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目标的再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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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第５、７版全文刊登了《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的长文，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总结性和纲领性文章，它全面评价了“十五”期间中国考古学的成就，并对“十一五”期间考古学发展规划作了建议。

其中重点谈到了考古学学科目标的定位问题。文章认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就是历史学，其目标是重建中国古史。文中说，“考古学研究的是人类已经远去的过去，而中国古代拥有比较完善的史学系统和文献体系，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尽管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从国外引进的，当受所研究对象的制约，只能以历史学为导向。……关于学科的定位已经更加清晰，由此也使重建古史的目标基本成为整个学科的共识。中国考古学近百年所取得的成就基本都是围绕着探索中国历史重大问题，殷墟的发现与发掘使中国上古历史系统成为信史，而此后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今天正在展开的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等重大课题，实际上都可以视作殷墟发掘的继续。”

这段话是对中国考古学百年历史的经验总结，是非常深刻和正确的。“重建中国上古史”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的梦想，至今仍然是学术界孜孜以求的目标。但这里对考古学目标的讨论主要是限定在学术层面上的，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考古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功能和意义。然而学术层面扩展开去，也许就会有很多人进一步追问，“考古学研究是为了重建中国古史，那么重建中国古史又是为什么呢？”显然，人们不可能只是为了“重建中国古史”而重建中国古史，“重建中国古史”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在里面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学科的社会功能问题。

如果要从“重建中国古史”的学术目标出发，继续探索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深层次社会功能，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为中华民族的合理性存在寻找依据，增强民族自信心；第二，探索文化演变的奥秘，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寻找希望。这两个方面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意义，代表了中国考古学对于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终极价值，是中国考古学能够为民族文化作出最大贡献之所在。

第一个方面曾经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与“重建中国古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近百年前的清末民初的时候，繁衍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一个完全占据压倒优势的文明——西方工业文明的逼迫和挑战，不仅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民族自信心也降到了一个低点。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在摧毁封建传统史学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民族文化的根基。疑古是学理上的，但也有着认识上的根源，反映出社会环境对人思想的影响，这其中就有着在西方优势文明面前迷失自我的影子。当西方学者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思维支配下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就有相当一部分人附和或不知所措（有意思的是有相当一些是疑古派）。知识界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和心态，即当时弥漫在国民之中的失落和困惑。但那些撑起我们民族脊梁的精英之士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探索和奋斗，知识界中也从来不乏表现，“重建中国古史”即可以说从一个方面体现出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自信心的找寻和维护。考古学的建立和活动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傅斯年和李济的思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实践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重建中国古史中居功至伟，特别是殷墟的发掘。但到今天为止，这方面的工作仍然远未完成，文明探源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延续（《调研报告》高屋建瓴地总结了这一传统）。百年来风云激荡，中华民族历经了太多的苦难和波折，如何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凝聚力，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时至今日，考古学研究在这方面的功能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