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密切相联的重大理论问题。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作出了很大贡献。毛泽东最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大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邓小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当代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推向新阶段，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集中的代表。
【摘 要 题】本期聚集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 正 文】
中共十六大把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了党章，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表明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个伟大理论成果，是被中国化了的、具有新的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①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较早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从他投身革命并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他就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斗争，重视考察中国国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从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与个别词句，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模式所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十分透彻地剖析了中国当时的革命情况，为革命的正常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特别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初步地形成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思路，为党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二）最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30年初，毛泽东针对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声讨教条主义的战斗檄文――《反对本本主义》，在党内最先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他在文章中义正辞严地痛斥了教条主义，大声疾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②“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③“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毛泽东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本本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⑤就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声中诞生了。
（三）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进而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在这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涵义已表达得相当清楚了。正是由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毛泽东思想体系才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全面发展并逐步成熟。
（四）最先从哲学上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以弱对强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的著名讲演。《实践论》树立的是实践的权威，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的观点，指出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说马、恩、列、斯没有也不可能说的新话，根据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矛盾论》则从哲学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活的灵魂，告诫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由于《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号召才很快为全党所接受，并在革命实践中作出巨大努力。
（五）最早倡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⑦“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⑧毛泽东把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而加以强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开拓了新路子。
（六）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科学论断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地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历史已经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运用列宁和平过渡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实现形式，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毛泽东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要大胆学习一切外国的先进经验；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构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党的建设，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西方和平演变，防止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可见，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且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匠和典范。他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邓小平是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典范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总结了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大胆汲取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创造的新经验，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毛泽东及其同志，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都没有解决好的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列宁来不及解决、斯大林不可能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找到了我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长期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时，有过急过快的想法，后来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无一例外地都陷入超越阶段的误区。虽然，列宁发现了超越阶段的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过早去世，没来得及解决。斯大林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加剧了那种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扩散。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论断，但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系统解决。邓小平才在总结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而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而大加讨伐的错误倾向，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重大转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这个概括十分简练深刻，它既表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又纠正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全面、不确切、甚至被扭曲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一般都是从生产关系上入手，探索如何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本质，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着手，寻求在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⑩
（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否定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解决了长期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根深蒂固，“左”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我国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特别是一触及所有制领域，人们总是难以摆脱姓“资”姓“社”争论的困扰，深化改革阻力重重，社会主义发展徘徊不定。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开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的大门，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经济体制问题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而且将继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