨胀、巨额外债、恐怖主义、国家过渡干预经济。他问道：第三波民主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吗？他的回答是：在某些国家，新的民主政权可以成功地处理一些个别的问题。不过，在大多数国家，似乎极可能的是，第三波民主政权不能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而且，他们将极有可能很难比他们的前任威权统治者更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叛乱、通货膨胀、贫困、债务、不平等与机构臃肿都将多多少少地继续存在，就像十年前的情况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