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北宋前期都部署问题探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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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孙何说：“今之都部署，昔之大总管。”“盖元戎之任，无不统摄也。”①可见都部署一职在北宋初期的地位何等重要, 不应当受到轻视。经查，都部署虽然仅存在于北宋前期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但在《宋史》中竟出现355次，且不包括其简称、别称。在《宋史》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本纪》中，枢密使、都指挥使、都部署分别出现62、36、78次。都部署的出现频率居然高于研究者们一向注重的枢密使、都指挥使，这一查询结果为我们所始料不及。所谓都部署系马步军都部署的省称，其简称还有部署、兵马都部署、步军都部署等。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四月，宋英宗赵曙刚即位便下诏："天下官名、地名、人姓名与御名同者改之。"②此后，部署更名总管。如果我们的了解不错，首先研究都部署的当代学者当推王曾瑜先生。他早年在《宋朝兵制初探》一书第二章第二节第四目《各地的统兵体制》中，对此着墨虽然不多，但提出了若干具有开创性的重要论断。③此后，李昌宪先生在论述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时、陈峰先生在探讨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时，又发表了某些十分中肯的见解。④结合史料研习上述论着，在深受教益的同时，不免产生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问。现陈述于下，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都部署之设始于何年
都部署是辽宋金时期所特有的官职。⑤此职始见于五代时期，是个并无争议的事实。然而一阅读有关史料，便遇到两个或许细微，但又不得不略加辨析的问题。
其一、都部署之设究竟始于何年？北宋前期人李上交将其绝对年代确定为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他认为：张景达这年"充西北番汉马步都部署"，都部署"始此也"。①然而查阅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即发现，都部署此前已有之。在《资治通鉴》中，都部署首见于卷269梁末帝贞明元年（公元915年）七月条："晋王（即后来的唐庄宗李存勖）爱元行钦骁健，从代州（治今山西代县）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献之，以为散员都部署，赐姓名曰李绍荣。" 此事，《旧五代史》卷70《元行钦传》、《新五代史》卷25《元行钦传》均有记载。此后至清泰三年以前，《资治通鉴》有关都部署的记载有4条：1、卷277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九月癸亥，虽然尚未称帝，但已盘据四川的孟知祥"以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副之"；②2、同卷长兴三年二月辛巳，"以（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3、卷279清泰元年（公元934年）二月辛卯，唐闵帝李从厚"以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副之"；4、同卷同年五月庚戌，"初，（唐）明宗（即李嗣源）为北面招讨使，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为副都部署"。有必要说明的是，最后一条系追述，在这4条记载中，年代应当最早。房知温任副都部署，至迟不会晚于唐庄宗同光年间（公元923－926年）。此外，李肃、石敬瑭在贞明元年至清泰三年之间，曾任都部署。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三月，唐闵帝李从厚“以前金吾大将军李肃为左卫上将军，充山陵修奉上下宫都部署”；③同年五月，唐末帝李从珂"以成德军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都部署、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驸马都尉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都部署如故。"④这两件事为《资治通鉴》所未载。由上所述可见，元行钦、房知温、李仁罕、赵廷隐、王思同、李肃、石敬瑭等人担任都部署均早于张敬达，李上交之说并不确当。
其二、总管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五代部分分别出现57、17、23次，都部署分别出现101、33、39次。前面已经讲到，在《资治通鉴》中，都部署首见于卷269梁末帝贞明元年（公元915年）七月。而总管则首见于卷267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十一月辛巳："赵王（王）镕复告急于晋，晋王以蕃汉副总管李存审守晋阳，自将兵自赞皇（今属河北）东下，王处直遣将将兵五千以从。"总管、都部署为什么在五代时期同时并存，其原因到底何在？对此，只能作以下两种推测。一种可能是都部署系总管的更名，此后这两种官职名称又多次对换，只是更改官职名称的敕令，有关史籍全部失载。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是因史籍成书于宋英宗以后，都部署已更名为总管，史籍中某些地方的都部署被编者按照当时的习惯改称为总管。对于《资治通鉴》来说，因其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十二月，这种可能确实存在，并有例证。如前引《旧五代史》载石敬瑭任都部署，而《资治通鉴》则载石敬瑭任总管：“以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加兼侍中。” 但薛居正《旧五代史》成书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欧阳修《新五代史》基本完稿于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则无这种可能。如有问题，应出现在刊行、流传过程中。其实，史籍在记述北宋前期的史实时，这种情况同样时有发生。如《宋史·仁宗本纪》中，“都部署”一词仅出现3次，"总管"一词竟出现28次。对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可知，所有这些“总管”，均应作“都部署”。应当指出，在《资治通鉴》中，总管之称最后一次出现于清泰二年七月：唐末帝李从珂“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将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权”。①《资治通鉴》从卷280开始，换言之，即清泰三年以后，不见总管职衔，只见都部署官称。李上交《近事会元》“成于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②成书早于《资治通鉴》。司马光或许是受李上交都部署之设始于清泰三年这一观点的影响，也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史籍中，后周时一概不见总管职衔，只见都部署官称。《旧五代史》卷123《高行周传》中虽有"总管"一词，但系追述后唐年间的事情。可见后周时都部署已完全取代总管而成为定制，北宋初年所沿袭的正是后周之制。此外，五代时期无论都部署与总管是两种官职还是一种官职的两种称谓，两者的职责几乎完全相同,大致都是为执行某一特定重大军事任务而临时委派的。如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因"契丹、吐浑、突厥皆入寇"，唐明宗李嗣源任命石敬瑭为蕃汉马军总管，率军抵御。天福六年（公元942年）十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反"，晋高祖石敬瑭任命"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以讨之"。①仅由此两例也可看出，都部署与总管官职虽异，职责大体相似。不仅五代，而且十国也设有都部署一职。如南唐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二月，南唐元宗李璟"以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帅师三万，赴寿州（治今安徽凤台）"，②以抵御后周。从前面所引孟知祥以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可知，后蜀设有都部署一职。
二、都部署由谁担任
五代北宋前期都部署一职经历了由武将担任到由文臣任正职、武将任副职的前后变化，并生动地体现了朝廷国策从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的前后演变。宋人孙逢吉《职官分纪》卷35《马步军总管副总管》称：“国朝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副总管以观察使充，有止一州者，有数州为一路者，有带两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则管勾军马，旧相重臣亦为都总管。有禁兵驻泊其地者，冠以驻泊之名。”这段简洁的概述又见于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47《都总管副总管》、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75《都总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9《都总管》，或许是由于过份简洁，不仅未能如实地反映这一变化过程，而且容易造成误解。王曾瑜先生指出：北宋初，都部署“专用武将。宋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③陈峰先生《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一文说得对：“都部署的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北宋武将地位变迁的一个缩景。”下面以已有研究为基础，作些补充和讨论。
早在五代时期，都部署一职便经历了主要由地方节度使到由中央禁军长官担任的变化。起初几乎一概由地方节度使担任，如《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本纪》载："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己卯，陷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庚辰，归德军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二年二月，"横海军节度使田武为东北面行营都部署，以备契丹。"三年六月"丙寅，契丹寇边。己丑，（泰宁军节度使）李守贞为行营都部署，义成军节度使皇甫遇为副。"都部署一职虽然只具有临时性，特定战事一旦结束，节度使即返回原来镇守之地。但这一职务对于节度使来说，仍然很重要，否则他们则无权带兵出镇作战。后来，特别是后周时期，节度使担任都部署者减少。《新五代史》卷12《周世宗本纪》载：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十一月乙未，朔，李榖为淮南道行营都部署，以伐唐。"①李榖系唐明宗长兴元年（公元930年）进士，②后周开国，官拜平章事，有"周朝名相"③之称，是一个读书人出身的标准文臣。应当指出，李榖任都部署，实属特例。当时的部都署多由两司即中央禁军长官担任。如《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四月乙未载，周世宗北征契丹，“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太祖皇帝为水路都部署。”这时，韩通系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其副职石守信也是中央禁军将领。《宋史》卷484《周三臣传·韩通传》称：韩通"为陆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石守信副焉。"赵匡胤这时身为殿前都指挥使，其前线职务，据《宋史》卷1《太祖本纪一》记载："（显德）六年，世宗北征，为水陆都部署。”“水陆”，《资治通鉴》卷294作“水路”。《资治通鉴》同卷又载：显德六年五月“辛亥，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治今河北霸县）都部署。”可见，朝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大多不再由节度使率领地方军出战，而由禁军将领率领以禁军为主的中央军征伐。这表明与唐朝末年、五代前期不同，五代晚期中央禁军实力增强，节度使地位呈下降趋势。而中央禁军实力的增强与枢密院权力的加重、三司使的设立、学士地位的提高，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开始强化。①
宋太祖时，行营都部署一概由武将担任。如果说后周时期尚有文臣担任行营都部署之例，如宰相李榖出任淮南道行营都部署，那么宋太祖时绝无此例，行营都部署非由三衙长官，即由节度使担任。正如王曾瑜先生所说：北宋初，部署“专用武将”。宋太祖确实施行了一些削弱藩镇的措施，但对武将并非一概猜忌。《宋史》卷250《论曰》："石守信而下，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特别是对御边将领，更是相当信任。如慕容延钊"握重兵，屯真定（即今河北正定），太祖谕旨，听以便宜从事。"②宋太祖对通远军使董遵诲"委遇始终不替，许以便宜制军事"，他在"通远军（治今甘肃环县）凡十四年，安抚一方，夏人悦服。"③何谓"便宜从事"？宋人有解释："主将之从权行事，谓之便宜黜陟。"④对于宋太祖优待边将，《宋史》卷250《论曰》有较为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宋初，交广、剑南、太原各称大号，荆湖、江表止通贡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于谋帅，命李汉超屯关南，⑤马仁瑀守瀛州（治今河北河间），韩令坤镇常山（即今河北正定），贺惟忠守易州（治今河北易县），何继筠领棣州（治今山东惠民东南），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治今山西临汾），李谦溥守隰州（治今山西隰县），李继勋镇昭义（即泽潞，治今山西长治），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姚内斌守庆州（治今甘肃庆阳），董遵诲屯环州（治今甘肃环县），王彦升守原州（治今甘肃镇原），冯继业镇灵武（今属宁夏），以备西夏。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管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赍以遣之。由是边臣富赀，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以至命将出师，平西蜀，拓湖湘，下岭表，克江南，所向遂志，盖能推赤心以驭群下之所致也。”宋太祖给与边将当地财赋支配权、商业贸易权、免征商税权、不经请示自行处置权等多种特权。①清人吴廷燮在《北宋经抚年表》序说：“太祖一朝，制沿五代，方镇仍旧”，②不无一定道理。宋太祖信任边将，的确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正如北宋后期人任伯雨所说：“本朝太祖、太宗时，四方未平，西北未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时势所系，不得不然。”③人们多半认为，宋太祖重文轻武，即重用文臣、压抑武将。其实，宋太祖时正值战争年代，很难重文轻武。他生长于五代，又是出身武将，但注重文治，并作出过“作相须用读书人”④一类的许诺，也属不易。然而宋太祖难免对知识及读书人仍带有行业性偏见，发表过“之乎者也，助得甚事”⑤这类轻视知识的言论。总之，宋太祖时处于从重武轻文的五代到重文轻武的宋代的转换阶段，他虽以武功见长，毕竟注重文治。从上述史实看来，恐怕应当说宋太祖文武并重。一概任用武将出任“事权甚重” ⑥ 的都部署，即是其虽然重文，但并不轻武的例证。
与任伯雨的太祖、太宗“乃用武臣分主要地”之说不同，《太宗皇帝实录》卷41称：“上以五代战争已来，自节镇至刺史，皆用武臣，不晓政事，人受其弊。上欲兼用文士，渐复旧制”。⑦熙宁年间，范百禄甚至将"用文吏领兵，以辖边界"称为"至道故事"。⑧至道是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于是，研究者们通常认为：“宋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其实，雍熙三年五月北伐失败以前，并无文臣出任都部署之例。即使在此后，例证也极少。人们经常引用的三个例证，均有可斟酌之处。
例一：张齐贤知代州。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七月，张齐贤“授给事中、知代州，与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⑨但有两点应当指出：第一，张齐贤出任此职是触犯宋太宗的结果，甚至可以视为降职使用。史称：“左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张齐贤言事颇忤上意，于是上问近臣以御戎计策，齐贤请自出守边。”并非受到宋太宗信用，用他以文制武。第二，张齐贤在代州虽非有职无权，但不仅对部署潘美，甚至对副部署卢汉赟，都不得不谦让三分。如当年冬季的代州城下之战，“卢汉赟畏懦，保壁自固。” 张齐贤非但不予谴责，反而将自己的战绩“悉归功于汉赟。”①足见，他也未能做到以文制武。
例二：柴禹锡任部署。《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载：端拱二年正月（公元988年），“以涪州（治今重庆涪陵）观察使柴禹锡为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兵马部署。”他此后又任镇州（治今河北正定）驻泊部署。然而柴禹锡系宋太宗做晋王时的“藩府旧僚”，“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②他历授翰林副使、如京使、观察使等武臣官阶，可见他并非文臣，当属近臣。后来，曾任镇、定、高阳关（即关南）三路都部署、枢密使等要职的王显上奏宋真宗称：“祖宗以来，多命近臣统领军旅。”③他本人及柴禹锡便是近臣统兵之例。
例三：赵昌言任都部署。他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中进士，确实是个标准的文臣。史称：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八月，宋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自（王）继恩以下并受节度。” 宋太宗“御札数幅，授以方略。”④值得注意的是，赵昌言并未入川赴任，而是留驻凤翔（今属陕西）或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其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由于赵昌言“貌有反相”，宋太宗赓即反悔。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载：“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既行，时有峨眉山僧茂贞以术得幸，谓上曰：‘昌言折额，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遂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诸将，留少兵，令昌言驻凤州为后援。”另一说为，宋太宗稍后即认为，不必小题大做。太宗称：“贼，小寇。昌言，大臣，未易令前,且宜军于凤翔屯驻，止令卫绍钦赍朕手书指挥军事，亦可济矣。"①然而赵昌言毕竟被任命为都部署，虽然仅此一例，也可证明与宋太祖时稍有不同，宋太宗时都部署并非一概由武将担任。
宋真宗即位后，右司谏孙何仍上疏“乞参用儒将”，②又是宋太宗时都部署通常由武将担任的佐证。或许是由于这类呼声日渐高涨，宋真宗时文臣都部署逐渐增多，张齐贤、钱若水、王钦若、向敏中等宰执大臣相继出任都部署。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编卷2《张文定公齐贤传》载：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闰十二月，张齐贤“拜右仆射、判邠州兼经略使。”其目的在于以文制武，“令环庆、泾原两路及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驻泊兵并受齐贤节度”，③以制约西面行营都部署王超。可是经略司判官曾致尧则认为，职权不明晰，目的难实现。他说：“兵数十万，王超既已部署矣，今丞相徒领一二朝士往临之,（王）超用吾进退乎？吾能以谋付与（王）超而有不能自将乎？不并将而西，无补也。"④咸平五年正月，张齐贤改判永兴军府兼马步军部署，其职权更加明确。同年四月，曾任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出任“知天雄军府（治今河北大名）兼兵马部署”。⑤他“分布军伍，咸有节制，深为戎将所伏。” 宋真宗称赞：“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并派遣他“巡抚陕西沿边诸州，听便宜制置边事”。⑥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七月，“契丹入寇”，宋真宗“欲择大臣，使镇大名（即天雄军）”。⑦曾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愿意前往，宋真宗深感欣慰，“特加工部尚书，判天雄军，兼兵马都总管（应作都部署），并参豫如故。”⑧景德二年九月，在咸平年间曾任宰相的向敏中出任延鄜路都部署兼知延州。上述文臣都部署，均兼知、判州郡，实为重要州郡的文臣知州统辖军队之始。他们就任前，张齐贤、向敏中曾拜相，钱若水、王钦若官至执政；卸任后，向敏中曾复相，王钦若则拜相。此时确如孙逢吉所说：“旧相重臣亦为都总管（应作都部署）。”宋徽宗时，任伯雨说：“及至太宗以后，迤逦悉用儒将。至于并边小郡，始用武人。”①其实，宋太宗乃至宋真宗时都够不上一个“悉”字。
到宋仁宗时，重要州郡的文臣知州兼任都部署才逐渐成为制度。尤其是在仍处于战争状态的西北地区，曾“析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秦、渭、庆、延知州分领本路马步军。”②如文臣夏竦知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范雍知延州、陈执中知永兴军、庞籍知延州、范仲淹知庆州、王沿知渭州（治今甘肃平凉）、韩琦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文彦博知秦州、滕宗谅知庆州，并一概兼任本路都部署。如果说宋真宗时某些武将都部署仍然权力不小，如咸平年间，“王超兼总北面三路兵，诸将皆受节度”，③那么宋仁宗时这种权力一般属于兼任都部署的文臣知州。如《宋史》卷196《兵志十·屯戍之制》称："赵元昊反，以夏竦、陈执中知永兴军，节度陕西诸军。"《宋史》卷283《夏竦传》云：“赵元昊反，（夏竦）拜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听便宜行事。” 夏竦等文臣知州，此前已是朝廷要员，如夏竦曾任枢密副使。稍后更是权位显赫，如陈执中、庞籍、韩琦、文彦博拜相，夏竦、范仲淹官至执政。定州（今属河北）“实天下要重之最”，韩琦在宋仁宗时，曾知定州。如果说“自国初已来，专以武臣帅诸路”，那么时移世易，按照这时的制度，“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马都部署，居则治民，出则治兵。”④
而武将在宋仁宗时，通常仅任副都部署。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马步军都总管》称："旧名都部署"，"以武臣为之副"。宋真宗以前不是这样，宋仁宗时期大体如此。如武将刘平任鄜延、环庆两路副都部署、石元孙任鄜延副都部署、任福任环庆路马步军副都部署、葛怀敏任泾原路副都部署等等，均是其例。名将狄青“有狄万人之称”，并被宋仁宗誉为“朕之关、张也”，①但他仅任泾原路、真定路副都部署，并无任正都部署的经历。王铚《默记》卷上称："韩魏公（琦）帅定，狄青为总管（应作都部署）。"而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8之2《枢密使狄武襄公（青）》则云："狄青作真定副帅。"两相对读可知，狄青仅任真定府路副都部署，正都部署则由文臣知州韩琦兼任。宋真宗时武将都部署尚可与文臣知州抗衡，如咸平年间，知环州张从古"领兵离州，袭杀蕃寇，官军有死伤者。"环庆路都部署张凝上报朝廷，宋真宗当即指责张从古"不曾谋于主帅（指张凝）"，"贪功失机，罪不宜赦。"并"遣使按问"，②张从古被贬官。宋仁宗时武将副都部署对文臣知州只能俯首贴耳，如知渭州兼泾原路都部署王素命原州都监蒋偕出战。狄青有异议："（蒋）偕往益败，不可遣。"王素很不高兴地说："（蒋）偕败则总管（指狄青）行，总管败，素即行矣。" 狄青唯唯诺诺，"不敢复言"。③对读《宋史·狄青传》便知，狄青这时的确切职务不是总管，而是泾原路副都部署。狄青任真定路副都部署时，韩琦知定州兼真定府、定州、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狄青"每至韩忠献（即韩琦）家，必拜于庙廷之下"；④每见韩琦，"甚战灼"。甚至妓女公然称狄青为"斑儿"，"讥其面有涅文也"；⑤优人居然称狄青为"黥卒"。"如此诟詈武襄（即狄青）不绝口"，狄青竟"笑语益温"。⑥狄青身为一代名将，境遇尚且如此，足见当时武将都部署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以文制武的原则已成为固定制度，重文轻武的气氛已笼罩整个社会。这也与时代的变迁有关。宋仁宗时虽然并非无战事，但就全国来说，宋人往往将它视为所谓“承平”时期，宋仁宗有“太平天子”⑦之称。
起初令人不解的是，武将夏守恩、夏守赟兄弟在宋仁宗时居然出任部署。乃兄历任并代路、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乃弟历任并、代二州、定州路、陕西、真定府、定州等路、高阳关都部署。稍加考察之后，即发现夏氏兄弟与宋真宗关系很特殊，并非普通武将。《宋史》卷290《夏守恩传》载：“父遇，为武骑军校，与契丹战，殁。时守恩才六岁，补下班殿侍，给事襄王（即后来的宋真宗）宫，累迁西头供奉官。”《东都事略》卷62《夏守赟传》称：“父遇，以军校死王事，守赟幼孤，真宗在襄邸，怜之。及即位，授右侍禁，迁供奉官。”他们幼年入宫，被授予西头供奉官一类的内侍阶官。夏守赟曾任多半由宦官充当的走马承受公事，"帝甚亲信之"。夏守恩更是深受宋真宗刘皇后宠信：“帝不豫，中宫预政，以守恩领亲兵，倚用之。”知谏院富弼甚至将夏守赟与宦官王守忠相提并论。其《神道碑》载：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公言：‘用守赟既为天下笑，而守忠钤辖，乃与唐中官监军无异，将吏必怨惧。’”①富弼还指责道：“夏守赟早事先朝，尝参储吏，既缘攀附，渐致显荣。惟事贵骄，罔思畏谨，每更剧任，颇乏清名，才术无闻，公忠弗有。”②从种种迹象看，夏氏兄弟即令并非身体被阉割的宦者，也是精神被阉割的佞幸。一言以蔽之，他们当属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