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新商帮兴起的积极效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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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后，以按地缘关系区分的企业商会的成立为标志的商帮全面复兴，新商帮的兴起有着积极意义，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华商业文化、构建和谐商业、实现企业间合作、共赢、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中华商界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新商帮 商业文化 和谐商业 区域经济 国际竞争
　　
　　商帮通常是指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共谋发展”为宗旨的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商人群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商帮曾经极度辉煌，后沉寂。改革开放后，商帮全面复兴，以按地缘关系区分的企业商会的成立为标志，新浙商、新粤商、新闽商、新冀商、新沪商、新豫商、新晋商、新渝商等新商帮迅速成长起来。
　　2006年5月，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杭州召开，十大商帮结成“中国商帮联盟”，旨在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协作。有人认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没有必要宣传、经营商帮概念。笔者认为，新商帮兴起具有重大意义，其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必将日益凸显。
　　
　　新商帮兴起有助于中华商业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明清时代的各个地方商帮把“仁、德、礼、义”等道德观和商业经营的趋利性巧妙结合，总结出富有智慧的商帮文化。他们秉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商业思想，恪守“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的经商理念。这对维护当时极度缺乏法制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商人们获得了高度的公众信赖，最大限度保证了各自经济利益的实现。一些商帮文化还十分注重经商讲究个人道德修养，讲究平淡恬和、宠辱不惊的境界，渗透着一种“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情怀，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和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思想。
　　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商人们经营品种与特色、经营原则与方式、经营手段与策略等存在较大差异，商帮文化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晋商坚毅稳健、守信通变；徽商贾而好儒、众志协和；鲁商帮豪爽诚实、大拙大智；洞庭商帮审视度势、以变求存；龙游商帮稳中求进、守本经营；宁波商帮四海谋财、灵活善变。传统商帮文化中体现出的商业道德、商业思想对今天社会主义商业文明建设富有启迪意义，其中丰富的经营谋略与法则也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汇通天下的晋商、富可敌国的徽商代表着旧时中国商业形象，随着时世变迁，商帮辉煌逐渐消退，终归沉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商帮（以温州、台州、宁波、杭州为基地）、山东商帮（以胶东半岛基地）、江苏商帮（以苏南为基地）、福建商帮（以闽南为基地）、广东商帮（以珠三角为基地）等出现并活跃起来，鲜明地域文化特征与我国大经济时代的重新结合，塑造出新商帮的形象。当然，现代新商帮与传统意义的旧商帮有着根本区别。旧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官府联系密切，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手里；而现代商帮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摆在现代商人面前的不仅仅是国内的激烈竞争，更要在全球范围内拼搏，亟待做大做强，这就要求新商帮不但要汲取原有区域旧商帮的优秀商业传统，更要把中华商帮的商业精髓融会贯通，“市场不分东西，商人不分南北”，“学天下”进而“赢天下”。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日趋加快，现代商业模式、商业行为不断革新、发展，各商帮的地域性界限逐渐模糊，原有鲜明特色也势必逐渐消减。然而，我们仍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看每个地方群体商人的商业特征，北京商人的智慧、江浙商人的勤奋、上海商人的精明、四川商人的超脱、广东商人的信任、山西商人的专注、东北商人的豪爽。
　　伴随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烈竞争，各商帮出现了相互学习、彼此兼容的发展趋势，这将有利于中华商业文化的创新，再创中华商帮的新辉煌。同时，新商帮的兴起，也昭示出商业文化的新发展。相当一部分历经创业艰辛而先富起来的商人群体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以回报社会、回报桑梓为己任，以提升社会认同度和群体形象为奋斗目标。他们已经体现出较为强烈的企业自尊和责任意识，而不再是那种只顾“低头赚钱、抬头看天”的内敛式、狭隘式商业思维，这是一种值得珍视的新商业文化。正如首届中国商帮峰会《杭州宣言》称，全体中国各商帮应做到“更高、更新、更远，做大、做强、做久；继承传统商帮精神，提升现代商业文明”。
　　
　　新商帮兴起有助于构建和谐商业
　　
　　在旧商帮时代，构建一个较为和谐完善的协作网络，是地方性商帮增强内聚力和外拓力的有效途径。商帮内部一般很少相互排挤，而是主张同行互助、共同成长，以求集聚取胜、以势取利。他们大都十分注重自身整体形象，拥有很强的集体荣誉感。各商帮之间也能彼此尊重，诚信合作。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新商帮文化素质更高，视野更开阔，社会责任意识更强，可以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们能够相互监督、严格自律，有效维护交易秩序，规范市场竞争，构建和谐商业。同时，商帮内部也会形成一些竞争与合作规则，减少内耗与拼杀，降低商会和企业的经营成本。
　　现代社会中，商会是商帮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和交流平台，不仅有强化社会管理、弥补政府“失灵”的功能，而且具有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利用商会的管理 和中介机制，更可以减少企业交易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甚至，商会可以在国际竞争中扮演着除政府外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成为市场竞争和秩序规范的维护者。一个典型案例是2002年6月浙江温州打火机生产企业面临欧盟各国的反倾销调查时，温州烟具协会以集体的名义出面应诉，并最终获胜。烟具协会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自始至终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统一聘请应诉代理律师；成立应诉小组，为各应诉企业提供应诉所需要的行业材料；与立场一致的欧洲进口商协会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换意见；在欧盟官员来华现场调查期间，代表打火机行业进行游说和说服工作；代表本行业与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其他各利益关系方进行联络、信息传递和磋商。温州烟具协会在这场反倾销诉讼中将集体行动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学者认为，新商帮的出现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垄断力量和政治干预力量，从而影响公共利益。这样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整体看来，商帮的团队示范效应，就其内部而言将更有助于形成自律意识，就外部而言则亦有利于社会对其群体的监督。所以，新商帮的形成对维护秩序、规范竞争、构建商业文明能够起到良好的催化作用，因此利大于弊。以河南省浙江商会为例，自2004年3月成立至今，参加商会的会员没有刑事案件、金融违法案件、偷税漏税、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商会常务理事以上人员中，担任各地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15人之多，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多年的发展实践，使各商帮充分认识到：唯有共同维护市场秩序，才能给彼此带来商机。只有相互信守承诺、协力营造商业环境，才能达到共赢和多赢。正如《杭州宣言》所言，“站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商海，中国新商帮将以更锐气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探讨中国企业如何摆脱地域局限和传统的‘红海’过度竞争模式，引导中国商人走向大联合时代，联合打造‘蓝海战略’高地，‘做强’企业。走向未来中国振兴之大道，中国新商帮将更具好学精神，以更和谐的绿色经济，更规范的商业准则，更负责的产业报国打造企业文化力，‘做久’企业。”
　　 　新商帮兴起有助于众商家实现共赢
　　
　　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群体联合才能以集团性优势在竞争中显示实力，合作共赢才能有自身发展。旧商帮十分重视发挥群体力量，比如晋商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建立的地方性同乡组织山西会馆就主张“本互相而谋福利”，对促进晋商群体尚信守规、维护同乡和同行商人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晋商和其他大商帮之间也体现了良好的互利共赢关系，被赞誉为“虽未经国家法律之规定，而守范围、重信用、敦品行，此其所长也”。陕西与山西相邻，风俗习惯相近，两省商人在各地商业活动中紧密结合，在许多城市建有山陕会馆，世称“西商”或“山陕商帮”。晋商不轻易建立“相与”关系，一旦建立，则善始善终。祁县乔家开办的“复”字商号，对已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各种支持和便利，若对方发生经营困难，则及时援手相助。“复”字号的这种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信很高，其他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关系为荣，“复”字号的业务也越做越大。这种“相与”类似于现在的联营协作，起到了整合及调动资源、扩大商业规模的作用，使众商家以群体的姿态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