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与儒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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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方面揭示其发展过程和形态特征。如果仅止于此，恐怕就很难解释清楚其在战后多次表现出来的死灰复燃的冲动。（1）本文试图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分析不仅对日本传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在近代日本依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的儒学与军国主义的关系。
一、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特点
这里不准备在对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超国家主义等概念的辨析上花过多的篇幅。从思想文化的视角来看，可以把它们视为同一层次的概念。选择其中任何一个概念放在标题中对本文的叙述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特征。日本军国主义与国际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排斥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反对议会政治、歌颂战争、鼓吹扩张、宣扬国粹主义和民族神话，这是其共同的一面。但由于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日本的军国主义又显得与众不同，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国家主义是其思想基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是国体烟幕下日本人自我意识的大爆炸与大幻灭。丸山真男把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分为三个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到"九·一八"事变，称为"准备时期"，或叫"民间右翼运动的时代"；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军部作为法西斯主义的推动力，在策动一系列恐怖事件之后，逐渐成为主宰国政的核心。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成熟期"；此后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其"完成期"。（2）这主要是从显在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结构来划分。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说从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思想已经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3）而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幕末维新时期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日本人对nationalism的两种不同译法）。
面对西洋列强的威胁和侵略，保家卫国、富国强兵、民族大义等思想的兴起本来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日本国家主义思想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包含有"超（ultra）"或"极端（extreme）"的因素。所谓"超"或"极端"的国家主义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侵略邻国来弥补本国对西洋列强屈服所造成的损失。这一思想由吉田松阴在1855年明确提出（4）之后，由他的学生即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领导者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所继承和发展，并逐步变成现实。从"以强力的逻辑对待亚洲，以道义的原则对待欧美"（5）的政策成为亚洲的盟主，到通过"国体明征"运动和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我们很难从思想上划清军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明确界线。（6）国家主义作为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它们之间的确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7）
第二，缺乏逻辑的一致性，是各种思想杂交的怪胎。（8）据日本文部省文化厅1991年编的《宗教年鉴》统计，当时日本的宗教信徒为2.172亿，而日本总人口为1.235亿，这意味着平均每一个日本人都差不多信奉两种宗教。造成这种信仰状况的原因或许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这里且不去深究。实际上从1900年治安警察法的公布到1928年治安维持法对自由思想压制的变本加厉，思想警察已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以致"转向"（自愿的也罢、不自愿的也罢）一词成为三十年代思想界的流行语。（9）同时"言论报国"、"思想报国"的呼声也喧嚣尘上。思想的投机化和功利化倾向以及信仰的随意性和无节操在这一时期就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所谓"转向"是指从原本各自的思想立场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农本主义等等纷纷转移到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战线上，但很少有人直接以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者自我标榜。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从整体看就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它本身就是上述各种思想杂交而形成的一种精神怪胎。
血盟团的中心人物井上日召信奉破坏主义，认为破坏与建设乃一体之两面，但在对他公开审判时他自己也承认其破坏或建设"并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思想。我是超越道理，全以直觉来行动"。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代表北一辉，从1906年自费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到1919年被奉为日本军国主义圣典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出版，典型地展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等近代思想如何日本化、军国主义化的历程。更有象征意义的是，1933年6月，日本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共同声明"转向"之后，并没有表明自己脱党和提出辞去党的领导职务的声明，而是把自己的"转向"同时视为整个党的"转向"。（10）
第三，是对日本传统思想资源的畸形利用和发展。日本传统的思想资源主要包括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虽然神道与佛教、国学与儒学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错综复杂，恩怨难断。但是到近代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兴起，它们都不计前嫌，一同趋之若鹜，以至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学神道精神是"日本精神论"的核心支柱。佛教和儒学则是扶翼"皇运"的得力助手。而"日本精神论"（11）、"天皇制绝对主义"（12）都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思想上的重要表现形式。国学神道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如前所述的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佛教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也有论及，（13）这里想着重就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儒学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初步论述。
二、儒学与军国主义的历史联系
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儒学与军国主义的历史联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儒学与明治政府理念的军国主义化。
有人把民族主义意识作为日本幕末维新时期的思想推动力和现实改革的动机。（14）有人认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儒教。（15）儒学思想中的华夷之辨、族类自固、大义名分等因素本身就含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在幕末西洋来迫、民族危机突显之际，儒学中的这些因素自然被激发弘扬。如前所述，日本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便带有极端的性质。明治维新之后欧化思想风靡一时，为了抵制自由民权思想的深化，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变质，明治政府的指导思想逐渐步入了军国主义之途。1882年1月天皇颁发的《军人敕谕》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军人敕谕》的颁布标志着以儒学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新发展，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基础。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小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16）"日本全体国民的武士化，涵盖了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17）《军人敕谕》的确具有象征的意义。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者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素养，陆军的缔造者山县有朋曾就学于松下村塾，深受吉田松阴思想的感染。西周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作为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活跃一时，但其思想的根基是植于儒学的沃土中。（18）早在1878年上半年他就在军中连续发表了著名的《兵家德行》的讲演，强调兵家德行除应具备一般的智勇兼备、忠诚仁爱之外，更重视军秩之制，官阶等级之差。为确保军中"忠良易直"之风尚而严格将其与当时社会上风行的"民权家风"、"状师家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的风气）、"货殖家风"相峻别。同年10月，山县有朋发布了《军人训诫》，其思想精神都体现在后来的《军人敕谕》中。
《军人敕谕》开宗明义，"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此乃日本的"国体"。在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率权，宣布"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的同时，也指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誉）辱（忧）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之后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礼仪"（"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军人训诫》中规定:"为部下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可有失恭敬奉戴之节。"）、"武勇"、"信义"、"质朴"。在结尾处将这五条标准归为一点，即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并推而广之，提而升之，说这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这样，"军人精神"便具有了"普遍的"、"永恒的"意义。
与《军人敕谕》相比，《教育敕语》具有更浓的儒学色彩。（19）在《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颁发之前，天皇侍讲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1879年）是在教育界最有影响的具有全民性质的重要文献。它指出"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至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而1890年10月30日，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则进一步将儒学精神融入"国体精华"之中。其全文如下:"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教育敕语》在推进全民武士化（20）（"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进程的同时，使天皇的绝对权威无论是在军事、政治，还是在道德、宗教方面都更加坚实、牢不可破。（21）
第二，御用儒学团体及其活动。
1879年夏，《教学大旨》以明治天皇的圣旨的名义颁布之后，儒学的命运开始有了转机。在右大臣岩仓具视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筹备，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儒学团体"斯文学会"于1880年6月6日在东京神田锦町学习院和华族会馆举行了成立仪式。2月份报纸上登出了一条《斯文学会开设告文》，大意是"本邦之所以文物具备、风俗醇厚而有君子国之称，虽基于固有之美、原于太古之风，但古来中国文学之传入，所谓道德仁义之说，制度典章之仪为历朝所采择，举世所崇尚亦不可否认。因此朝野盛兴学黉、上下专修礼仪，政刑民彝莫不以此道斯文相资。外交始开，世态渐迁，大政维新，以至百度一变。人人竞讲欧美之学，户户争读英法之书，骎骎乎将进于开明之域。而世之汉学者流依然不通时务，妄自尊大，徒玩虚文，不图实益。于是青衿子弟往往疏于存养而奔竞成风。视修礼仪为迂阔，目励廉耻为固陋。实践之学、经国之文弃之殆尽，甚至视之如土芥。不亦甚矣！今欲矫救之，然耆宿之儒渐凋，斯文之运愈衰，啻风教之难维，恐固有之美亦将失。我辈深感于此，乃创斯文学会以遍谋于同志诸贤，为振兴此道，兴隆斯文以匡济时弊。既非泥古反今徒步于迂阔之途，亦非崇此卑彼偏安于固陋之域。惟望我邦礼义廉耻之教与彼欧美开物成务之学并行不悖，众美骈进，群贤辈出以翼赞裨补明治之太平……庶几不背于其君子国之称。"（22）这段告文对儒学的历史意义、当时西学与汉学的状况，世道人心作了言简意赅的描绘。特别指出了当时汉学家之弊端和振兴此道斯文的方针，（23）是非常切中要害而又十分合乎情理的。因此告文发出之后至学会成立，会员就达1500余人。斯文学会的事业分为办学校、开讲座和出书刊三项。起初学会规则规定不设会长，但后来感到没有会长办事多有不便，次年5月便推左大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会长（至1886年去世。后任会长有谷干城，小松原英太郎等）。经费方面除学会成立之初天皇赐金一千圆（通过宫内省）之外，1883年4月5日宫内省决定此后十年之内每年给学会拔发二千四百圆，并在用房用地方面给予优待甚至免税。学校于1883年8月21日开学至1887年7月关闭共有毕业生130名。学校关闭之后侧重于办讲座，每次由一两名讲师主讲，时断时续，至1910年12月才中止。出版方面有《斯文学会讲义笔记》（共69号，1881年6月16日-1886年6月20日及其续集《斯文学会讲义录》（旬刊，共50号，从1893年9月30日开始）、《斯文一斑》（共13集，1881年7月开始）及《斯文学会杂志》（月刊，共30号，1889年7月-1891年12月）。斯文学会虽然蒙天皇的嘉许和支持，而且其核心人物都是左右大臣等政治巨头，学会也表示要"戮众力、奏效绩以报天恩、副圣意"。（24）但其影响基本上还是局限在比较纯粹的学术领域。这与其硕学鸿儒的学者阵营绝大部分都是传统的汉学家（25）不无关系吧。这恐怕也是其会势愈益不振终至于不得不解散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