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革命理论的博弈论阐释(一)
详细内容
革命理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它指出，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但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不是一呼百应甚至是不呼即应的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它应该具备微观层次的分析性基础。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还原成个体选择理论，认为革命是个人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埃尔斯特、罗默、布坎南等一大批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①埃尔斯特的革命理论是其典型代表。
一、囚徒困境博弈：阶级革命的障碍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一个团体中大多数成员一致性、积极地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从个体角度去分析，每个个体所面临的状况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每个个体都有“参加”和“不参加”革命的两种选择，但革命是否成行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还取决于群体中其他人的选择。只有大家都选择参加革命，革命才能最终成行，只有选择参加革命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革命成功的机会才会大大增加。革命运动的形式体现为下述囚徒困境博弈：
这是一场某一给定个体与任一他者之间的一种策略游戏。对这些行动者中的每一个而言，两种策略是有效的：“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或者“弃权”。对应任一组策略选择，都有一个“支付”（或称“得益”，即在某种策略选择下的自己所得结果）。在每组支付中，第一个数字代表“我”的支付，第二个是他人的支付。
埃尔斯特指出，与集体行动相关的收益与损失必须用“期望效用”来测定，其效用计算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源于合作的收益，用“所有人都参与集体行动的条件下个体的收益与没有人参与集体行动条件下的个体收益之间的不同”来定义。二是搭便车情况下的收益（免费乘车效用）。这表现为以下的不同：其他所有人都参加集体行动，但他自己不参加时他个人的收益，与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想、这样做时他的收益。三是单独行动的损失――这是“没有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情况下他的收益与他是唯一的参与者或少数参与者之一情况下的收益”〔1〕351-352之间的不同。在上面的博弈中，b-a代表合作的收益，c-b代表搭便车收益，而a-e代表单独行动的损失。理性的人会认识到，无论别人怎样选择，弃权都是我的最佳选择。如果其他人都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我就能通过弃权获得搭便车收益，而如果每个人都弃权，我也能通过弃权避免单独行动的损失。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推理，博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弃权，理性的人进行理性选择却得到非理性的结果，失去了源于合作的收益，出现“囚徒困境”；而且革命的集体行动不会实现。
由上述分析可见，个体在是否参加革命的问题上，如果纯粹从物质利益考虑，他会选择“弃权”，革命运动常常会遭遇搭便车问题的阻碍。所谓搭便车问题就是不参加革命（不付出代价）而分享革命后的共同福利。如果众多个体经不住“搭便车”的诱惑，集体行动就不会出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受到挑战。只有个体克服了搭便车问题，选择革命、合作，集体行动才可能实现。埃尔斯特和布坎南详细分析了这一行动模型，揭示了囚徒困境的逻辑预设，找出了从“囚徒困境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机制。
二、阶级革命形成的可能性
仔细研究发现，上述革命的囚徒困境博弈及搭便车的均衡结果，蕴涵着特殊的逻辑假设。它包含三部分：博弈只进行一次；每个人都按所获、支付孤立地行事；并且他们都是理性地行动。在这些假设前提下，囚徒困境必定出现，革命必定无法成行。〔1〕360
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发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即：个体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复；激发人们行动的支付并非完全的物质利益；行动并非完全理性。在所有这些条件下，革命行动就会成为可能。〔1〕360如果按照假定的新规则进行博弈，合作将是博弈的解。
考虑第一种情况，个体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复。在重复博弈中，这一刻人们的选择将会影响其他人下一刻的选择，因此，威胁或承诺成为可能。这些可形式化为下面这一互动策略，即：“在博弈中，总是选择与对手同样的策略”，以弃权报复对方的弃权，用合作回应对方的合作。在无限重复博弈中，所有的人都将采纳这一策略，结果可能是集体稳定地反对叛逃者，搭便车收益将不会引诱到个体从而破坏集体行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人们逐渐变得相互关心，因此，在支付结构上出现一种被动的相互依赖性。如果依赖性足够强，这种倾向会将囚徒困境博弈转换为保险博弈，其中，合作将是这个博弈的解。
这一方案存在某些限制：首先，参与集体行动的理性依赖于当前所得比将来所得更愿被接受的程度。如果博弈参与人更在意当前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利益，重复博弈难以持续进行。其次，如果交互作用的次数是有限的，并且游戏参与人事先知道这一点，那么，集体行动的个体理性就会被打破。因为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博弈，那么，选择合作不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一步的行为不再影响将来的支付。所有参与人都选择弃权，并且所有人都会知道所有人在最后阶段会弃权，讨论又继续回溯到最初回合的博弈上。由此可知，只有当交互作用的数量不确定，或者它是一个随机变量时，集体行动才成为可能。最后，互动策略并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即它并不是对对手所能选择的互动策略的最好回应，而仅仅是它选择了同样的互动策略，也即如果一个人有理由相信对方也会同样行动，他将选择这一策略，可见，它是一个条件策略。为此，严格的信息需求必须被满足，即人们必须有理由认为对方像自己一样是理性的，并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对对方存有疑问，弃权就是理性的选择。
这些因素也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革命不会发生，如：主体可能有十分强烈的意志而不会受报复、威胁的妨碍；交互行动总有终点；或者，主体对他人无法掌握完全信息。 考虑第二种情况：外在因素的影响。任何人不可能与其他人完全孤立；一个人的选择是能被他人看到的，而这一事实他自己也知道；并且，他也能看到别人的选择及其所得。这些外在客观因素以多种方式影响了主体的动机及其选择。主体可能因弃权而感到羞耻，这将减少或取消搭便车现象；主体也可能从他人所获中获得某些被动效用。如果通过参与到集体行动能提高他们的效用水平，这也可能部分地或完全地抵消自身的损失。假设这些外在因素完全取消了搭便车收益，合作将会成为博弈的结果。然而，这也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因为假定单独行动的损失仍在，那么，第一个作出参与革命选择的人将是不理性的。可见，严格的信息需求仍需被满足。实际上，这是在处理“合作的条件偏好”――每个主体愿意合作，条件是其他人也愿意这样做；如果他怀疑其他人不会这样做，他也不会选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