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市场的开放和统制(一)

详细内容

三、边境市场的开放和统制

秦汉时期，不仅在中原内腹地区形成了不同层级的市场体系；而且与周边诸族的商业交往也日趋增多，出现了边贸市场。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重视不够，也缺乏深入研究。这里拟就现有材料，做些简要的陈列和论说。

（一）边市的开放和发展

这里讲的边境市场，是指设在边境关塞要地的市场，是汉族与边境少数民族进行商贸活动的场所。这种市场在秦汉文献中，西汉时谓之“关市”；东汉则多谓之“互市”、“合市”、“交市”或“胡市”。然究其内涵，意思类同。皆属民族贸易的范畴，都是汉朝与边境诸族进行贸易的一种市场形态。
秦汉边境市场初创于何时？查考文献记载，交待不明。唯《史记·南越列传》言及：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馋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

从司马迁的这段记录来看，虽然未曾明确说到“关市”的始设时间，但它告诉我们在高后之前，汉、越之间已有“通使物”、交流“器物”，乃很清楚。只是到高后在位之期，有司才禁止与南越关市铁器。这就说明，关市非始于吕后，而是在高祖之时业已有之，此属无疑。
边境市场即“关市”至迟自汉高祖时有了之后，终两汉之世皆存。然有明确纪年者，却只有十几处记载，请见下表：



表中列举的“边市”，只是一个大概。但它仍可反映两汉时期边境市场发展的线索和脉络。即：从发展的时序来说，它“爰自汉初”，而后“历代遵守”[1]。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云：“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其说甚是。再者，从边境市场分布的范围来说，地区甚广，南、北皆有，几乎遍及周边各主要少数民族。兹从南、北两个方向略予回顾：
汉朝与南方诸族的边市贸易，经官方钦定者，以南越为最早。它起于西汉立国之初。从文帝开始，特别是武帝之后，“除边关”，废除关贸禁令，使边市得到发展。因而蜀郡商人程郑“冶铸，贾椎髻之民”[2]。中原地区的金铁、田器、丝绸和牲畜等不断运往岭南。使“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3]。西南地区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莋都、冉駹、白马等族。自秦始皇“通五尺道”后，这里“栈道千里，无所不通”[4]。汉初，“关蜀故徼”，政府限制蜀人出关对西南夷各族贸易。但“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5]蜀的卓氏以铁器“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6]。当时不少巴蜀商贾与西南夷各族贸易而发了大财。自汉武帝“除边关，关益斥”[7]后，内郡与西南各族交易的市场有了进一步开展。
汉朝与北方、西北诸族的边市贸易，以匈奴最为频繁。楚、汉之际，匈奴冒顿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是北边强劲的一个民族。汉初，高祖自平城之围后，与单于“约为兄弟”。俟后，匈奴对汉时服时叛。边境市场上的贸易时断时续。昭、宣以降，“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廷”[8]。北边无事，人民炽盛，牛羊布野，友好和平的安定环境，使边境市场的商贸活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且自后与西域各族的经贸联系日渐加强。所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商胡贩客，日款塞下”[9]。至东汉前期的光、明、章几代，汉匈之间的“和亲”、“合市”，一直在曲折的演进之中。
至于东北地区的乌桓、鲜卑各族，自匈奴西遁之后，他们与汉廷的边市贸易亦日趋增多。乌桓，早在西汉武帝时，“徙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动静，设乌桓校尉监领之”[10]，已有较多的经济交往。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虎豹皮”等，又为汉廷“助击匈奴、鲜卑”。于是汉廷与之“岁时互市”[11]，边市贸易顺利进行。鲜卑，在东汉初“始通驿使”。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等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12]。安帝永初中，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通胡市”。“是后，或降或叛，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但汉与鲜卑的边市贸易仍有，一直到献帝末，彼此或时仍有“互市”之举[13]。
两汉时期的边境市场或边市贸易得以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似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边境市场对各族之间在经济上有共同利益。当时的周边各族，社会经济比中原内腹之地落后。如西南有些地方，“土地硗确”、“食肉衣皮”、“不见盐谷”、“蛮夷贫薄”[14]。世居漠北的匈奴，“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15]，“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过着“逐水草迁徙”[16]的游牧生活。而乌桓、鲜卑则“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亦是“居无常处”[17]。社会经济尚处牧放或渔猎阶段。因而这些少数民族，一般皆“贵汉财物”，“好汉缯絮、食物”[18]。对中原汉人的铁器、生产工具、丝绸等视为“珍品”。而“以农桑立国”的汉朝，也将“蛮貉之物”以及北方的马牛、皮革、羊毛等视为“饶国用”，给民需的“宝货”。“与夷狄交易”之目的，是为了“致其物产”。所以，发展边市贸易，设立边境市场，是为了“均有无，通万物”，是彼此之间“以其所有，易其所鲜”的共同愿望。这是边境市场历代相继的经济因素。武帝元光年间，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不解，“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19]。这正是有力的说明。
其二，汉朝以设置边境市场，开放边市贸易行怀柔、羁縻之旨。汉兴，“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20]。加之，此后异族强大，时有侵边。在这种局势下，汉王朝如何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为使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不受异族的侵犯，以达到稳固统治之目的，汉廷对少数民族不得不采取较为宽厚的政策，不得不行羁縻举措。例如：或遣公主联姻，实行和亲；或对少数民族册封、给遗；或将大批降附或征服的少数民族迁居内地；或就地将其建立属国，“因俗而治”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边境市场，商品交换，以换取少数民族的喜欢。事实正是如此，实践表明，只要是开放了边境市场就能换取边境“无干戈之事”。例如：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由于和亲、“通关市”，所以，“匈奴单于以下皆亲汉”。东汉初，因汉与乌桓正常“互市”，故“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安帝永初年间，因“通胡市”，“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所以，东汉应劭说：“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縻服”[21]。由于边市贸易可以获得边境安宁，因此，汉廷不仅插手边境市场，而且予以支持和培育，相继沿用而不衰。
其三，交通干线的开凿，为边境市场的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交通较前相对发达，修筑了沟通全国的交通干线。具体言之，北方有从关中抵九原的“直道”，长达一千八百余里；有北通匈奴龙庭，南达河西四郡的“居延道”。在西北方，有“阳关道”和“羌中道”，可分别从阳关或关中进往西域，丝绸之路是汉朝连接西域以至欧洲的著名商道。在西南方，除秦蜀交通线的“褒斜道”、“嘉陵道”等外，还有“西南夷道”。该道于武帝时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修成，“凿石开阁，以通南中”[22]。在南方，有从豫章至南海的“新道”；从湘南至粤北的“桂阳峤道”等[23]。在此同时，沿主要交通干线还建有驿传系统，包括传舍、亭、邮和邸店。交通工具多样，民间且出现了专业运输队伍等。所有这些，最初几乎无一不是从军事、政治目的出发的，但它对沟通内郡与边境的往来，加强经济联系，推动边境市场的发展，起有积极作用。
要之，汉代边境市场的兴起、发展，既有其经济、政治上的缘由，也存在客观上的有利条件。




[1]《册府元龟》卷999《互市序》。
[2]《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3]《汉书》卷28《地理志》。
[4]《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5]《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6]《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7]《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
[8]《汉书》卷94《匈奴传》赞曰。
[9]《后汉书》卷88《西域传》。
[10]《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11]《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12]《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13]《后汉书》卷48，《应劭传》、《三国志》卷15《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
[14]《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
[15]《后汉书》卷51《陈龟列传》。
[16]《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7]《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18]《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9]《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汉书》卷94《匈奴传》。
[20]《汉书》卷48《贾谊传》。
[21]《后汉书》卷48《应劭传》。
[22]《水经注·江水注》。
[23]参见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册，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页。

（二）边市的管理和政策规定

两汉时期的边境市场，已形成一定的管理制度。凡边市的组织领导、市期、市场地址和商品种类等方面，皆有大致上的规定，体现了汉政权对边境市场管理的有效支配地位。
首先，边市贸易，非随意进行，需要得到汉廷的允许或批准。“窃出”商贾，私自出关经商一般是不允许的。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太后上书，要求“除边关”、“通关市”，系得到“天子许之”之后实施的[1]。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北单于“欲合市”，显宗以其“不复为寇”作条件，才得到准许[2]。这都是有力的说明。边市的管理机构，从文献记载来看，似乎多由边郡地方长官或边塞的武职兼领其事。而具体分掌边境市场者，乃为“市吏”。如献帝之时，在北境冀州的“交市”中，就设有市吏，所谓“市易未毕，市吏收缚一胡人”[3]。市吏纠非法，维持市场交换秩序等，这和内郡市场的市吏职能无别。
边境市场进行贸易的市期，在正常情况下大约每年一次。如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是时四夷朝贡，络驿而至”，乌桓“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察，助击匈奴、鲜卑”，因而在上谷宁城，“岁时互市焉”[4]。应劭《汉官》亦说：汉与乌桓“岁时胡市马”[5]，所谓“岁时互市”，或“岁时胡市”，就是每年在一定的时期内互市。此制，后世多有遵循，到了唐代仍然是每年一次互市[6]。但边市时间往往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有些少数民族或降或叛，要想定期按时交易，在实践中或许很难兑现。
边境市场的场地，一般设在边城或关塞要口。汉代边境线长，设关较多。据《汉书·地理志》：当时北有五原关、常山关、居庸关。西有阳关、玉门关。岭南有界关、合蒲关、荔平关、离水关，等等。在边境是否凡“关”皆有“市”？似不一定，当根据需要而设置。《汉书·匈奴传》说：

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
宣元之世，（匈奴）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7]

于此说明，边市当设在边境的关门之下，包括边城、城障、驻军要塞。文献中多次提到的“上谷宁城”，便是北方的一个边市场地。汉代关塞、边城修筑的形式与方法或许多样，然而边市周围，一般有堑沟，四面有门，约和内郡市场的建置差不多。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有在“空城中交市”者。如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

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冀）州所畏，而一旦将其部落五千余骑诣（梁）习，求互市。习念不听则恐其怨，若听到州下，又恐为所略，于是乃许之往与会空城中交市。[8]

不过，通常是在边城关门之下互市，有固定的范围和地点。此亦为后世继续沿袭。如《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四《互市》引“关市会云：诸外蕃与边缘互市，皆令互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乃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
进入边境市场交易，必须持“传”。何谓“传”？《汉书·文帝纪》注引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李奇曰：“传，棨也。”可见，“传”是一般吏民的行止身份凭证[9]，如同后世的通行证。汉文帝虽曾一度实行“通关梁，不异远方”的政策，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三月，“除关，无用传”，即取消出入关口的凭证。[10]但到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以七国新反，备非常”，又“复置诸关，用传出入”。[11]此后，过关用传成为定制。如《居延汉简》：

元康二年正月辛未朔癸酉，都乡啬夫□当以令取传。[(37)313·44]
永始五年闰月己已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当自言，为家私市居延，丞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108）15·19]
元始三年十二月吏民出入关传副卷。[73·FJ（1）T35：2]

这种情况，终两汉之世，一般未曾有变。既然“为家私市居延”，“当得取传”，则汉人与异族进行边市贸易也然。《居延汉简》中记有“出入关传籍”，即登记吏民出入的名籍，乃是实证。当时规定，汉人不准私自出关进行贸易，“私出塞与匈奴交市，奸阑”[12]无传出入者，于律谓之“阑（妄）”，私自到边关通市，视为非法。
边境市场的管理之严，还体现在对进出口商品种类上有明确的法制规定。请看史实：
出关商品方面，当时有“三禁”：
一是禁止铁器出关入市。如前引《汉书·两粤传》云：吕后时，“禁南越关市铁器”。“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居延汉简》亦载：“·甲渠言毋羌人入塞买兵铁器者”。（E·P·TS：149）至东汉，这一政策未变，同样禁止铁器出关。据载：当时“鲜卑越溢，多为不法……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13]。不肯卖给铁器。但后来，由于“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良铁器，皆为贼有”[14]。
二是禁止兵器出关。《汉律》规定：“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至长安归降，“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这些贾人被判处极刑的罪名，就是因“持兵器出关”，“阑出财物于边关”，触犯了法律。可见，汉时不仅严禁兵器在边市上出卖，而且“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又《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条注引孟康曰：汉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十石巨弩是一种杀伤力较强的优良兵器，不得出关，理在其中。晁错说：

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扰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出；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出；此中国之长技也。[15]

汉廷规定些劲弩长戟、坚甲利刃等禁止出关，显然是为了不让先进兵器落到异族之手。防止敌对势力“兵利马疾”。
三是禁止牲口，特别是马匹出关。据《汉书·两粤列传》：吕后时规定：毋予蛮夷马牛羊，“马牛羊即予，毋予牝”，免其繁殖。《汉书·景帝纪》：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三月，“御史大夫绾奏：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服虔曰：“绾，卫绾也，马十岁，齿下平。”武帝时，因连年征战，数伐匈奴，再击大宛，马死略尽，不仅令天下诸亭养母马，欲令其繁孳，而且规定“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16]。汉人认为：“马者，甲兵之本也，国之大用”[17]。马和戎有密切联系，从军事上看，车兵需要马做动力，组织骑兵集团更离不开马。它是军队必不可少的一种装备，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故边市贸易中，同样禁止出关。
在边境市场的交易中，对输入商品，似乎也有选择，并非什么物资都可以进关。据汉法：“内珠入关者死”[18]。又据记载：

宋子惠侯许瘛。孝景中元二年，[嗣]侯九坐买塞外禁物罪，除国。[19]

塞外什么“禁物”，交待不明。但因为买了塞外禁物进关而除国、受到了处罚，则很清楚。至于边市中进口的非“禁物”商品，今可考者主要是周边各族的“异物”、特产和大量的马牛等。当时进关马牛的数量很大。如元和元年（公元84年），北匈奴“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交易”[20]。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鲜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21]。尤当注意者，在边市贸易中进口的还有“僮隶”，即奴隶。如西汉初，巴蜀商人就曾通过关市途径，从西南夷“取其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22]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也说：“巴、蜀、广汉……南贾滇、僰僮。”对此，师古注曰：“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隶也。”当时卓氏、程郑的大量家僮，有一部分似是买自西南的滇僮或僰僮。北方乌桓、鲜卑与汉人通市，有时也是奴隶、牛马等来交换汉的缣帛[23]。因而有“胡奴”、“鲜卑”之谓。由此观之，《汉书·食货志》引王莽之言曰：其时“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栏）。”确非戏言。这些由奴婢之市所购进的奴隶，豪富之家或统治者，通常用之于生产或非生产领域，增加了中原内腹之地的劳动力。
在与边境诸族的边市贸易中，大凡商品进出的原则，皆以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利益为标准。当时规定何种商品禁止出关，何种商品可以进关，是为了有利于统制对周边各族的贸易。从而实现“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民用给矣”[24]。




[1]《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列传》。
[2]《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3]《三国志》卷15《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
[4]《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5]《后汉书》志第28《百官五》注。
[6]《资治通鉴》卷212《唐纪》。张泽咸：《唐朝与边境诸族的互市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可供参考，以利汉唐关市贸易之比较。
[7]《后汉书》卷96《西域传》。
[8]《三国志》卷15《魏书·梁习传》。
[9]薛英群：《汉代的符与传》一文中指出：“符与传的实质性区别在于：符的使用对象和范围只限于与军事有关的人和事，而传则用于无军籍的吏和民”。（《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其说可从，商旅、行人进出关时，须以传为据，方可放行。有人统谓当时以“凭符传出入关市”。其说非是。
[10]《汉书》卷4《文帝纪》。
[11]《汉书》卷5《景帝纪》及应劭注。
[1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注引《集解》《汉书音义》。
[13]《后汉书》卷48《应劭传》。
[14]《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15]《汉书》卷49《晁错传》。
[16]《汉书》卷7《昭帝纪》注引应劭、孟康曰。
[17]《后汉书》卷24《马援传》。
[18]程树德：《九朝律考》卷1《汉律考五》。
[19]《史记》卷18《高祖功臣年表》、《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20]《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21]《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22]《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传》。
[23]《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后汉书》卷48《应劭传》。
[24]《盐铁论·力耕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