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史研究五十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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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的重大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一味姑息妥协，导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不宣而战，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地，未逾月而占领了东三省全部，继而挥戈南下入关，步步进逼，又控制了整个华北大部与热河、察哈尔(今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一带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附近)。北平四郊多垒，岌岌危在旦夕。
当时我正就学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既未克投笔从戎，报效祖国，只有亲身参加到如火如荼的救亡图存的全国性抗日运动中去，高声疾呼，唤起全国民众共同抵制日货，以为救国图存之大计。每深思熟虑，而尤痛史与国之偕亡，于是发愤专攻清史与满族史，服膺先师洪煨莲(业)、邓文如(之诚)诸教授平日谆谆教导的"救亡不忘读书"、"读书必须把汉学从日本东京抢回中国北京来"，清史与满族史当然是我们和日本学术界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日本学者之所以敢于夸口汉学之中心在他们那里--东京。并非在其他所有研究领域均比中国学者领先了多少，不就是因为在清史与满族史方面比我们领先了一些嘛?而日本国内一般学人之所以积极研究清史与满族史，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不惜任何重大代价去搜集史料、图书和档案(不但尽量搜集在黄河流域的一切有关资料，而且扩展到连长江流域的一切资料也包括在他们搜集范围之内)，另外重礼延聘日本国内一部分与此有关的一流学者，考察东北的风土人情、考古文物，论证开原、铁岭以北吉林、黑龙江大片土地之均非中国领土，妄图将"满洲国"从中国版图上脱离出去，使之有历史根据，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的合法化。
我从此时开始立志专攻清史与满族史为生平的主要目标时，两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并告诫我说，日本人搞学问的确有他们的一套，目前他们研究水平以及他们占有的资料和出版专着也均比我们强，如果想要超过他们，绝非一人一朝一夕之功，不能急于求成，还是要先打好学问功底，坐下来坐它十年二十年冷板凳再说。我也就从这时开始，私下决心：非有关清史与满族史的问题，宁搁笔不写。解放前夕，我开始撰写的两篇清史处女作《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1，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发表的。解放后不几年，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初步学习与体会，我又撰写了另外两篇关于满族史的文章《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2。首先必须学会和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由此及彼，因小见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而使我体会到清史与满族史均并非孤立存在，二者之间的联系竟然密不可分。不懂得满族史，清史上的许多大小问题未必能求得真解；反之，不懂得清史，满族史甚至清代的各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意义，也将不能完全展示出来，并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
我国古籍中最早有关民族问题的记载的，如《诗经·南六序》3有云："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又如《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4亦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则知春秋时，华夏／汉民族和戎、狄、蛮、夷有好几十上几百个国(其实都是大小不同的部、部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经过长年累月无数次的交往、争斗和战争兼并，春秋战国时期只不过一二百个国，到战国时只剩下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就在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已指出："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见《礼记·王制篇》)5。这不啻是一篇描写中国古代各民族不同类型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国历史学中之有民族史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史记》中有《匈奴》、《大宛》、《南越》、《东越》与《西南夷》6等列传，以其均属于我国境内的各民族故分别为之立传。至于东邻友邦《朝鲜》7则别为一传以示有别，殊为得体。乃自东汉班固《汉书》大体沿袭史迁而稍变其例，《匈奴传》仍旧外，另增《西域传》8上下两卷，又并西南夷、南粤(粤同越)、闽粤与朝鲜合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9一卷，是班书不啻以今新疆天山南北路以外的中亚大小各国以及我东三省近邻朝鲜与韩国均被纳入我国境内与国内各民族等量齐观。自此以后历代正史《二十五史》(不包括《新元史》，即《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之有《四裔传》均同)沿而不改，竞将各友好邻邦不加区别地视为我国境内少数民族之列，从而引起邻邦之强烈不满和抗议。班书始作俑者，不能辞其咎也。
建国初期，在党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首先对全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了大量的民族识别工作，迄今被正式承认的，除汉族外，有55个兄弟民族。与此同时，对全国各兄弟民族地区进行了空前的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从1958年起，历30余年，编纂并出版了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10和《简志丛书》，55个兄弟民族均各有一本自己本民族的历史，只有极少数或以两个相连或以两个以上的兄弟民族合编成一书。我于1959年夏至1962年春亦被调往沈阳参加辽宁省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纂的《满族简史》初稿工作，于1970年后期重加审订删定，197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同志进行审阅修订，我亦被邀参加通阅，于1979年北京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成为《简史丛书》中的第一本，并于1984年获中国史学会和全国记者协会颁发的爱国主义历史通俗读物优秀奖。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只有在马列主义历史观和民族观的思想指引下，才能在利用大量搜集汉文和有关各少数民族文字档案上，充分表现和发挥其符合平等、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新中国民族政策，达到和完成为各兄弟民族所能承认和接受的《简史丛书》的任务，这是我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鉴往知来，要正确解决好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更需要对本国各民族过去的历史加以全面、系统、深入分析的研究，去探索认识本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光明与黑暗、平坦与坎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和未来正确解决本国民族问题的借鉴。迄今为止，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戴有白人与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的眼镜，是不足与谈正确解决好本国的民族问题的。即以经历了70多年风风雨雨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竞于90年代初期正式解体了。推究其原因，当然是多种复杂因素和原因所造成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恐怕就是没有处理好本国境内和民族之间内部的民族问题。
新中国创建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引进外资和先进科技为我所用，实事求是地发展本国经济，使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敢为人先。在此春光的照耀下，我国民族史研究工作者老中青年人亦都有了充分条件，为之加倍努力，作出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硕果累累，其中民族专史不下一二十种，民族通史方面，较为突出的有翁独健、田继周两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11和以江应梁教授署名主编的《中国民族史》12和我参加主编的《中国民族史》13以及由许多专家学者共同编纂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重要专着亦相继出版问世。但作为打破历代封建王朝体系而以各兄弟民族为主线贯穿于一书之中作出了全面、系统、深入研究而又为各兄弟民族以及国内外学术界所赞许与认可和能为大家尤其是各兄弟民族同志所接受的一部《中国民族史》，迄今殊不多觏。有之则是在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参与下，与由十四五位正副级教授和我一起共同参加主编撰写的《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在目前现有的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1995年获第九届国家图书奖，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璋奖与第六届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成绩优秀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励一等奖，还算差强人意。
自本世纪初开始，梁任公(启超)首倡"新史学"，即提出了中国民族史的科目，历年相继出版了王桐龄14、吕思勉15、林惠祥16、柳贻征17、张其昀18等先生所撰的同名和类似的《中国民族史》多达一二十种。从总体上观察，新中国以前各家著作，均以华夏／汉民族形成与演进为中心内容，史料依据限于历代"正史"《二十四史》，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民族观方面受到当时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的种种局限，昔非今比，固不可苛求于前人也。
5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的民族史研究，主要以对国内少数民族研究为主，如前面已提及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民族识别，兹不复赘，即使以《中国民族史》同名命名的专着，不但包括华夏／汉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壮大以及汉民族与各兄弟民族的演变和发展；同时，以加强对国内各兄弟民族历史的研究探讨，而以全面系统反映各兄弟民族的历史研究为基础工程。在中国民族史的分期方面，打破过去封建中原王朝体系，而以各兄弟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形成发展和贡献所起的作用，与各兄弟民族的兴衰消长的总趋势作为分期标准，虽有时也许有与中原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相吻合的一面，但总的历史分期的标准与脉络并不相同，所以对中国历代以封建中原王朝传统的分期有所突破。
中国5000年来的历史与文化，既具有众多兄弟民族各自创造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差异特点，又具有众多兄弟民族的统一国家，共同创造中国优良传统的历史与文化的共同特点。差异性具有各兄弟民族多元和异彩纷呈的特点，共同性具有兼容并包和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点。在通过深入叙述各兄弟民族历史与文化先后不同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揭示出各兄弟民族如何共同缔造创新中国传统优良历史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辩证发展的规律。
谈到民族融合问题，我们都知道，融合相当于同化，即自然同化而不是强迫同化，强迫同化是反动的，自然同化是进步的。由于华夏／汉民族文化比较发达，所以能融合一部分兄弟民族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主要方面。但同时也必须知道，各兄弟民族同样亦能融合一部分汉族人，只不过比较起汉民族来，数量不算太大。例如秦汉时期百越族系的一支东瓯族和另一支闽越族，迁徙到江淮一带被融合为华夏族，而秦始皇19下令强迫迁50万罪徒之民到岭南与百越杂居，互通婚姻，交相融合，一部分华夏／汉民族被融合于百越族之中，另一部分百越人则为华夏／汉民族所融合。汉武帝20也曾将山东(今陕西省函谷关以东)的贫民百姓70余万口迁之于关西(函谷关以西)、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新秦中(今河套以南一带)等地，与匈奴人杂居共处；又将乌桓人迁到上谷(今河北省西北部)、渔阳(今河北省怀柔县)、右北平(今辽宁省西部与河北省东北部)一带，与华夏／汉民族、匈奴族杂居共处。东汉桓灵两帝21以下各朝将降附于汉朝的南匈奴安置在西北沿边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八郡(今甘肃省东部、山西省、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至包头市一带)22，"与汉人杂处"；后来又将北匈奴58部20万人迁置于云中、五原、朔方、北地一带与华夏／汉民族交错杂处。东汉王朝将南蛮族系的哀牢夷23、武陵夷、板楯蛮24部7000余人迁至江夏(今湖北省武昌)地区与华夏／汉民族共居杂处。众多的匈奴人、乌桓人、南蛮人和长江流域的吴人、巴人、蜀人及其后裔的很多分支均融合于华夏／汉民族之中。
嗣后，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1年)是中国各兄弟民族大混战、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曹魏三国与两晋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适与各兄弟民族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相反，终于导致各民族大混战、大杂居、大迁徙，出现了各民族的大分裂、大同化、大融合的局面。从而使一些民族发展、富强、壮大了，另一些民族衰退、败落、式微一个一个地相继无声无形地从历史上消失了。
经过100多年的混战，终于在439年(北魏太延五年)才由鲜卑族建立起的北魏王朝来重新统一了北方，与汉族建立的南朝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魏孝文帝拓跋弘大力进行改革25，让鲜卑人改穿汉族服装，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孝文帝本人娶的袁贵人、罗美人、郑光华三位妃嫔均是汉族女子；社会上向来通行鲜卑语便于交流人仕，而孝文帝下令朝廷上下使用汉语；迁都洛阳的鲜卑人均以洛阳为本籍，不许再返上京；并改汉姓汉名，如宇文泰之原名为黑獭，高欢之原名为贺六浑26等等，加速了鲜卑族和北魏社会的汉化和向封建制的转化。有些原来处于原始状态的兄弟民族，如北方的柔然和突厥，至北魏时亦逐渐汉化进入奴隶制阶段。
而在南朝统治地区的各兄弟民族如蛮、俚、越、爨等族大多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进入了封建社会。过去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各兄弟民族迁入中原的有匈奴、鲜卑、羯、氐、羌、蛮、乌桓、丁零、屠各、卢水胡等民族。匈奴和"杂胡"在西晋以后不断进入塞内，仅公元248年(晋太康五年)一次就迁入10万口，被安置在雍州(今陕西省中北部)，以后陆续迁入的有好几十万人。鲜卑族早在先秦时就有4万余户(应在20万人以上)被迁至长安，到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时，又大量迁入平城，最后遍布于黄河流域。羯族的后晋石勒将数万羌人由边地迁入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将10多万户(应在50万人以上)戎人、汉人迁居关东，将氐、羌15万户(应在65万人以上)迁到司州(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冀州(今河北省高邑县东)，先后达100万人之多。羯族人大量被迁入塞内上党郡武乡县(今陕西省榆社县西北)和司州(见前)、蓟县(今河北省蓟县)、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等地。《晋书》27载："关中之人百万余口，……戎狄居半"。其时南方蛮族人民也大量北迁到中原，北魏孝文帝将太阳蛮8万多户(应在40万人以上)迁入荆州(今湖北省江陵市)，宣武帝元恪又将太阳蛮2万8千户(应在10万人以上)迁入内地，南蛮族系的多种蛮族遍布于洛阳、关中直至代北(今山西省北部)一带。
从三国曹魏开始起，史载有汉族10万户(应在50万人以上)逃亡乌桓；西晋以后又有好几万户(应在10万人以上)汉族人迁往辽西，依附鲜卑。北魏曾将山东6州汉族人和徒何、高丽、杂夷等10余万口迁入代郡，与鲜卑人杂居共处。28而徙居中原地区的各兄弟民族被汉民族所融合，自后不复见于史册。鲜卑、羯、屠各、卢水胡等族的活动从历史上逐渐消失了。同时也有不在少数的汉族人被融合于各兄弟民族之中，这也是当时同样必然出现的历史事实。
隋唐两朝(公元58l一907年)是各兄弟民族在新的历史发展更高层次上走向新的统一的时期。"贞观、开元之治"使中国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更高水平的发达阶段；同时，突厥、回纥、渤海、吐蕃等兄弟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也比过去一些兄弟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羌、吐谷浑等均有很大的提高。突厥族与唐朝互市频繁，迄今遗存的《阙特勤碑》29，反映出突厥文字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回纥族经常以大量马匹与唐朝交换内地布匹纺织产品；吐蕃族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唐宗室女)和亲30；渤海国被誉为"海东盛国"31；南方的爨、蛮族先后建立了南诏国32和大理国33；西北地区传入的"十部乐"中就有属于西北各兄弟民族的高昌、于阗、龟兹、疏勒34等多部乐；对祖国的文明包括音乐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辽、宋、夏、金四朝(公元907--1206年)是契丹族、汉族、党项族与女真族长期对峙抗争、干戈时起、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竞争非常激烈的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各兄弟民族迅速发展、壮大、强盛；而汉族在这期间则处于相对衰弱不振的状态；各兄弟民族通过竞争战斗与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高层次的民族大混战、大交流、大融合。
契丹族于公元947年改契丹国号为大辽(王朝)，其疆域四至35：东北达到今日本海、黑龙江口，西北抵于今蒙古国中部，南临今天津市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带，与北宋王朝接壤，形成辽、宋的南北对峙局面。党项族为羌部族的一支，于公元1032年建立西夏王朝，它的疆域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与辽和宋鼎立。女真族原在今黑龙江省北部及东南部和吉林省东部，于公元1116年建立金王朝，其疆域四至36：北达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后扩展远达东北临今日本海，南抵淮河、秦岭，西至今甘肃省，与南宋王朝对峙。
这个时期是各兄弟民族迅速发展、壮大、富强，而汉族相对处于较劣态势：一则北宋向辽、西夏、金三国岁输银、绢、茶，以数十万两、匹、斤计37，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赔偿方式；二则北宋一朝疆域局限于东南一隅，不及秦、汉、隋、唐四朝的五分之一；三则唐末五代时，契丹族在辽圣宗耶律隆绪时期，国富民强，铁骑四出，所向无敌。党项、女真等兄弟民族亦不例外，均有较大的发展与进步的优势。到辽、宋、金三朝结束以后，契丹之名不再见于史册，他们主要被融合于汉族之中。金朝时将辽朝人(包括契丹人在内)称之为"汉人"，而称宋朝人为"南人"。后来元朝又将金朝人(包括女真人在内)称之为"汉人"，而称宋朝人为"南人"38。但女真族中还有另外一部分人远处黑龙江与二道松花江合流之处的女真人逐渐发展演变成为后来的满族39。曾一度强盛一时的党项族除一部分后来被融合于吐蕃、蒙古族外，大部分也被融合于汉族之中。
元明清三朝(公元1206-1911年)是以蒙古族和满族取得迅速发展和进步，开创出了以各兄弟民族为主的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为先河的新时期。它们是以暴力统治来实现和维持好几百年的长期统治的。而汉族在这时相对来说是处于较弱状态。元清两个朝代一共经历了长达三四百年之久，到18世纪40年代基本上确立和巩固了今天中国的版图，这一期间发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信仰，为中华民族5000年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优秀历史和文化添写了新的篇章。大家都知道，西藏就是在元朝被纳入于祖国版图之内的。清朝前期先后抗击了沙俄殖民者对我东北黑龙江、西北新疆的渗透和入侵，同时又粉碎了英国殖民者对我西藏、新疆的多次入侵阴谋；收复了台湾宝岛等，维护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这个时期，汉族仍处于相对较弱的状态，特别到明朝后期，自视天之骄子的汉族朱姓王朝腐朽透顶，官官相护，人民大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大厦欲倾，即使人口众多和优良文化处于绝对优势和先进状态的汉族，也确实无力阻止多尔衮指挥的清军铁骑的直驱入关，而广大汉族劳动人民被强迫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由统治民族的地位落到被统治民族的地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大门被英国殖民者的大炮利舰打开以后，中华民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为世界各列强所欺凌，正如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喊出的："中国积弱，非一日矣……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因而孙中山先生最后发动了辛亥革命，再次喊出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40的沉痛呼声。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长达近300年之久的清王朝，而以汉族为主体联合中国各兄弟民族(包括满族广大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为重新奋勇前进、振兴中华到20世纪中叶民主主义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史无前例的广阔前进的道路。
这里须要指出的是，从原始社会后期民族开始形成之日起，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是在竞争中发展、兴旺或衰弱、消失的。像汉族就有非常坚强的竞争力，虽然经过某些短暂时期处于相对较衰弱的状态，但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前进和振兴、壮大，即使在被兄弟民族统治者(特别在以蒙古、满洲两个强大民族为统治轴心的元、清两代)统治的条件下，仍然能以被统治民族身份发挥出了其强大的核心领导和组织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