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返本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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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中国经济;综合创新;市场经济
　　论文摘要：本文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指出综合创新的方法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整合中西文化的精华，建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同时说明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
“返本开新”这个概念是现代新儒家提出来的，是所谓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科学民主)”即“返儒家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我要说的，是返马克思主义之本，开新时代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件不容易的事，理论要求严格的逻辑性，一个理论内部不能自相矛盾，必须概念准确，名实相符，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即使有严格逻辑性的理论也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特别是社会科学，更是如此。所以理论创新不是自我宜布，而是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得到广泛的认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就在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返本开新，在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
一、财产、生产资料、占有、所有概念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由此对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分析社会性质的基础，私有制和公有制两个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财产所有与生产资料所有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以下是我的观点:
第一，“私有财产”、“生产资料私有”、“私有制社会”的概念的递进关系是概念外延逐步缩小，内涵逐步增大。私有财产可以包括钱、财、物和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私有是指工具、土地、工场、机器、原料的私有。自耕农有工具土地等，手工业者、小作坊并不是构成私有制社会的主要因素，关键是看哪个阶级的所有制在社会中占主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私有制是指社会形态，也就是谁在生产关系中占主要地位。地主、资本家等少数人占有了社会的大部分生产资料，用来剥削广大劳动者，这是私有制社会。
第二，“公有财产”、“生产资料公有”、“公有制社会”的概念的递进关系也是概念外延逐步缩小，内涵逐步增大。
原始社会不能简单地称为公有制社会，在劳动产品没有剩余的情况下，没有个人财产。虽然部落有共同的居住地，并使用共同的资源，但是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所有”，而是占有。只能叫共同的占有。原始社会后期才出现了私有制，产生了奴隶社会，这个私有制是最残酷的，连奴隶也成了奴隶主所有，可以随意买卖。
“公有”是“私有”的对立物。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公有”和“私有”。就中国历史来说，秦汉统一之后，就出现了“公有”和“私有”的对立，万里长城、驰道(公路)水利设施是国家掌握，实际是公共资源。土地名义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也是国家的公共资源，国家所有。分给农民的土地实际是使用权，可以买卖。从法理的意义上说，地主也必须向国家纳税，当然地主是想方设法逃税。皇室、贵族是世袭的占有，他们的占有接近于“私有”。我要说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大矛盾:第一，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表现为地主用各种方法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第二，中央政府与诸侯和地方势力的矛盾。诸侯和地方势力经常采取逃税和截留国家资金的方法扩张自己的势力，例如截留救灾的钱、粮、物，贪污兴修水利的物资等，使国库空虚。而农民的赋税却越来越多，到活不下去时，农民起义就爆发了，新王朝再搞“均田”。这就是两千年来一治一乱的循环。
西方真正出现“公有”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主民主制，自由民是有选举权的。运动场、图书馆等公共设施是公有的。外贸活动不仅私人参与而且国家也参与，古希腊罗马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明确的公共概念，才是产生民主制的基础。为什么要有民主?因为有明确的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中国封建社会没有明确的公共观念，被掩盖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下。但是历次变法，实际都是在调整公私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人合作社，但是这只是微弱的，在前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是不重视公共关系的，也不重视公共设施的建设。现代资本主义开始重视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公共关系，典型的是罗斯福的新政，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甚至用国家强力强迫资本家给工人涨工资。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更重视公共福利。

第三，“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特产，恩格斯早就预言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计划性。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本质的无计划性”的提法“需要大加修改”，因为“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制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来看那支持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里不仅生产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停止了”。列宁也曾说过:“早在1891年，即在27年前，当德国人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就说过，不能像过去那样说资本主义无计划性”。“现在指出这一点尤为恰当”，“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这里的“有计划”，应该理解为“有理性”“有比例”和“动态平衡”。
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中，分析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门以及其中的各种行业的关系，提出了动态平衡论，所以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计划”是有“计划按比例”，我们只记住了“有计划”三个字，忽视了“按比例”三个字。所谓“按比例”实际是要实现各部门的动态平衡，搞宏观调控。真正解决现代经济宏观调控的是凯恩斯。
20世纪的现代社会实际出现了两个典型，前苏联的“高度集中计划”和凯恩斯的“宏观调控”这两个模式都应该属于“计划经济”范畴。哈耶克与凯恩斯是学术死敌。但在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凯恩斯表示自己“受到至深的感动”，还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在我看来，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我们经济计划的改变，实际上，计划本身将导致像你的哲学结论这样的觉醒;但是，相反，也许我们需要扩张计划经济。你所说的全面最大的危险，在实践上，可能是以一种公平的极端形式应用你的哲学于美国，而招致失败。不，我们所需要的是正确的道德思想的重建―让合适的道德价值回到我们的社会哲学中”。所以，在凯恩斯的思想中，“经济计划”、“计划经济”与“宏观调控”是同等的范畴。
第四，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是计划与行政命令的结合，用行政手段贯彻计划。我国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基本是前苏联模式。1956年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对前苏联模式已经表示出怀疑,20世纪60年代我国经济界对苏联模式进行过反思，但由于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独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讨论没有进行下去。也就是说没有摆脱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实际上，早1891年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就指出:资本主义主义已经向计划性发展，1918年列宁再次指出:“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凯恩斯主义出现后，西方那种指导性计划(宏观调控和一系列规则的建立、创新的产业政策)逐步形成。但是，前苏联和我国都把凯恩斯主义当作帝国主义辩护士进行批判。20世纪7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开始了指导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但是又被我国理论界的学者当作是“修正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理论界开始重新评价凯恩斯和东欧模式。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理论界真正达到了思想解放，中国真正走向了市场经济，这个大方向应该肯定。但是，要真正理解邓小平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要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辩证的分析。
第五，西方经济学家不仅研究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还在他们政府的资助下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怎样从“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私有化。伊萨克森等人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关键不在私有化，而在竟争化。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斯蒂格利茨，他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责那些贱卖国家财产的人是强盗和小偷。

二、中国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
薛涌写了一篇《历史召唤法学家的时代》的文章，他说:进人21世纪后，市场经济的“初级课程”已经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经济问题已经演化成一个“游戏规则”的政治问题，演化成如何界定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的问题。确定这样的规则，靠经济学家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法学家们的专业知识和远见。
我认为，无论是经济问题已经演化成一个“游戏规则”的政治问题，还是如何界定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的问题，都不是单纯依靠哪一个领域的学者能够解决，需要社会科学各个门类的学者综合创造才能解决，而这种综合创造的指导思想就是哲学。哲学家研究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同时思考宇宙与人生关系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研究，是十分突出的，这就是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突出了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