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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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大都会。她历史悠久，规制宏伟，人造物化，衣冠毕集，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众多，是中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据史家考证，至今她已有３０60年的建都史。[1]从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四年（１２６７）正式建都大都（今北京）算起，作为全国的首都，至今也有７37年的历史了。她“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形势甲于天下。”[2]明清以后，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更加得以发展、保护，许多文物古迹至今还保存完好。宫殿、园林、庙宇、陵寝举目皆是，就连基督教教堂也还保存不少，今天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本文试就北京教堂的建立，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阐述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一、元明清时期基督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基督教大约产生在公元４－６６年之间。广义范畴的基督教，既包括今天的基督教（亦称耶稣教）同时也包括今天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等宗教。它与佛教、伊斯兰教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公元３１３年左右，罗马帝国开始把基督教奉为正教，因此其势力逐渐增大。在１１世纪初、中期[3]，基督教一分为二，即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罗马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奉天主教；希腊教会（以希腊为中心）奉东正教。１６世纪，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后，罗马教会又分成新、旧两教。旧教即为天主教，又称公教；新教即为今天的基督教，又称耶稣教。

关于基督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东汉马援征交趾时期传入的；有人认为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即关公）就是基督教教徒，但这些说法与史无征，很难令人相信。[4]历史上基督教大规模传人中国，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在唐朝，时称“景教”，该教乃基督教中被视为异端的聂思脱里派，现有明熹宗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该碑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大秦国大德曰阿罗本者，来长安（即今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祖。法流十道，国富元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5]至唐武宗会昌五年（８４５），因当时灭佛毁寺，波及许多宗教，景教也在严禁之列，故而从此灭迹。第二个时期为元朝，由于蒙古军队驰骋于欧亚大陆，进一步打通了东西方交通渠道，当时不仅重新传入了流行于西亚地区的景教，也同时传入了罗马的天主教，元朝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又名“十字教”，信徒多为蒙古贵族。１４世纪中后期随着元帝国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逐渐销声匿迹了。第三个时期是明末清初时期，时称天主教（旧教）。此时是天主教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时期，发展较快，教徒较多。但从康熙晚年开始，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遂使其走上了衰落阶段，几至灭绝。第四个时期是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传教士纷纷来华，主要为天主教（旧教）和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

北京地区最早传入基督教和建立教堂，应该说是在元朝。据说当时在蒙古贵胄和色目人当中信徒不少，至今在房山地区还保存着也里可温教石碑，以及刻有“十”字的庙宇（很可能就是当时十字教教堂），[6]这可能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了。元朝政府为了管理教务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崇福司”。当时中国的也里可温教经常与罗马教廷保持着信使往来。据考证也里可温教就是天主教方济格派和多明我派，该教的修士经常以教皇（如教皇尼古拉第四）的使节的身份来华，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柏郎嘉宾及其随行本笃派的罗伯鲁和隆如美等人。他们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许可在北京建立了天主堂。１４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元朝的覆亡，也里可温教在北京的活动也就销声匿迹了。又过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到了明朝晚期，在北京地区才又逐渐恢复了该教的活动，当时称为天主教（旧教）。传教士当时自称为“天教”、“天学”，其中主要为耶稣会士，此外也有一些多明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和方济格会士。他们开始时是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如澳门、广州、韶州（广东韶关）、肇庆、泉州、福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这些传教士不谙中国语言文字，不熟悉中国民风民俗，因此影响不大，没能站住脚跟。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方济格·沙勿略来东方传教，但他也只能在印度和日本之间活动，并没有进入中国大陆，最后死于广东台山的上川岛。万历六年（１５７８）范礼安作为耶稣会远东视察员，在赴日途中路经澳门，在该地逗留了十个多月，主要是研究制定天主教打入中国的方针政策和传教的方式。接着在万历七年和万历十年耶稣会总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先后来华。其中特别是利玛窦入华对天主教在中国流传起的作用最大，影响最深。正是他使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利玛窦先后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南昌、杭州和南京等地活动，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新的传教政策，即“合儒”、“补儒”、“超儒”，也就是以学术为手段叩门而入。他本人先是身着僧装，后来又改穿儒冠、儒服，用科学知识与望远镜、自鸣钟、地球仪、洋琴等奇器以及火炮和地图等为馈赠物品，送给万历皇帝和上层人士，并专门与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打交道，以博得这一部分人的好感和同情。万历二十八年，他与另一名传教士庞迪我等八人一起来到北京，通过送礼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接见和被允许其可以长期在北京居住，同时又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甚至还打入了中国宫廷。许多在朝高官显贵（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均接受了洗礼。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军入关,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传教士和教民，防止他们与明朝残余势力结合，同时也为了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如制造火炮、编制历法等，因此对天主教采取了宽舒和容忍的政策，允许其继续传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有小的反复，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阶段，其影响较大。在此期间许多传教士进入宫中，为皇室服务，主要从事天文历法、外交翻译、教学、绘画、钟表制造与修理、建筑、医疗等。康熙晚期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在近代，大致可从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以罗伯特·马礼逊来华为前导，后来一批接一批传教士，随着殖民主义的炮声纷纷来华，其中有天主教（旧教）的传教士，也有基督教（即耶稣教、新教）的传教士，他们在北京以及中国各地纷纷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均是如此。北京地区当时是重要教区之一（如在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方面，属于第一部第一教皇代理教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