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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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产生背景、内容实质和现实影响等方面阐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社会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 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30年前那场群众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停滞、徘徊、迷茫的中国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思考：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大解放，推进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推进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观念更新，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一个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同时代发展同进步、同人民群众共命运的生气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东方兴起。30年沧桑巨变，使我们得出一个重要历史结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社会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一、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解放思想大讨论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在我国重大历史关头发生的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其实质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按照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就是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那就只能使中国继续陷入混乱和动乱。这当然是广大干部、群众所不答应的，他们强烈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这就不可避免地同“两个凡是”发生了冲突。
　　首先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明确表示反对“两个凡是”。1977年2月，当“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就对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随后他又同前来看望他的中办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5月24日，他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进一步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1977年9月，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陈云等许多老同志发表纪念文章，强调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反对唯上、唯书、不唯实的教条主义，实际上都是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呼声，也有力地冲击着“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如平反冤假错案问题，许多中央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干部路线是非问题，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问题，“十七年”的评价问题，农村“三自一包”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如何认识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问题，等等，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之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几乎都遇到了“两个凡是”的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标准之争先于理论而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在广泛地进行。历史把解决真理标准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实践的呼声得到了理论的回应。在理论界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的基础上，由胡耀邦组织、指导并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应运而生，其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强调“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绝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而要“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该文首刊于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向全国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刊登。这篇文章本身的鲜明针对性和它不同寻常的发表方式，使它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先河。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领导下，从理论界到实际工作部门，从高层到基层，从城市到农村，一场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
　　哲学的变革成了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成功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在这次全会上重新确立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为推进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为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小平1978年12月l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深刻论述了当前解放思想对拨乱反正、推进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现实意义，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这篇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标志，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二、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
　　
　　解放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倡导解放思想，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是中国革命、在中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在当代，我们党倡导解放思想，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我们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首要基本问题解放思想的30年。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解放思想使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破除长期以来超阶段的“左”的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破除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破除”和“坚持”，集中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真正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