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一)

详细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及笔者的研究态度

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构成的历史，史学界一些流行观点似乎有待商榷，而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研究，笔者感到的问题有：

(1)农民只是指或主要是指佃农吗?人们只要说到封建时代的农民，便会意识到佃农，因为人们认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和农民，与地主处于对立面的农民当然是佃农了，然而佃农真能代表整个农民，可以不顾及与佃农并存的自耕农吗?事情正是这样，一些研究者忽视了自耕农的大量存在，农民结构就难于认清了。

(2)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自耕农和佃农在农民构成中各占何种地位，谁是主体，有无变化?

(3)古代的地主与农民构成是什幺关系，是绝对地与农民概念不兼容，不能在一定意义上被视为农民吗?

(4)小土地所有制和小农制经济如何成为封建经济基础和专制基础?一些研究者是这样指出的，但是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是聚讼多年而不决的问题，且不说土地国有和私有的问题，就以多数人认为的大上地所有制在土地制度中占主导地位来说，小土地所有制又何以能有那样的作用呢?看来它同农民构成及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农民构成是研究农民问题的基础，设若连那些人是农民都不清楚，恐怕难于对与此相关的社会基本矛盾、阶级关系、等级关系、政府政策及其归宿、政治斗争及农民运动、中国古代历史特点等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作出准确的说明，因此对农民构成史值得下功夫作一番考查。

关于古代农民构成史，仅见几篇专题或涉及较多的论文，有王毓铨：激《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1]，刘毓璜：《试论西汉时代的自耕农经济》[2]，束世澄：《论汉宋间佃农身份》[3]，杨国宜：《宋代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4]以及笔者的《关于中国封建时代自耕农的若干考查》[5]、《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6]等。可以说研究尚很缺乏，但相关问题讨论很多，如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都曾经是争论的热点，岐见多，这就使研讨的问题复杂化，增大了难度。

笔者对这题目范围大、时间跨度长、研究岐议多的论题，虽颇有兴趣，也有所接触，拜读了上述时贤的论文，还阅览了侯外庐《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7]等论着，从各种观点中汲取可供加工的成份，但是研究还很不够，这里想把探讨对象的时间定位在战国至清代，更主要的只是想提出一些思路和初步意见，以便向方家请教。所说的思路，也可以说是方法，就是：

注意农业要素。农业包含土地、劳力、投资和农业知识四要素，这四个方面在研究中都要注意，不忽视一种，比如投资与农民的构成就关系非浅。

与土地所有制相联系而认知。婴认识劳动者如何与土地结合，也就是需要考查土地所有制与生产关系下的生产者成分。

农民与政权关系。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是土地最高层次的所有者，由此探索农民结构和中国古代历史的特点。

运用社会结构理论。其理论要义是寻找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变化，据此考察农民构成诸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并探讨农村分化。

二、多层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农民”概念

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认识分歧太大，国有制、私有制、多种所有制并存诸说林立，也即认为古代社会同时存在着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小土地所有制、残余的村社所有制等[8]，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诸说各有道理，笔者都有所同意，不过也有不好理解的地方，觉得从总体上难以完全接受。笔者意思，也许用多层级土地所有制来概括会恰当一些。所谓多层级所有制是说国家、私人都有所有权，并有不同层级的权力区别，除了第一层级对官田之外，都没有完整的所有权。层级区分和所有权涵义是这样的：

第一个层级，国家所有权，或说皇帝所有权，即封建王朝对土地的最高、最终支配权。这种权利不是像民间那样表现在对土地的买卖上，而体现在王有土地观念、国家土地政策及赋役制度等方面，具体说是：

(甲)观念形态上土地是天子所有，并为臣民所接受。《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9]，秦始皇所宣布的“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0]；都表示土地为国君所有。唐人陆贽议论说：“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11]他谴责豪强兼并田亩的罪恶，山发点则是土地为王有，应由百姓共享皇恩，不能被兼并之徒霸占图利。土地王者所有的观念深入人心，直到明清时代人们还是这样认识的。安徽王氏家训告诫子孙按时完纳钱粮：“刚有租、身有佣，民分应尔。所有编折银两，依限报纳，米粒照征送完，庶免拖欠之罪”[12]。讲百姓本分，应当承担赋税义务，根本原因就是土地为王者所有。洪秀全的先人说：“君恩重于亲恩，谚云‘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13]。人们能活着，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当然把天王老子看得比亲爹神圣。一切为皇帝所有的观念，来源于天命观。汉人贡禹说：“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14]，鲍宣对皇帝讲：“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下牧养元元”[15]。说白了，天是人间最高主宰，国君是天子，是百姓的父毋，代天施恩，是天把土地、人民、政事交给他的，人们信天，就要尊奉天子，承认国君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16]。有政权就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权，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不就把辖区的土地看作他所代表的太平天国所有吗!

(乙)施行有关田地的种种制度，力求实现土地王者所有的理论。许多朝代都宣布：仁地制度，诸如授田、限田、限民名田、屯田、占田、均田、更民田制度等。如王莽新朝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17]。不久，因百姓愁怨，又允许买卖”[18]。奴婢问题不是这里要说的事项，单讲土地，他把田地叫做“王田”，是土地为其所有观念和权力的表述，所以他可以一会儿允许买卖，一会儿又不准出售，许不许买卖，这就是土地制度，就是国君有土地最高权力的表现。制度里的买卖权之外，还包含赐予或收回土地的权力，即将垦田赏赐给贵族和官员，封赏的土地有的是国有的，也有私人的，皇帝都有权使用。国有的，君主有权处置自不必说了；私有的，也有权，那是把私有的当作国有的一样来处理。如金朝“拘刷良田”给女真人[19]，后来清朝的“圈地”――“将民地圈给旗人，仍系民人输租自种”[20]。圈地办法是政府派遣官员，骑马拿绳索将所经过的地方加以丈量，就成为官地，分赐八旗将士，叫做“圈拨”；所圈之地有好有坏，八旗将士不要次地，又重新圈占好地，是为“圈换”；把被圈占田地的农民强行迁移到口外、关外，叫做“拨补”。造就是明目张赡地剥夺腰民小块土地，被圈占了耕田的农民，“离其田园，别其坟墓”[21]。“妇女流离，哭声满路”[22]。可见皇帝最高层级土地所有权的残暴性。把民间的私田强行划给猛安某克、八旗将士，金朝、清朝如出一辙，如果说这是少数民族政权初建时的残暴情形，有点例外，那幺明朝皇帝的以民田建设皇庄、勋贵庄田就不足为奇了。《明史・食货志》在叙述皇庄和勋贵庄田时说，“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23]。明宪宗时建宫中庄田，原来只有三十五顷地亩，后来“占过民地四十顷”，扩展到七十五顷[24]。就类事实说明王权对土地的最高权力。

(丙)强占私田为官田。政府将百姓、官僚的私田，通过诸种手段占为官田。手法之一是“刮田”，即政府以清查官田、荒地为名，把私刚搜刮为官田，如金朝大定间刮地，见到“皇后庄”、“太子务”的名称，就认定那个地方是官地，百姓有土地凭证，也无效应[25]。所谓“牧地荒地”，“其实多民地耳”。或者对无田契的农民进行剥夺，如北宋杨戬“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辗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26]。本是私田，只因失去田契，被抑勒为官佃，丧失了自己的田地。二是廉价强买，实际同于强夺。如南宋贾似道的“买公田”，“浙西田亩有直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敷稍多，予银绢；又多，予度牒、告身”[27]。仅给原值的几十分之一，有时还拿废纸告身来顶替，政府认为这种强占有理，因为田地最高所有权是她所有。三是因奸民投献，而以民田为官田。元人吴某某伪称有宋高宗吴皇后遗留的汤沐邑，献给国家，其实“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28]。牵连到几十万户之众，朝廷并不顾恤，不就是皇帝有最高所有权吗。

(丁)实行垦荒和禁止抛荒政策。国君在特定的情形下，允许农民开垦国有地和荒田、无主地、有主而抛荒地，一定时间后就成为他们的私产。不少王朝实行过垦荒政策，而以明朝初年规模最大，影响的农民最多。仅据《明史・食货志》的记录就有以下数起：洪武朝迁徙太湖区的苏、松、嘉、湖、杭五府的“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迁移北平山后百姓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其中一部分人收入军籍，而属于民籍的则给田地。又徙江南民十四万于风阳。对晋东南的泽、潞等州农民多次进行迁徙，始则迁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到了永乐朝，将“太原、平阳、泽、路、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29]。移民小也有有田人被发遣的，但多数人是少地无地农民，被政府有组织地迁徙，领受耕地，以至牛种，从事耕作，数年后纳粮当差，耕地也归个人所有。垦荒政策的实行，除官田外，把荒旧乃至有主荒地也进行分配，实质上将一部分农民私田用政府的力量转化为另一部分农民的私田，表明国家对私有地拥有支配权。与垦荒政策相辅相成的是不许抛荒，农民的田地若不耕种，要照常纳粮当差，严重的还要治罪。

(戊)民人依身份所有的土地不得与其身份相分离，如明代将民人区分为民籍、军籍、灶籍，他们所拥有的田地分别是民田、军田、灶田，这些田有定额，不得短少，军田不能卖为民田，反之民田也不许卖为军田。

(己)向田地所有者征发赋役。政府的征收赋税和徭役，人们的印象是赋税出自垦田，徭役源于户口人丁，这种理解原没有错，但是这两项基本上都出自于田地，诚如宋人张方平所说：“以两税输谷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谓取于田者也”[30]。因田地而有赋和役，徭役也因田地而来。无田者佃耕，也有役，到清朝实行摊丁人亩制度，力役完全摊人田亩，徭役全部由有田者负担，因此，徭役从总体上说也是出于田地。徭役在很长时间里大大重于赋税，役表示服役者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役重则表示依附关系严重。政府征收赋税的依据，除了她的管理机构的性质之外，能对土地所有者有那幺大的控制权，还在于她拥有土地的最高层所有权。

第二层级，贵族官僚对官田的占有权。官田为国家所有，来源与名目很多，如明代官田，开始是接受的“宋、元时人官田地”，后来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等[31]。明代这些官田的来源和名称，表明了官田的用途，它主要封赏贵族做食邑(汤沐邑、勋贵庄田、王庄)，赏给百官做职田，分给军队作屯田。不仅明代多官田，历代如此。如曹魏将赤眉军的土地收为官田，实行屯田制[32]。又如唐朝给品官职分田，自十二顷至一顷半不等[33]。贵族官僚对所得的官田，拥有支配权、使用权、出租权，收取庄田上的收获物，他们没有买卖权。皇帝可以将这些土地收回，但是有时偶尔有赏赐所有权的，如北魏世宗将以前诸帝所赐的官田，允许受赐人随意买卖”[34]。官田的军屯和民佃，都要按本分应军役或纳租，受田人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且必须亲自耕作，不得转佃，没有支配权和所有权。只有在年久的情形下，政府开恩，将民佃之田归承佃人。总之，领受官田的贵族官僚，对这种土地拥有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但基本上没有所有权，而皇帝将土地赏赐出去之后，就失去了对它的支配权，仍有所有权，可以回收，不过不能任意使用这一权力。从授受两方面来说，土地所有权都不完整了。

第三层级，私人业主所有权。私人业主包含不同身份的人，有贵族、官员、平民、半贱民乃至奴隶。前述贵族官僚有国君的赐田、职田等官田，他们还有私田，是通过买卖(或含有攘夺成分)、接受投献等形式获得的。贱民、奴隶有田产，当然是极少数，是那些贵族官僚的大管家，即所谓豪奴，或者是不是属于某个特定的人的贱民层中的个别富人，拥有田业。平民中除了属于民籍的人，还有少数商人、手工业者。私人业主的所有权体现在土地的买卖权、转让权、租赁权、使用权、典当权诸方面，但是这些权力并不完整，受到国家多方面的干扰，如不得卖给法定圈外的人，不许不耕作，政府可以强制收买等。南北朝时期发生一个有趣的故事：南朝梁高祖建造大爱敬寺，在寺旁有中书令王骞的良田八十余顷，这田原来是王骞先人、东晋丞相王导的赐田，这时早已是私田，梁高祖派人宣旨，要把它买了舍施给大爱敬寺，王骞不情愿，回书写道：“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回答得很有风趣，又带出挖苦的味道，所以梁高祖很是恼火，下令按市价估值，强迫买下，送给寺院，还惩罚王骞，把他外放为吴兴太守[35]。由此可知，私有的土地并没有任意支配权，这种私有权是古代意义上的，极不完善的，君主有最终的支配权。

第四层级，典当业主的部分所有权。典当是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原业主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和实际上的部分所有权，承典者取得使用权和到时不赎的优先购买权，出租权，以及对土地的转当权，实际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典当是将土地所有权分割为业主和典主共同所有，但就私田意义上的所有权术讲，双力都是不完整的，不过出现了典主的所有权，使得土地所有制的分层上多了一个层级。土地典当现象出现得很早，在均田制下的非法贸卖，就有“典贴”的事[36]。宋代“典卖逃产田土”的事情不断发生，引起官方的注意[37]。明清时期土地典当成为常见的事实。

第五层级，“一田二主”的押租制下的佃农的永佃权和转让权，一定程度地分割土地所有权。明清时代出现押租制，即佃户要向田主交纳押金，才能取得佃种权，但是地主因此不能随意撤佃，令佃农获得永佃权，同时可以把这种佃种权出卖，若这样，又有一个花钱买佃者，对此田主不得干涉，而且业主出卖土地，新主不得换佃，在买地时自然要杀价了，对于得了押金的业主来讲，损失了土地的任意支配权，而使其私有权不完整，交押金的佃户取得的永佃权及其转让权，实际上获得土地的某种主人身份，因此有了“一田二主”[38]和“一田三主”[39]之说。这是土地所有权分割形成的一个层级的主人，虽然他仅仅同所有权沾一点边，可是不宜忽视这类现象。

以上五个层级，自上而下，所有权的量度在递减；自下而上，所有权的量度在递增。归根结底，国家土地权力最高，对没有分配的公田有任意支配权，对赏赐出去的只有一定支配权了，而对私田并没有绝对的支配权，一般不能限制其主人的买卖，所以除了未分配的公田之外 其它的土地，包括已分配的官田、私田，很难认为有完整的权力，至于第四、第五层级的土地权力就更不完整了，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古代出现的是多层级土地所有制，不能视为简单的国有制或私有制，似乎也不宜视为多种所有制共存，因为后一说法忽略了国家最高层次的所有权。在五个层级中，无疑，第一和第三两个层级最重要，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土地数量最多，关乎到的所有权的人数量最多，在所有权的分量上最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层级虽多，主导面则在一、三两个层级，是以注意力需要放在这两个方面。同时有一个特点不可忽视，就是私田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买卖，不把握这一点，就易被多层级的特点质掩盖。

明了了土地所有制和所有权状况，与土地相联系的农民构成问题就容易弄清楚了，不过也还需要明确什幺是“农民”，然后才可能解决得顺当些。

农民，在现代辞书中的解释，无例外的说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种庄稼的人，必然是农业生产劳动者；不干农活的农村居民，当然不是了。在古代的文献里也基本上是这样说的，如《汉书》的“辟土殖谷，曰‘农’”[40]，《说文解字》的“农，耕人也”[41]。《春秋谷梁传》讲到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农民”，谓为“播殖耕稼者”[42]。《唐六典》说，“肆力耕桑者为农”[43]。可知，在古人的概念里，农民是耕田种地的人。古代的分工远不如现代精细，那时把捕鱼、打猎、辨樵也视作农业范围，渔夫、猎手、樵夫也是农民。农民是否就是这些人?种田人家兼营商业或手工业，而以农业收入为主，就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农民之外。有一种农业经营者，自身下田干活，又雇工劳作，或者不雇工而出租一些田地，这种人在古人观念里是“上农”，今人视之为富裕农民，无疑属于农民范畴之内。

出租土地而生活在农村的人(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不事生产，家中没有有功名或做官的人，要向政府交纳税粮，没有脱离农业，他们算不算农民?用今天阶级分析方法看，他们不下地生产，不能算农民，然而古代政府士农工商四大类民人分类法，把他们归类于农，属于农产，也即民户。而且从等级观点来考察，他们是平民，与农民是一个等级，看来他们是有土地、有田赋而不耕作的农户，不妨也视作农民，将农产也看作农民，似乎有些勉强，但是这种农产不如此当作农民看，也是忽略了她们是交纳田赋而又被政府当作农民和平民的历史状况。把土地出租者纳入农民概念中，是同土地多屑级所有者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将有助于认识与她共存在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佃农关系，认识与她同是土地所有者的自耕农的关系，以及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自耕农与国家的关系，与农民运动的关系。

此外，有一点需要明确，农民是四民的主体，四民中的士，是“德能居位”的、“学习道艺者”[44]，是未出仕的人，还属于民的行列，处于四民中的首要地位，但主体应当是人数最多、居于主要行业的农民。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即农民是庶民的主体，《史记・货殖列传》讲到无秩禄的素封之家，说“庶民农工商贾”云云[45]，众所周知，农工商是庶民，不必多说。春秋时楚国子襄讲到晋国各种人都安于职守时说，“士兢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46]。径直把农民称作庶人，可知农民是庶民中主要成分。

至此，是否可以认为，古代的农民是庶民、也是四民的主体，其主要成分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以及以业农为主而兼营商业、手工业的人，务农兼出租田地或兼雇工经营的人，没有功名的农村土地出租者也算到农民的概念中。要之，一切与耕地、与农业生产有关系而又不是其它职业或身份的人都属于农民范畴，不宜于把农民看得太单纯，以为只是种田人。

多层级土地所有制和农民范畴既明之后，可以交代农民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