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与晚唐五代政治(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文集虽渊源有渐，但其发展深受政治影响。唐前期朝廷以“王言之制”为重，表状制作基本与王言合为一体。开、天中随着边境战争的拓展，表状笺启制作逐渐显示其独立性，并在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形成后，作为应付诸种政治关系的藩镇掌记文学而兴盛发达。文章的重心始从朝命所颁的诏制过渡到为藩镇传旨达意的表状笺启，致使相关专集不断出现，且与中朝制诰表状集形成并驾齐驱的局面。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使这一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空前密切，“笺表”体裁的制作及相关掌记人才应运而生，畸形发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

　　[关键字]：表状笺启书仪文集 掌记文学 藩镇政治 新文化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五代书仪门类品种甚多。就其大类而言之，除了著名的朋友书仪与综合性的吉凶书仪外，还有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之二中业已指出并作过研究的“表状笺启类书仪”[1]。此类书仪大体属于官场中公私往来的文牍范畴，因其多用官文书形式而被命名。近年出版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一书录有此类书仪如《甘棠集》、《记室备要》、《新集杂别纸》、《刺史书仪》、《县令书仪》、《灵武节度使表状集》、《灵武节度使书状集》及归义军时期表状集、杂谢贺语（以上均用原名或赵书暂定名）等计三十余种[2]，时间多在晚唐五代，内容极其丰富。书作者对其文献历史价值均有相应的说明。与此类书仪产生问题有关，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一书[3]，也专辟“表状文”一节，对于唐后期表状笺启类文体的流行及其作为藩镇使府文学的性质、作用作了介绍。不久前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一文[4]，就此类书仪文集发展兴盛的过程进行探讨，并钩稽文献目录记载的此类书仪文集百有余部。鉴于表状笺启及相关书仪文集作为某种文学形式的传播与唐五代社会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故笔者拟对此再加阐述，以期为文体与书仪文集内容形式的变化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和认识。
　

一

　　敦煌文献中的表状笺启书仪虽多属晚唐五代作品，但论其渊源却要早得多。笔者在《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一文中曾指出此类书仪的前身是文集，它们与制诰集同样，随着汉魏南北朝官文书的成熟化而出现，并在《隋书．艺文志》中记有多部。不过唐初以后，此类专集的制作却已经归于消歇。从《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开元四部书目中即很少见到有唐初表状笺启类文集，说明当时并不以此类制作为时尚。

　　表状类文集的减少无疑符合当时的趋势。《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记唐朝公式文，分为“凡上之所以逮下”的“制、敕、册、令、教、符”，和“凡下之所以达上”的“表、状、笺、启、辞、牒”；但是在唐前期的朝廷，后者的光辉似乎被前者所掩盖。制敕是中书舍人专职，擅长者知名于时，其制作也被称为大手笔。如贞观中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的李义府，“与太子司议郎来济俱以文翰见知，时称来、李。”[5]武则天时的凤阁舍人李峤，“则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6]玄宗朝又有李乂与苏颋。《旧唐书》卷八八《苏颋传》记：“时李乂为紫微侍郎，与颋对掌文诰。他日，上（玄宗）谓颋曰：‘前朝有李峤、苏味道，谓之苏、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让之。’”苏颋又与张说齐名。一代文宗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7]《新唐书》卷一二五《苏颋传》复曰：

　　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帝爱其文曰：“卿所为诏令，别录副本，署臣某撰，朕当留中。”后遂为故事。其后李德裕着论曰：“近世诏诰，唯颋叙事外自为文章”云。

燕、许者，乃以张说、苏颋之国公封号以为名。“燕许大手笔”即特指其能作诏诰一类的大文章，复能润之以文采，所谓“惟颋叙事外自为文章”尔。“燕许大手笔”的产生说明诏诰制册类文已为朝野注重的中心，并出现了相关人才。开、天中知名的“王言”制作者是一批人。内如张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8]；齐澣“论驳书诏，润色王言，皆以古义谟诰为准的”[9]；许景先自开元初，“与中书舍人齐澣、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称”[10]；更出色的是孙逖，“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议者以为自开元已来，苏颋、齐澣、苏晋、贾曾、韩休、许景先及逖，为王言之最。”[11]

　　开、天时期是王言制作的高峰期。围绕朝廷和皇帝为中心，文人以能作王言为准的、为“大手笔”，故保留下来的文集文作中也颇多王言。王言之外，承平之际虽亦颇多大臣的谢贺表章应时制作，但它们的性质可与王言视为一体，所以包括制诰集或表状集在内，似乎也都无独立单出之必要。

　　不过，唐初以来擅作表状笺启的大家毕竟还是大有人在。如唐太宗记室房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12]又有薛收，为房玄龄所荐。太宗召见问以经略，“收辩对纵横，皆会旨要。”“时太宗专任征伐，檄书露布，多出于收，言辞敏速，还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太宗初授天策府上将，尚书令，命薛收与虞世南并作第一让表，“竟用收者”。又以游园获白鱼命为献表，“收援笔立就，不复停思，时人推其二表赡而速。”[13]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曾为英王戏作斗鸡檄文而被高宗斥逐[14]；骆宾王武则天之际参与徐敬业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也。”其所作讨武后檄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15]，不仅令武则天拍案叫绝，也在后世脍炙人口。而与此两人相比，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谏灵驾入京书》、《谏雅州讨生羌书》[16]等一类文章，更是气势磅礴、议论纵横、不下于王言的大手笔。

　　当然就笺檄或书启之作而言，还是随着边境战事的频繁愈来愈有用武之地。《张曲江文集》所载开元中张九龄所作给安西、河西、翰海、幽州、剑南等地诸军、诸使的敕书，事实上便是朝廷远端指挥边军作战的战书，其《贺北庭解围仍有杀获状》、《贺破突厥状》等贺状中，也称述了其时节度军使盖嘉运、张守珪等实地报告的军事奏状[17]。敦煌S.329《书仪镜》中有“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一组，完全是唐廷与吐蕃等征战之际朝臣边将的往来书信。而如果说，从这些敕书、贺状乃至书檄中我们已不难窥见开、天中边境战事交争、羽檄飞递的情景，那么安史乱后复杂多变的政局下此类作品的纷繁即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笔者已作统计的一百余部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中，大多是来自地方藩镇的作品。内包括王重民先生已指出的李太华《掌记略》、《新掌记略》和林逢《续掌记略》，还有武元衡西川从事撰《临淮尺题》、李商隐《樊南甲、乙集》、温庭筠《汉南真稿》、夏侯韫《大中年与凉州书》、黄台《江西表状》、罗隐《吴越掌记集》、《湘南应用集》，以及被称作“刀尺”、“刀笔”、“启事”、“四六集”等的一类著作[18]。从其名称可以看出，安史之乱以后的表状笺启与前相比，不仅内容、规格不一，其制作也主要地不是出在中朝。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七《掌书记厅壁记》实涉此点。其文借汉魏记室文章得人之难论以为：“《续汉书·百官志》称，三公及大将军皆有记室，主上表章报书记。虽列于上宰之庭，然本为从军之职。故扬雄称军旅之际，飞书驰檄用枚皋，非夫天机殊捷，学源浚发；含思而九流委输，挥毫而万象骏奔；如庖丁提刃，为之满志，师文鼓瑟，效不可穷，则不能称是职也。”文并举窦融征讨还京师，班彪为其制表，被光武所重；“及窦宪贵宠，班固、傅毅之徒，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宪邸文章之盛，冠于当代。魏氏以陈琳、阮瑀管记室，自东汉以后，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于是选”的史事，以衬托唐朝后期藩镇格局之下“典兹羽檄，代有英髦”的现实。

　　李德裕所说的汉魏记室即唐后期藩镇掌书记之职。据《通典》卷三二节度使下有掌书记一员专掌“表奏书檄”，这使得代人作笺疏始成为士人进身的一项艺能。《全唐文》卷五四三令狐楚《荐齐孝若书》在这方面颇有代表性[19]。该书是向藩镇举荐掌书记人才的一封书启。书称“某官至，辱垂下问，令公举一人，可管记之任者。愚以为军中之书记，节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达，思中天心；发号出令以下行，期悦人意。”这就是说，掌书记是军中专职，由于代节度使作书檄，故实际上是为节度使传声达意，这其中便要考虑到上中“天心”，下悦“人意”的关系问题。所以如何妥善表达，调节把握，是“谅非容易，而可专据”的大事。基于此，令狐楚便提出他荐举之人是“学必专授，文皆雅正，词赋甚精，章表殊健”，以为“执事倘引在幕下，副于宾佐，使其驰一檄飞书，必能应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

　　这里所言“章表殊健”一语来自魏文帝评说孔璋[20]。从驰檄飞书和应急求、言所欲的标准看，虽然被举荐人有四大特长，但前三者不过是作文的基础，惟有“章表殊健”者才是任掌书记官必不可少的真本领。《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载其曾客游河右，被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辟为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安史之乱爆发，高适“《与贺兰进明书》，令疾救梁宋，以亲诸军；《与许叔冀书》，绸缪继好，使释他憾，同援梁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为义而知变”。是高适曾以书达意，联络诸军勤王朝廷，此正所谓战乱之中“应马上之急求”的实例。

　　章表书檄之功效，在唐后期藩镇体制下得到发挥，其使用亦非仅限战时。《韩昌黎集》卷一三《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实涉此点，其文称：

书记之任亦难矣。元戎整齐三军之士，统理所部之甿，以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易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后命于天子。

由此可见掌书记平时要为节度使作各种文章，以应付藩镇必须处理和面对的一应政务与关系。此种才能实关系三大方面：其一即藩镇与朝廷之间。节度使派出在外，所谓“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军国要事需向朝廷报告。除此之外，又有“朝觐聘问慰荐”诸礼，也是臣子对皇帝所必行。唐后期属节度使所上皇帝表状，即有诸如请事、奏议、贺谢、慰哀、进献、让官、举荐等多种内容。有些笺表是表达藩镇对朝廷的忠心，如谢贺等仪；有些则是关系藩镇自身的事物、利益，需得到朝廷批准。这其中，当然还不乏给宰相、重臣的各类启状。其二是涉及“外与宾客四邻交”的藩镇与藩镇甚至边疆民族之间。平日相互照应，维持应有礼数，固有贺官、贺节、候问起居及答谢等与对朝廷差不多名目相同的仪节，需要笺启往来；而战时或敌或友，彼此间也必须有檄书战报或军情往还，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对朝廷。其三则是藩镇内部。对于有关“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等事，都必须取得协调。其间书状的作用关系到藩镇本身乃至国家的稳定，其重要性此处仅举三例以明之。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记楚曾为河东节度使掌书记：

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郑儋在镇暴卒，不及处分后事，军中喧哗，将有急变，中夜十数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自是声名益重。

令狐楚的表章不仅使德宗刮目，所草节度使遗表竟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暴乱，此章表能安抚藩镇由是而知。

　　《北梦琐言》卷五记会昌事称：

旧说李绅相镇淮海，奏荐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举人候谒，绅相知其文词，请撰一表。其略云：“当道地管八州，军雄千乘，副使着绿，不称其宜。”相国大喜，果以此获恩命。

候谒的举人以“当道地管八州，军雄千乘”形容李绅所领淮南之地的广阔与军力的雄壮，藉以反衬“副使着绿”品级的不合理，由此使节度使达到提升副使章服官阶的目的，此也正是为长官使主“言腹中之所欲”。可见表章做得如何，会直接影响到藩镇与朝廷打交道是否成功。

　　藩镇的表章之作某些时还涉及国家民族问题。《旧唐书》卷一六三《卢简求传》载其“释褐江西王仲舒从事，又从元稹为浙东、江夏二府掌书记，裴度镇襄阳，保厘洛都，皆辟为宾佐”，后累任泾原渭武、义武、凤翔陇西、河东节度使。“简求辞翰纵横，长于应变，所历四镇，皆控边陲，属杂虏寇边，因之移授，所至抚御，边鄙晏然”。以“辞翰纵横”结合丰富的应变经验沟通内外，得保绥边境，抚御夷民，表状笺启之用则无以加焉。

　　总之，由以上三例便可得知表状文不仅是为了解决庶务，某些时候更是协调关系的产物。而如韩愈所说，唐后期藩镇与朝廷、藩镇与藩镇、藩镇内部（或同一官府）僚属上下级之间，既已形成多元而复杂的政治层面，那么彼此间赖以疏通的表状笺启便决不可少。所以唐后期此类文章大量出现，如以《全唐文》所载唐前、后期表状笺启（特别是代人所作）的数量相比，其相差已不啻数、十倍之多，可知此类文体于官私之间的意义已非唐前期可以相比。这一点显然刺激了同类文集的制作。笔者在前揭文中已说明，上述大量的表状笺启书仪文集正是在唐代中期以后逐渐出现，它们的作者也多是节镇判官、掌书记一类人物。结合敦煌所见刘邺《甘棠集》、郁知言《记室备要》、相州马判官《新集杂别纸》和诸多敦煌归义军时期表状仪，以及存世如李商隐《樊南文集》、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等，知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中的大部分都是围绕藩镇节度使和地方官员的需要产生的，尤其是其中应时应景的笺表谢贺仪与拜官启状等应酬文字大量出现，印证了上述关于表状笺启主要是为了应付各种政治关系的看法[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