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无内朝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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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不少朝代大多形成内朝，而两宋时期却大体无内朝。这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尚未得到学界认同。有鉴于此，本文拟加以揭示，并进而探讨其成因、剖析其意义。这些自然都仅仅是初步的，加之篇幅有限，只能说个梗概。
一、什么叫内朝
内朝又开中朝、内廷或内庭，而外廷或外庭则是外朝的别称。内朝一词在宋代的典籍里并不少见。据统计，在李焘《长编》中便有七处。如卷一四二载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八月“诏谏官日赴内朝”；卷一六六载左司谏钱彦远在皇 元年(1049)正月上奏说：“武臣自殿直以上皆当填内朝，而日至殿中者无几。”依据这类记载，人们对两宋大体无内朝之说，难免表示怀疑。其实，内朝有两种含义。
内朝的第一种含义是指地点。笼统地说，宫廷之内叫内朝；具体地讲，则因时代不同而异。元人陈 注《礼记集说·玉藻》篇称：“天子、诸侯皆三朝，外朝在库门之外，治朝在路门之外，内朝在路门之内，亦曰燕朝也。”据说这是汉代以前的情形。此后，如唐代以承天门为外朝，太极殿为中朝，两仪殿为内朝。[1]至于宋代，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记载，“文德殿曰外朝”，“垂拱殿曰内朝”。前引宋仁宗诏令所称、钱彦远上奏所说“内朝”即是指宫廷之内，而“殿”则是指宫廷内的垂拱殿。南宋人林 在《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五《内朝》中说的“国家内朝、外朝，无异汉、唐”，主要是从这种含义上讲的。
内朝的第二种含义是指机构或人员。《韩非子·孤愤》注中讲得比较笼统：“外谓百官也，内谓君之左右也。”《汉书·刘辅传》孟康注说得比较具体：“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上至六百石为外朝也。”他是就西汉时期、武帝以后 的情形而言，而且讲得并不十分全面，如没有讲到尚书就是个明显的缺陷。此后历朝历代，内朝的机构和组成人员迭经变化。
上述两种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二种含义的内朝往往置于宫廷内，西汉中后期的尚书即是一例。但并非任何时期凡是设在宫廷内的任何机构都叫内朝。如北宋前期，宰相议事处——中书门一下尽管设在禁中即宫廷内，可是中书门下并非内朝，而是外朝。这点人所熟知，不用多说。需要着重指出，本文探讨的内朝，不是取其第一种含义，而是取其第二种含义。前者任何朝代任何时期都有，后者则未必。清代史家钱大昕《三史拾遗》称“中外朝之分，汉初盖未之有”，便是其明证。第二种含义的内朝据说滥觞于西周时期，但毕竟正式出现于汉武帝时。互汉昭帝时，外戚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身份主持内朝，内朝权力明显增长，丞相田千秋、杨敞等人“徒唯唯而已”。[2]可见，内朝哪里仅仅是分割外朝权力，简直是凌驾于以宰相为首的处朝之上了。难怪宋元之际著名学者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认为》：“两汉政出于二”，“重中朝而轻外朝”。
至于内趄的组成人员，已故史学家钱穆指出：“内朝用私臣，非宗室则必属外戚。”[3]“用私臣”一语道破了内朝的实质，但非宗室即外戚这一概括并不周延。。历代内朝的组成人员，除了皇帝的血亲即宗室、姻新即外戚而外，至少还有皇帝的配偶即后妃、家奴即宦官。于是，内朝因组成人员不同而出现了宗室内朝、外戚内朝、所妃内朝、宦官内朝等多种称呼。
从上述情况看，内朝作为皇帝用以分割外朝权力的工具，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由皇帝的新属或新信组成；二是凌驾于以宰相为首的外朝之上。具朝与外朝相比，家天下统治的色彩尤其浓厚，更能显示中国封建政治的这一特质，其探讨价值自不待言。
还应当指出，内朝又可以分为显形内朝与隐形内朝两类。显形内朝如西汉中后期，按照制度，设有固定的内朝机构和官职。隐形内朝如唐代景云年间，按照编制，虽无内朝，但太平公主“权震天下”，“朝廷大事非关决不下，间不朝，则宰相就第咨判”，[4]称之为公主内朝，实在是当无愧。从中不难看出，隐性内朝的权力不一定比显性内朝小。
二、大体无内朝
两宋大体无内朝，很难说是什么新见解，类似看法在南宋时期早已有之。据《长编》卷一七六记载，宋仁宗“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陈傅良指出，宋光宗往往这样处理朝政：“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不唯不听其言，又切禁之”。[5]或许正是依据这些，林 《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五《内朝》中认为“我朝修复古制”，改变了汉武帝以来“亲内朝、疏外朝”的积习，恢复了西周“以外统内”、“以内属外”的旧规。此说并非毫无依据，如宋仁宗朝宰相吕夷简不仅干预宫中事务，并且公开宣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6]然而“以外统内”之毕竟有以偏概全之嫌，还是说大体无内朝较为符合历史实际。
显形内朝，宋代显然没有。枢密使一职，在唐代后期曾经是固定由宦官担任的内朝官职，但在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之后，其性质已发生变化，到宋代则是主管全国军事的外朝执政大臣。翰林学士一职，在唐代中后期承担着起草诏令、参预谋议两大职责，有“天子私人”之称，但是否属于内朝官职，学界看法不一。张国刚《唐代官制》一书指出：“唐代翰林学士院流于形式，不预机密事务。”据《宋史·职官志二》记载，宋代翰林学士的职责仅仅是“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因此，宋太祖就朝政生 翰林学士李 的意见，竟被李 顶了回去：“臣书诏之外，思不出位。”无独有偶，宋太宗向翰林学士贾黄中“访以政事得失”，贾黄中居然回答道：“臣职当书诏，思不出其位。至于外事，臣何由知?”更有甚者，在宋真宗时，翰林学士杨亿、审筠因不赞同宋真宗的决策，先后公然拒绝草拟册后制、拜相制宋真宗只得叹息：“不通商量，真有性气。”[7]这些翰林学士哪里还像“天子私人”?显而易见，翰林学士在宋代并不属于内朝官职。
隐形内朝，仅就宗室来说，事情比较清楚。宋代对待宗室的基本方针是“赋以重禄，别无职业”，宗室的权势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女性宗室则又等而下之，即使是公主，也“志向冲淡”，对于朝政几乎漠不关心。[8]什么宗室内朝、公主内朝，在宋代肯定不存在。至于后妃、外戚、宦官是是否形成内朝，问题要复杂些，下面分开来说。
先说后妃。宋代垂帘太后达九位之多，但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代行皇权，与内朝风马牛不相及。当时号称“女子之防尤严”，[9]后妃磊多懂得“阃外之事非所预闻”，并加以守。如据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四八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四月，宋高宗请求他的母亲、身为皇太后的宋徽宗韦贤妃“降一指挥”，韦贤妃“不肯”，并说：“我但知家事，岂预外廷?”宋高宗当即称颂：“太后知国体，故慎重如此”。
由于“无后妃预政之理”在宋代被抬到了“国体”的高度予以较为严格地实行，后妃干政者较少，如果干政，往往较则受谴责，重则被废黜。据《宋史·后妃传下》记载，宋哲宗刘皇后在宋徽宗时“尊为太后”，但因“颇干预外事”，宋徽宗“与辅臣议，将废之。”废黜令未下，刘皇后“已为左右所逼，即帘钩自缢而崩”。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刘 边报》记载，宋高宗刘婉仪“颇恃恩招权”，与御医王继先串通一气，图谋杀掉大将刘 ，并由她出面向宋高宗告御状：“刘 妄传边报，教官家烦恼。”宋高宗顿时勃然大怒：“尔妇人女子，如何晓得?必有教尔欺我者。”当即将她废为庶人。
应当承认，在两宋历史上，曾经两次出现过有些后妃内朝意味的局面。据《宋史·后妃传》记载，一次出现在天禧四年(1020)春天到干兴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病危期间，“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即宋真宗刘皇后。另一次出现在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到绍熙三年(1192)三月，宋光宗患精神病，“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即宋光 李皇后。这两次均事出有因，并且时间相当短暂，何况刘皇后和李皇后都毫无例外地遇到了宰执大臣的对抗。前一次有寇准、李迪等人，后一次有留正、赵汝愚等人，她们难以完全凌驾于外朝之上。双方对抗的结果，刘皇后大体还算赢得了胜利，而李皇后却落得了个失败的下场，宋光宗被迫退位，史称“绍熙内禅”。至于宋宁宗杨皇后在开禧三年(1207)参与杀害平章国事韩 胃，又在嘉定十七年(1224)参与拥立宋理宗，这两件都不能说明杨皇后凌驾于外朝之上，相反她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被外朝大臣史弥远当枪使。
再说外戚。仅在一部《宋史》中，“外戚不当预政”、“当时无外戚辅政者”、“国朝故事主婿未尝居职”这尖记载便屡见不鲜。宋代对待外戚的基本原则是“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10]朝廷尽管授予外戚节度使之类的虚衔，但通常不给予他们以实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不少外戚养成了淡于权势的习惯。如《宋史》有关列传称，宋太宗的驸马王贻永“能远权势”、宋仁宗的舅舅李用和“推远权势”、宋哲宗的妻兄孟忠厚“避远权势”、宋宁宗的岳父韩同卿“善远权势”、宋宁宗的妻兄杨次山“能避权势”。诸如此类不胜其举，他们因此一概被称赞为“得外戚体”。
从总体上说，宋代“外家不任要职，亦不干预政事”。[11]当时岂止无外戚外朝，外戚简直难以对朝政发生多少影响。在为数众多的外戚当中，官至势政大臣者屈指可数，其中具有钱端礼、张说二人权势较大。隆兴年间曾皇参知政事的钱端礼是宋孝宗长子赵 的岳父，干道未年曾任知枢密院事的张说则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夫。宋代的外戚宰相，不过韩忠彦、郑居中、韩 胃、贾似道四人而已。宋神宗的驸马韩嘉彦的哥哥韩忠彦、宋徽宗郑皇后的从堂兄弟郑居中分别在宋徽宗即位之初、政和年间出任宰相，他们虽然对朝政有所影响，但并未大权在握。
在宋代的外戚当中，曾经大权在握者仅有韩 胃、贾似道二人。韩 胃是宋宁宗韩皇后的从堂祖父，他在宋宁宗时先出任枢密使，后升平章军国事。贾似道则是宋理宗贾贵妃的哥哥，他在宋理宗时拜相，到宋度宗时又特授平章军国重事。尽管当时有人把韩 胃比喻为西汉时期的霍光，其实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史称：“嘉泰末年，平原公(即韩 胃)恃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内出。”伶人王公瑾风趣地说：“今日政如客人卖伞，不由里面。”[12]而贾似道专政期间则号称做到了“内庭无用事之人”。[13]“不由内出”、“不由里面”这类说法便是韩 胃、贾似道与霍光不同的明证，霍光是内朝的头目，他们则是外朝的首领”。韩、贾二人虽“凡事自作威福”，但不是内朝的头目，这点尤其值得注意。
最后说说宦官。南宋人林 在《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八《宦官下》中，开宗明义地说：“国朝惩五季阉宦横肆之弊，不典兵、不预政，子孙守之，永为家法。”其主要依据是蔡氏《官制旧典》：“皇朝惩唐五代宦官横骄之弊，不使典卫总兵，干预政事，但专本职而已。”其实，这些并不完全是事实。宦官“不典兵、不预政”在北宋时期未能严格实行，他们较广泛地参预政事，诸如监视军队、率军作战、侦探臣民、审理案件等等。南宋时期虽然宦官“不典兵”，但并未做到宦官“不预政”。尽管如此，可是宦官在宋代难以凌驾于外朝之上，以下三点即是其明证。
第一，外朝大臣撑着宦官的任命权。据《宋史·职官志二》记载，“除授内侍省官”是枢密院的职责之一。林 以皇 年间枢密使高若讷成功地阻止了宦官王忠任留后为例，说明“宦官进职，枢密得专之”，并进上步指出：“国家所以统属宦官者，盖枢府任其权。夫尊以临卑，则卑有所摄；外以属内，则内无所隐。此防微杜渐之深旨，我祖宗其得之。”[14]宰相号称“事无不统”，对于宦官的任命，当然也能干预。喧类事例不少，如至和元年(1054)正月，宦官王守忠依恃着他是宋仁宗的“东宫旧恩”，在病危之际，“求为节度使”。宋仁宗“欲予之”，宰相梁适反对：“宦官无除真刺史者，况真节度使乎!”宋仁宗劝解道：“朕盖尝许守忠矣。”梁适坚持己见：“臣今备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为节度使，臣虽死有余责。”御史中丞孙 “亦奏疏力争谏”，王守忠“乃罢节度使不除”。[15]可见，台谏官员对宦官的任命，也有发言权。
第二，外朝大臣掌握着宦官的惩治权。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九记载，宋英宗即位之初，宦官任守忠“奸邪反复”，宰相韩琦召他到政事堂，训斥道：“汝罪当死!”将他贬为团练副使，蕲洲(治今湖北蕲春)安置。据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三《中书侍郎傅献简公》记载，宋仁宗时，宦官朱颖士“以内降监 ，监察御史里行傅尧俞上疏指责枢密院“不治颖士求内降罪”，实属渎职行为。依据这类记载，林 把宋代的情况概括为“宦官有过，宰相得斥之”；“宦官有过，枢府得治之”。[16]并赞叹道，宦官“有过则治，有劳则迁，或赏或罚，一听大臣。宜乎！”[17]
第三，“貂 不以典机密”。[18]这是宋代宦官的权势在汉、唐、明三代之下的关键所在。《宋史》梁师成本专称“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廷莫能辨”；“王黼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焉”。此事发生在宋代宦官权势最为显赫的宋徽宗时，如果说童贯握兵权算不上破例，那么梁师成“典机密”则是相当特殊的例外，何况宰相蔡京的“御笔手诏”与梁师成的“御书号令”在历史上同样颇负臭名。还应当指出，当时不是宦官独自横行，而是六贼共同当道。所谓六贼，恰好是外官三即蔡京、王黼、朱 ，内官三人即童贯、梁师成、李彦。至于其道恶，非蔡京莫属，史称他“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议”。蔡京、童贯之流在发迹时曾相互利用，得势之后又相互排挤。如据《宋史》童贯本传记载，观年间，宋徽宗打算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蔡京竭力反对：“使相岂应授宦官?”他“不奉诏”。另据《宋史》王黼本传记载，宣和年间，童贯带兵血腥镇压方腊起义之后，得意忘形，王黼向宋徽宗奏本：“腊之起由茶盐法也，而贯入奸言，归过陛下。”宋徽宗因此大怒。可见，“王黼父事之”云云，并完全是事实。六贼的权势因时而异，从总体上说，宦官得势，归咎于蔡京、王黼“假以重权”。他说：“比年以来，此曹气炎尤盛，皆缘蔡京、王黼辈首为乱阶，开通交结，假以重权，使相应援。”[19]从中不难看出，即使是在宋徽宗时，也很难说有什么凌驾于外朝之上的宦官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