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之二）(一)
详细内容
成熟和收获时期（1976—1999年）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是太平天国史研究逐渐恢复生机的过渡时期。1978年5月， 十年浩劫后国内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正式成立。1979年5月至1980年2月，浙江、广西、四川、广东等省也相继成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随后，在1984年5 月至1990年5月间，南京市、广西贵港市（原名贵县）、重庆市、安徽省、 上海市、四川涪陵市、江苏省也相继成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此基础上，1990年5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
在这些学术团体的组织和推动下，太平天国史研究异常活跃。1979年5月25日至6月2日，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 共收到中外学者的论文200余篇。这是自1949年10 月以来首次在国内举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同时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重新走向繁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各地又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太平天国史学术会议。据粗略统计，在1980年6月至1991年11月间，仅全国或国际规模的学术会议就召开了16次，平均每年1.45次，各省举办的地方性会议更是不计其数。
1981年、1983年，由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主办、王庆成主编的《太平天国史译丛》、《太平天国学刊》先后问世。这两种不定期丛刊均由中华书局出版，前者以编译西文资料为主，后者则专门收集研究论文。其中，《学刊》是国内权威性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业刊物，成为反映国内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的一个窗口。1985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合办、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又在南京问世。
地方和全国性学术团体的相继成立，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刊的创办，各种学术会议的次第召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这一切均标志着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在摆脱极左思潮所留下的阴影后，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基于上述背景，在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在90年代初，更是达到了其鼎盛时期。与此前的30年相比，旧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新课题的研究得到开拓，研究范围几乎覆盖了太平天国史的每一个层面；同时，一大批总结性成果也相继问世。兹就其具体表现择要略加评述。一些研究成果带有交叉性，本文将之划入某一课题纯为叙述方便起见，这是需要事先加以说明的。
1.文献史料的编纂出版和相关研究
在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方面，1979年，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计400余件）由中华书局出版； 《太平天国印书》也于同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排印本（全2册）。 这两部书与前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8册）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构成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最基本史料。1982年，王庆成、庄建平主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收一批新近在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1991—1994年间，由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张铁宝等人编纂的《太平天国文书》（计114件）、《太平天国文物》和《太平天国艺术》（增补本），相继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公布则是近期最重大的文献发现。当年萧一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今英国图书馆）搜访太平天国文献后，认为已“了无遗珍”。1984年春，王庆成在该馆寻访到这两种珍贵文献，随后编注成《天父天兄圣旨》一册，1986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们成为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为破解一些长期聚讼未决的历史疑案提供了文献依据。
此外，陈周棠校注《洪氏宗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是研究洪秀全家世及其生平的重要资料。陈周棠主编《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由口碑、方志、档案、碑记、谱牒等资料选编而成，内容涉及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家庭情况、早期活动等。饶任坤、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是一部广西与太平天国相关之口碑、碑铭、族谱、契据、手稿等资料的汇编。
陆续编纂出版的清方记载主要有：罗尔纲指导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平定粤寇纪略》、第二册《中兴笔记》（中华书局，1979—1980）；董蔡时主编《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何桂清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杨奕清等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岳麓书社，1983）；董蔡时、方之光主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李武纬等编《吴煦档案选编》（同上，全7册）； 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皮明庥编《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杜德凤编《太平军在江西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995，全20册）。以上大半属尚未公布过的新资料，且内容覆盖面较广，为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和区域史提供了便利。
西文资料方面，除《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3辑陆续编译了《华尔传》、《常胜军》等外人早期著述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了马博庵译、章克生等校注《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择》；《近代史资料》总86号、9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997）刊有夏春涛翻译的一些西人原始著述，诸如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选择）、艾约瑟《最近对干王的问答采访录》、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等。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整理编纂太平天国史料的过程中，太平天国史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分支——太平天国文献学，其内容包括辨伪、校勘、注释诸方面。罗尔纲注释李秀成“自述”便是该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罗氏于1931年开始为之作注，1951年出版《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已见前述。由于曾国藩当初曾对李秀成“自述”妄加删改，世传版本并非其原貌，故罗氏数年后又再次调整版本，增订注释。1962年，《李秀成亲供手迹》在台北影印出版。罗氏遂第三次调整版本，于1982年推出《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版）。有学者就此感叹说：“在我国学术史上，注释史籍的名家不少，如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等等。但在版本方面遭到如此曲折，还是没有过的。”（注：祁龙威：《罗先生赞》，“庆祝罗尔纲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编委会”编《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57页。）其后，罗氏又根据新史料补注，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增补本。该书从太平天国制度、避讳字、特殊称谓等12个方面详加训诂，另从事实、时间等10个方面订正原文的错误或补充其缺略，名物训诂与史实考订并重，共注释了700条左右， 注文是原文的4倍多，堪称精湛。例如，李秀成在其“自述”中曾多次提到与绰号“冲天炮”的清军将领李金旸交战一事。关于冲天炮其人其事，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均语焉不详。罗尔纲经过一点一滴地钩稽史料，终于将冲天炮的生平行迹考订清楚，勾勒出此人从投身天地会到叛降清朝，直至被忠王俘获，获释后走归南昌自首，曾国藩因担心其凶悍难制而将之处死的完整线索。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料所下功夫之深，考订史实贡献之大，史学界无人能出其右。他在1982年版该书的自序中自嘲地写道：“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正是凭借这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精神，罗先生才得以推出这一当代考证学的经典之作。罗先生穷半个多世纪之力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一直注到白首，成为史学界的佳话。
作为1949年以后在海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方面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一名学者，王庆成对文献也有独到的研究。他曾先后在海外获见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43种约200册，原刻本的微卷本、复印本、抄本40 余册，以及大量的文书，据此撰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一书，199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除结合新文献研究相关史事外，还考察了太平天国文献形成、湮没、搜辑、汇编出版的历史，探讨了太平天国印书制度的演变，订正了关于文献史料的一些误解或讹传，并重点研究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认为太平天国于1853年开始实行这一制度，规定只有列入“书目”、钤有“旨准”印的书才准传播阅读，否则就要问罪，但该制度后来出现了松懈和变例，并于1861年废弃。在谈到如何运用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来研究太平天国印书时，作者指出了其独特性，认为“以版本、校勘而论，研究太平天国印书不是要发现‘善本’以校订真伪错讹，而是要发掘各种版本，比较、推究其异同，藉以发明史事”，强调太平天国印书常出版修订本，“这些修改隐含着政策、思想的变化，更是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异本越多，价值越大”。此说实为过人之见。在新着《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造**者文书”部分，王庆成对所辑录的30件太平天国文书逐一加以考释。以《洪仁[王+干]亲书供词》为例，5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业已转录，题名《洪仁[王+干]自述》，但其中的错、讹、衍字多达50余处。作者一一予以订正，并考证出这篇供词写于清南昌府，时间为清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述研究既提高了史料本身的利用价值，同时又拓宽了人们对太平天国史的认识。
祁龙威在文献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尤以对文献史料的考订、辨伪、校注见长，先后校注清人柯悟迟着《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等，编注《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洪仁[王+干]选集》（中华书局，1978）。所撰《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除专论文书、印书和文物研究史略等内容外，还重点进行了史料辨伪。例如，关于清人笔记《ｌiｎ＠③血丛钞》的真伪，学术界争议较大。作者将该书节录的所谓“贼人（指太平军）著述”与真实可靠的文献相对勘，查勘出大量破绽，并发现书中不少内容系抄自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遂判定此为近人伪作。这一结论得到了罗尔纲等学者的赞同。又如，《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根据浙江博物馆藏原抄件，著录了太平天国东阳县卒长汪长明抄存的“禀”、“呈”、“批示”共30件。作者根据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令人信服地考证出其中的后14件乃是清地方政府文牍，并非太平天国文书。《太平天国经籍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则是祁氏从事文献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首对太平天国印书逐一解题并校勘版本，复就近人所编太平天国文献进行述评，并采用“以字证经，以经证字”之法，分类笺释太平天国的专用字词；另专论“伪书考辨”，归纳出三条经验：充分发露破绽；抓住作伪铁证；愈经反复，真伪愈明。
2.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的讨论
从1979年开始，围绕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史学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大体上有以下三种不同看法。
一是封建政权说。这是新近提出的一种观点。沈嘉荣认为，单纯的农民运动“不能变更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倒整个地主阶级。正因为这样，当它推翻旧的封建王朝以后，建立起来的只能依然是封建王朝”（注：沈嘉荣：《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四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群众论坛》1980年4期。）。孙祚民指出，政体、 国体和土地政策是判断政权性质最本质的标准，而以后者为主，“由于太平天国基本上沿袭封建专制政权的模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从奠都天京到失败始终普遍实行承认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和支持地主收租的土地政策，因此太平天国政权是维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新的封建政权”（注：孙祚民：《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学术研究》1981年5期。）。 段本洛也认为，“封建生产关系仍牢固存在，小农经济原封未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注：段本洛：《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特征与前途》，《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2期。）。
二是农民革命政权说。这是一种传统观点。孙克复、关捷认为，政权就是统治之权，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农民出于反抗的需要，可以建立短期的、不巩固的劳动者专政；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革命实践，说明其政权是一个与清王朝封建政权对峙十多年的“农民革命政权”（注：孙克复、关捷：《太平天国政权性质商榷》，《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1期。）。董蔡时则从太平天国摧毁清朝地方政权系统、 肩负起反侵略任务、农民群众基本上掌握了太平天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在经济上空前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太平天国政权始终得到农民群众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五个方面，论证其政权是农民革命政权（注：董蔡时：《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特点和性质》，《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2期。）
三是农民政权封建化说。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王天奖认为，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洪秀全等人的反封建斗争仍停留在自发而不是自觉的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把一些封建因素带到农民运动中来”，“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确定便是这个新政权开始向封建政权演变的象征和标志，后期则“基本上已完成这个历史转化”（注：王天奖：《太平天国与地主阶级——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中州学刊》1981年1期。）。苏双碧也持此说，近来还补充指出：“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因为这个政权在某一阶段更多的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就称之为农民政权，它只区分于地主政权。”（注：苏双碧：《太平天国史综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59页。）
与之相近的还有两重性政权说。李锦全认为，农民和地主是封建社会中对立的统一体，反映在思想和主张上，就是革命性和封建性、平均平等和封建特权交错结合在一起，太平天国政权便是带有矛盾的两重性政权（注：李锦全：《试论洪秀全思想及太平天国政权的两重性》，《南方日报》1981年3月30日。）。反之，孙祚民则认为， “某一政权的性质，只能依据它代表与维护哪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标准，而不能有什么‘两重性’”，“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权，只能代表与维护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可能同时代表与维护两个对抗阶级的利益”（注：孙祚民：《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方论坛》1980年1期。）。
与这场讨论同时进行、主题相近的还有关于太平天国能否称为“革命”的争论。有论者强调农民起义不能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据此认为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起义，“不能称为革命，只能叫农民运动”（注：《历史研究必须提倡真实性和科学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7日。）。牟安世就此提出质疑，认为从普遍和约定俗成的含义来说，“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武装夺取政权，就此而论，太平天国当然是一次革命。他指出，以能否变更生产方式来定义“革命”是不全面的，“因为它遗漏了在阶级社会中，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政权问题和根本方法——使用暴力、武装斗争的方法”，而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也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革命的本身”（注：牟安世：《论太平天国运动能否称为革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1期。）。
上述讨论在持续了几年后渐告沉寂，辩驳各方未能取得共识，其对研究工作的推动作用没有50年代的那场讨论那么明显。看来，探讨此类问题，除了侧重对名词概念的解释和个别史事的研究外，还应重视对相关具体问题做系统的实证性研究，包括加强对太平天国前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然后再据此进行归纳概括。只有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会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学者们还就一些具体史实进行了积极的探讨，金田起义日期问题便是一例。罗尔纲一直持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 日）说，这也是学术界迄今普遍采用的说法。其论据主要有二，一是《洪仁[王+干]自述》：“此时天王在花州胡豫光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另一为《天父诗》第349首：“凡间最好是何日？ 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墓日，人得见太平天日。”据此断言金田起义日与天王生日在同一天，即十二月初十日。荣孟源、茅家琦等人则据《天情道理书》“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句， 持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说。罗尔纲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团营”与“起义”是两回事，强调金田起义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各地会众奉命起义，各地实行团营，接着赶至金田团营，随后从平南迎接洪秀全回金田，于十二月初十日恭祝万寿，宣布起义。王庆成则指出，迄今为止，在太平天国官书中没有发现关于起义具体时间的明确记载，天历六节中既没有金田起义节，也没有天王圣诞节，说明太平天国可能没有宣布过正式起义的日期。他认为，金田起义并不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而是由一系列的活动和斗争串联而成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妨碍后人确定某一天作为纪念金田起义的日子。姜涛、俞政以《赖文光自述》“忆余生长粤西，得伴我天王圣驾于道光庚戌秋倡义金田”句为据，持十月起义说，但认为具体日期难以断定。近年来，姜涛又略改前说，根据《天兄圣旨》中关于洪秀全在庚戌年二月廿三日“穿起黄袍”的记载，否定了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的旧说，认为洪在公开揭帜前已在平山秘密登极称王，进而认为广义的金田起义，指庚戌年秋历时数月之久的各路仗义起兵勤王人马向金田地区团营的全过程；狭义的金田起义日，即公开揭帜日期，则是同年十月初一日（注：以上参见罗尔纲《金田起义日期再考》，《学术论坛》1980年3期；荣孟源《金田起义日期的探讨》，《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1期； 茅家琦《太平天国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质疑》，《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1年；王庆成《金田起义的准备、事实和日期诸问题试说》，《太平天国学刊》1辑，中华书局，1983年；姜涛、俞政《太平天国起义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4期； 姜涛《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历史研究》1993年1期；姜涛《金田起义再辩析》， 《近代史研究》199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