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杂志》看社会史论战（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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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社会史论战主要集中在30年代前半期，以上海为大本营，以《读书杂志》为中心阵地。因此，尽管《读书杂志》并不是最早介入社会史论战的期刊1，却是考察前期社会史论战最重要的舞台。要了解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了解《读书杂志》及其主编王礼锡。

一王礼锡创办《读书杂志》

王礼锡(1901.5.11－1939.8.26)，字庶三，笔名王庶三、王搏今、搏今、爻义、SW等，江西安福人，诗人、社会活动家，国民党党员。

王礼锡不是思想理论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却是社会史论战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没有他，论战至少在规模和影响上要大打折扣。王礼锡既以阵地提供者的自由主义中间立场有意识地积极组织和推动论战，又以一位国民党左翼社会活动家和尊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步学者的身份直接参与了论战。他对论战的意义具有高度的敏感和深刻的认识，而他当时的职业和身份又给他组织和推动论战提供了方便。知名学者贾植芳曾经说：“中国社会史论战是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我国现代革命实践活动、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王礼锡作为这场论战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为推动这场论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王礼锡是世家子弟，早年就读于江西省立吉安第七师范学校、南昌心远大学，师从汪辟疆（国垣）学诗，心醉于古典文学。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主要得益于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共同运作的大革命。他的进步思想，来自大革命中反帝反军阀的主旨。1927年初，他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并以这个身份，与湖南的毛泽东、湖北的李汉俊等人一起，筹备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并领导了江西全省的农民运动。3月，到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结识了担任副主任的陈铭枢将军，并在陈铭枢主持的11军任秘书。大革命结束后，与田汉主编国民政府《中央日报》的《摩登》副刊，开始发表研究和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心得。同时任教于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与徐悲鸿、刘海粟、邹韬奋、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等人交游3。王礼锡并没有因为大革命的结束而转变为国民党右派。他始终保持着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品格，同时又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品质。这是他后来主持社会史论战、尊奉马克思主义、身处国民党而思想左倾的基本原因。

1930年，王礼锡受陈铭枢委托，主持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部工作。“神州”原是晚清国粹派行政主脑邓实(秋枚，1877－1948)于1908年创办的一家文化出版社团，主要印行碑帖画册和各种古籍，出版的《神州国光集》、《神州大观》、《美术丛书》等，曾经风走一时。但至30年代，由于政局动荡，经营不善，已难以为继，只好出让。时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与驻扎在上海的19路军关系密切，试图将“神州”接办过来作为19路军的文化事业，故决意出资购买，并委托曾给他担任秘书工作的王礼锡担任总编4。王礼锡接任此职后，即实行全面变革，使得这家国粹派的老店陡然间旧貌变新颜，成为30年代驰名全国的著名出版机构。

王礼锡向陈铭枢提出，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艺作品，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得到陈的支持。于是，他马上向郭沫若、鲁迅等人约稿，很快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又先后出版了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东华译）、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主义》（杜畏之译）、德波林《斯宾诺沙与辨证唯物主义》（杨东莼译）等理论书籍，出版了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丛书》。王礼锡本人则出版了《李长吉评传》一书，并在《读书杂志》上做广告宣称，该书“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的文学史，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这书中为研究文学史的人开辟一条正确的新路。”

很显然，王礼锡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浓厚兴趣。这一点对他积极组织社会史论战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假如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毫无兴趣，就不会对社会史论战提供阵地并积极介入。而他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一是由于个人爱好，二是受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以及成为时尚的熏陶，三是由于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剖中国社会的最切实的理论工具。应该说，至少在主持“神州”时期，他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王礼锡却不是一位党派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乃是基于民主、自由的自由主义立场。在他看来，宣讲马克思主义，乃是言论自由的题中必有之义。所以，他总是把提倡马克思主义与争取言论自由相提并论。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虽然对其他的主义（如胡适的）持批判的态度，言词也颇为激烈，却没有“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党派意图。

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自觉地将这一理论作为他搞出版、办刊物的主导思想，所以，《读书杂志》具有很浓厚的左倾自由主义色彩。可以这样说，“辨证唯物主义”是神州国光社和《读书杂志》的一块招牌。无论是社里出版的书籍，还是杂志上印出的文章，乃至杂志中的书籍广告，都处处弥漫着唯物论的味道。例如，神州国光社还出版过钱啸秋翻译的恩格斯着《德国农民战争》，《读书杂志》作的广告说：“本书是辩证唯物论的大师恩格斯用自己的方法，写成的一本世界驰名的杰构。他以锐利透辟的眼光，纵横奔放的笔调，剖析德国历史上最繁复的事变。关于农民战争的原因、过程、结果以及当时各种党派的主张与活动，都有详细的论述。”对依据唯物史观写成的著作，杂志也给予强烈关注。公孙无量《郭沫若将有新着》就介绍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情况，说郭“正计划写一部先秦思想批判，全部约一二十万字。这是一部对于中国学术很有关系的书。他对于春秋战国的社会认为是奴隶社会，根据这个崭新的见解去批判那时的思想，一定不少惊人的奇论。”王礼锡《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七种译本》则介绍了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中文翻译情况，还在《最近在抢译中的几部书》中介绍了《托罗茨基自传》的翻译信息，他还曾经计划编辑出版《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但恐益滋物议”，才未能实现。

王礼锡这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知识结构，使他敏感地察觉到社会史论战是个大有作为的热点。他及时抓住了这个社会思潮的热点。同时，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人也给他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使他的设想能够变成现实。

1930年12月初，王礼锡在日本广泛听取留日学生胡秋原、朱云影、贺扬灵、王亚南、汪洪法、梅龚彬等人意见，决定将“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寻求中国社会前途”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他很明确地说：“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将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这种研究和寻求必须从中国历史经济的演变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去了解它的规律和特殊性质，才能找出正确的答案。质言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史中去。”5这段话就是他组织社会史论战的指导思想。

1931年4月1日，40万字的《读书杂志》第1卷第1期由神州国光社（上海河南路60号）正式出版。王礼锡在《读书杂志发刊的一个告白》中表白办刊宗旨和态度，即：“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编者不偏袒争斗的那一方面以定其取舍。”(写于1931年2月15日)后来，在结束《读书杂志》编辑工作的告别辞中，他又重申：“编者并没有任何的主观意见想左右战场使为己用，并没有用任何型去范围作家，总之，并没有以任何政治目的作发纵指使的工具去处分一切作家的自由，要说有政治目的，那只是普遍的争取言论自由，为一切无帮口的作家供给发表主张的园地，即是起码的民主斗争。”6

实践证明，王礼锡的告白是真诚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其身份是一位编辑，而不是一位论战的参与者。他所谓“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与他确定的“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的指导思想并不矛盾。事实是，参加论战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所谓“唯物的辩证法”。在这个共同的大前提下，他们的主张五花八门，提出的“公式”各式各样，作为编辑，当然不应该“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王礼锡的方针，用当代的术语说，就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种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针，客观上为共产国际派共产党人提供了言论园地，也为国民党的“新生命派”、共产党的“托派”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舞台，使杂志内容丰富而庞杂、热闹。据托派成员王凡西后来回忆，王礼锡“每尝以蔡元培自况，故作家中自陶希圣等起，中经斯大林派，一直到我们托派，他都一视同仁。在1930年初期，他跟反对派特别接近些，刘仁静、李季、王独清、彭述之、杜畏之、彭桂秋、吴季贤等都和他来往甚密。”7正因如此，王礼锡在中国大陆曾经被指责为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反动文人，这显然是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机械推演，缺乏事实根据。事实是，国民政府当局对王礼锡这种自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颇感头痛，曾设法予以干预，《读书杂志》在“黑暗所笼罩下”遭到“一班恶魔的毒辣的攻击，以至于体无完肤”，“谣诼交至，狂吠四起”，“不必检查即普遍没收”。

须指出的是，当时许多学者的生活处境非常困窘，写作环境极其艰苦，出版著作很困难，王礼锡客观上为这些学者解决了生活困难；不但使他们的观点能够得到通畅的表达，还通过稿酬解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问题，造就了一批出色的理论家，出了一大批理论成果，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传播、为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甚至为中共“半封建半殖民地”结论的深入论证和定型，都作出了贡献。说他是社会史论战中的蔡元培，是不过分的。

当然，王礼锡中立、超脱、人道的立场是编辑的，限于组稿和编刊，而非学者的。作为有权利的编辑，他没有滥用特权，没有搞话语上的霸权。但是，作为学者，他却有自己“固定的主张”和“公式”。他本人也发表了一些社会史方面的理论文章，并且与胡秋原一起，形成独具特点的一派，后世称之为“读书杂志派”，直接成为参战一方，并不中立、超脱。不过，作为学者的王礼锡显然算不得优秀。他的论战观点，明显受胡秋原影响，基本与胡一致。例如王《古代的中国社会》提出：“中国殷代以前，已经脱离原始社会，进于氏族社会。不过氏族社会始于何时，这是无法推断的。中国有信史自殷代开始。殷以前，都是传说时代。殷代是正在崩溃中的氏族社会，而有初期封建社会之萌芽。”即来自胡秋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上）》。后者提出的中国社会史分期是：原始社会时代，殷以前；氏族社会时代，殷；封建社会时代，周及春秋战国；专制主义社会时代，秦至清末；专制主义半殖民地化时代，鸦片战争以来。可以说，王在社会史论战的见解上并无多少创获。这同时也就可以再次印证，王礼锡具有双重身份：一是自由主义的中立超脱的编辑，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倾向性的学者。王礼锡对这双重身份的处理，相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