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产生与“二次革命”的失败有关，也是他向苏俄学习的结果。“以党治国”思想内涵包括用党的主义治国，用党的理想、组织纪律、奋斗目标等凝聚人心。“以党治国”思想对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摘 要 题】近代人物
【关 键 词】孙中山思想/以党治国/形成/影响
【正 文】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政党对于国家的支配，以至于政党与国家合而为一的党化国家建构，人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认识和理解：一是从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角度；一是从国家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角度。从这两个角度看，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建构都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政党与国家实质上合而为一的国家建构，与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密不可分。关于孙中山的政党思想，我在10多年前曾多次专门论述和分析过，近几年我还就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对政党体制的选择，做过进一步的探讨（注：王业兴：《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界》1994年第3期；《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政党体制的选择》，《历史档案》2004年第3期。）。本文就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及其产生的影响再做些论述和分析。
一
孙中山创建革命党之初，并没有产生“以党治国”的思想，只是在经历了以英美为蓝本的政党政治在中国实践的失败和革命党的重重挫折后，经过了一番政党体制的比较和选择，在苏俄的直接影响下，才开始把苏俄政党体制当作最先进的政治文化加以学习，最终“以俄为师”，提出“以党治国”的思想。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产生与“二次革命”的失败有关。“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总结其原因，乃“同党人心之涣散”。认为不服从、不统一，尤其是不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孙中山开始建立绝对服从他个人的中华革命党。为了建立领袖权威，孙中山提出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如有二心，甘受殛刑”（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162页。）。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在入党的方式上还采取了每人按指模的方式。
“以党治国”是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向苏俄学习的结果。孙中山向苏俄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苏俄的建党和建军两方面的经验。孙中山之所以引进苏俄模式，是想解决中国两大问题：第一，消灭“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第二，通过借助苏联的党国政治模式，完成内部整合，进而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
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在详细阐述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论内容时强调说：“以党治国”是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为取向的政治模式，“夫以党建国者，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身能确实用政权之谓也。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训政主义，比附于一党专政与阶级专政之论，此大谬也。”胡汉民认为，“一党专政”以政权归于一党为归宿，而“以党建国”则是以政权属国民为归宿，这是二者的本质不同。
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改组期间，孙中山解释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97～99页。）孙中山还明确把建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训政时期主张“党在国上”，孙中山说：“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注：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1092页。）可见孙中山已经完全接受了苏俄体制。在孙中山主张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下，从1924年改组开始，国民党就完全仿照苏俄体制自下而上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党务组织系统。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辛亥革命虽然把中国的皇帝拉下了“龙椅”，但并没有彻底摧毁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建设民国的任务远未完成。孙中山不无感慨地说：“大皇帝倒之后，生出了无数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仍旧专制，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暴虐无道。”（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97～99页。）在封建专制思想土壤十分深厚的中国，孙中山以党治国的主张，给一些力图升官发财的投机钻营分子混入党内以可乘之机。孙中山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为加入本党的目的是在做官，所以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党的分子便非常复杂。”（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281、280～281、281、284页。）为了克服“党员人人为了做官”的倾向，孙中山便对以党治国的内涵作了重新阐释。
二
仔细考察和分析，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是比较系统的，其内涵包括党的理想、组织纪律、奋斗目标等等。
首先，孙中山认为，“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要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求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281、280～281、281、284页。）为此，孙中山做了这样的阐释：“如果党员的存心都以为要用党人做官，才算是以党治国，那种思想便是大错。”（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281、280～281、281、284页。）“为党员者须一意办党，不可贪图做官；并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以谋公众之自由。”（注：《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9页。）“譬如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这些党员的心理，以为达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业便算了结一样。”（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281、280～281、281、284页。）“要想振兴党务，讨论的事件当然是很多，照本总理看起来，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大家从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281、280～281、281、284页。）“入党与受职，皆当宣誓，乃能振起本党精神。”（注：《批彭素民呈》(1923年2月上中旬)，《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09页。）“淡然权利，一矢精诚，此为成功基础。”（注：《复翟汪电》(1920年10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54页。）
一个好的政党要有好的主义、好的理想。孙中山说：“本党党员固然不能说个个都好，但是相信本党的主义的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的一个最完全的主义（注：《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282、281、280～281、281、284页。）。他坚信，全党若坚信此主义，并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都信服此主义，实行此主义，就能够“建设一个驾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查阅孙中山晚年的著述，绝大多数都是反复申说三民主义的，他主张使党员都了解三民主义的精义，再通过党员的宣传，使全国人民了解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
其次，孙中山认为“以党治国”，仅有好的主义，还不够，有了好的主义，党员必须矢志遵信，奋斗实行。这就必须有坚强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二次革命失败既给孙中山很大的刺激，也给孙中山很多的反思。他认为很多党员不服从他的领导，党内一盘散沙导致了失败。因此，当他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时，就特别强调严密的组织纪律，强调服从他的命令。但矫枉过正，势必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发现俄国共产党是个可以效法的榜样。他说：“从前和议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现在有了模范，有了成功的先例，就是俄国共产党。“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注：《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6～437页。）这是他下决心改组国民党的思想基础。国民党的改组，主要是学俄国的经验，受共产党的影响。同时也是吸收前此的经验教训。孙中山强调党要能团结奋斗，要有坚强的组织力和严格的纪律性，并强调：“政党中最要紧的事是各位党员有一种精神结合。”（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8页。）孙中山认为，“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生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注：《与宋庆龄的谈话》(1924年1月上旬)，《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355页。）
与此同时，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党员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必须贡献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使党有自由，使党有能力。他说，从前的种种失败，皆因党员强调个人的自由，致使党涣散，无战斗力。今后要使党强大有力，完成革命，党员必须牺牲个人自由。不言而喻，孙中山强调革命党应当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强调党员服从组织，有时为了组织的需要，革命事业的需要，牺牲个人的自由，这些虽都是革命之必需，事业成功之需要，但如果绝对化，把党员的个人自由与党的事业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不允许党员个性有任何发展的余地，各个党员都没有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完全不会独立思考，那必定使这个党缺乏生机和活力，而失去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