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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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政治学的传统对象，欧洲的学术传统甚至把政治学放在“法与国家学说”中。政治学从制度的角度对国家的构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功能方面也有过卓有成效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当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对政府行为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政治系统论把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系统，从系统输入和输出的角度分析国家。结构―功能主义用静态与和动态结合的方法，把国家看作是一种系统过程。当代西方新的政治经济学[1]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从个人的立场规定政府的功能及类型，用成本―收益分析剖析政府行为，提出著名的“政府失灵论”。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放在制度概念之下，用产权理论和企业组织理论解释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奥尔森用集团间的互动和结构解释国家的兴衰，把国家的发展看成集团行动的结果。

一 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政府研究

自19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加强，已经不仅局限于国家的保护职能了，而是开始干预经济和调节经济；进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局部的、临时性的发展为全面地、制度化地干预。国家对经济实行调节、促进和管理；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国家通过对某些产业的扶植，或用刺激需求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增长；国家对企业的活动进行管制，以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密切起来，国家问题不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了，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开始研究国家问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国家的职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问题成为各学科关注的焦点。

1 政治学发展的“国家―政府―国家”历程

发源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学一向以国家和制度作为研究对象，随着19世纪末实证主义的兴起，政治学开始注重国家的具体运作，国家内部构成成份、国内的政治团体等进入研究视野。本世纪初科学主义盛行于社会科学界，行为主义方法“侵入”政治学，“国家”被当作一种抽象的实体，被拒斥在政治科学研究之外，“国家作为历史上过了时的范畴，作为政治考虑的核心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2] “政府”取代“国家”，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传统的国家论基本上属于规范研究，主要使用哲学推理和演绎的方法。行为主义则主张经验研究，注重事实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有关国家的事实资料是由构成国家的个人的活动所提供的，或者是由作为国家的代表和执行者的政府的活动所提供的。行为主义据此认为政治分析以个人或团体的行为作为基本单位，政治行为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国家和政治制度是个人或团体的行为模式的组合。行为主义还把量化方法引入政治学，对个人的政治行为可以在调查的基础上，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出关于政治行为的描述，所以转向研究政府。另外由于国家是个抽象的实体，无法使用定量化的手段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取向自1930年代形成，1950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美国政治学家佛・I . 格林斯坦和尼・W. 波尔斯比主编，于1975年出版的八卷本的《政治学手册》，全面反映了美国政治学的状况，其中没有把国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政府体制与过程”则专门设了一卷，[3]政府，而不是国家成为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行为主义主导政治学以后，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沿用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比较的方法，而是引入了心理学方法、系统方法、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以政府的类型、政府的权力等作为主要对象，而是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到政府的运作、政府的构成、政策的制定过程、影响政策的各种因素等等。

对国家概念冲击最大的是政治系统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把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系统，与此同时，大到国际组织，小到利益集团，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系统。各种政治组织均依靠输入―输出体系与社会保持联系，维持自己的生存。伊斯顿用“当局”取代政府，进入政治系统分析。“这种权威角色的承担者我们称之为当局。实际上，我们经常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的政府。”[4]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阿尔蒙德在其政治结构―功能分析中也沿用了系统这个概念，认为国家这个名词范围过于狭隘。[5]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方法论上主张多元主义，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对传统国家观的也构成冲击。多元主义者反对国家的一元主权，“把国家仅仅看成形式和框架，或者看成是可以设想的人类联合体之一。”[6]按多元主义的观点，国家并不象传统政治哲学中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国家不过是压力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器。国家并不是高于其他团体的机构，而是与社会中的团体地位相等的“多元”政治主体中的“一元”。

1970年代，行为主义的一些缺陷显现，行为主义只注重了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把价值和规范等问题排斥在政治学之外。实际上，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不能回避价值，实证方式不能把握规范问题。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的不可回避使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时期，个人的自由、政府的合法性等规范问题重新被提起。政治学仅仅探讨政府、行政、决策不能为人类面临的政治问题提供足够的答案。此外，政治系统并不能取代国家，政治系统的边界是模糊的，可能比国家的界限更难以确定。行为主义以后的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对政府研究继续的同时，国家概念再次被复活，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被称为政治学向国家的“回归”（return to the state or back to the state）。

回归国家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代西方社会又一次面临危机。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经确立，国家已经稳固，有关国家的政体问题已经解决，政治学的研究重点转向探讨国家的内部构成和运行规律，政治学的研究深入到政府。政府、公共行政、政策的形成过程等等问题成为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解决，传统的国家理论失去现实需要，政府的形式、政府的过程、政策制定等政治问题上升为政治学的主要问题，政治学走向应用。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发达社会特有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多元结构倾向明显，个人自由问题以新的方式出现，社会的整合遇到新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再次出现。当社会面临合法性危机时，国家的作用便被记起，比如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就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合法性危机，应重新考虑国家的问题。

回归国家的另一个动力来自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在社会的构成成份集团化的现实中，政府官员、立法人员、院外游说者等等以政治或行政为职业的社会成员也有了自己的行业利益，成为利益团体，他们的利益可能与社会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国家的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state ）问题，政府不再是个中立的政治行为框架，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的团体。由于官僚们掌握着分配的权力，在行事时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国家有把其自主性最大化的倾向，现实的这种变化也是国家重新引起政治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