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坝工程建设争议的哲学思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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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围绕水坝建设是非问题的激烈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西方后现代社会思潮和传统主流哲学思想不同观点间的对立和论辩，以及这些观点对我国工程界、社科界、媒体和政府部门愈趋重要的影响。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去分析探寻这些争议的哲学根源，从科学理性精神和现代人文思想中汲取营养，提炼符合我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工程哲学的基本理念和范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制订和实施我国水资源利用和能源开发的产业政策，搞好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一、水坝工程争议的根本源自自然观和价值论的差异
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第603页）。这也是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协调的三重关系。微观层面：人的道德心与利欲心之间的平衡；中观层面：人与人之间即社会关系包括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协调；宏观层面：人与自然的和谐，指人类与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栖息地之间的整体长久和谐。而人与自然关系中最为基本也最为久远的一项是人与水的关系，人类主动调整这种关系的重要手段是兴建各种水利工程。
水为生命之母，水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时空分布的演变孕育了灿烂的人类文明，也使得一些古代文明消亡。科学、技术、管理的进步使人类形成愈来愈强的水利工程能力，可以局部调整水的时空分布。各种水利工程的兴建满足了农业及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现代水利工程往往还兼有防洪、发电、航运、休闲等功能。今天，几十万座大小水坝矗立在全球大小河流的干支流上，作为现代水利工程的核心设施，为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提供着用水、电力、运输的便利。
与科学技术发展历程中遭受许多非议一样，水坝工程并未因为其给人类带来巨大益处而免受指责。对建设水坝的是与非，世人已有过长久的争议。西方发达国家在时强时弱的反坝声浪中建设了成千上万座水坝，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也基本完成了其水电资源的开发。近年来我国国内围绕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生态和社会影响，也频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时达到白炽化的程度。
导致建坝意见严重分歧的原因是复杂的。一般来自几个方面：如对基本事实和实际数据了解的差异或运用之进行专业分析的技能差异，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考察问题的差异，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损益不平衡所形成的歧意，还有水坝建设的失败案例或在某些方面处理失当所遗留的技术、经济、社会影响，等等。从哲学根源上看，最基本的分歧植根于自然观和价值论上的差异，反映着不同哲学思想的碰撞。
早期最著名的建坝争议案例当属上世纪初叶美国赫奇赫奇峡谷水库计划引发的长达七年声势浩大的大辩论。水库系旧金山市远程供水工程之关键部分，由于赫奇赫奇峡谷位于风光旖旎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世界最早也是当今最大之一的自然保护组织“塞拉俱乐部”的缔造者、自然保留主义者约翰・缪尔发起抗议运动，获得举国上下的关注和相当广泛的应同，在权衡环境和社会利益得失后，美国国会专门委员会通过了水库提案并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批准兴建。坚决支持此工程建设的是另一位环境保护运动先驱、进步主义著名领袖、美国首任林务局长、资源保护主义者吉福德・平肖。平肖的“明智利用”原则鲜明地指出，人类保护自然资源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基础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长久的最大利益”（Gifford Pinchot's Principle， “the greatest good of the greatest number in the long run”），其成为传统环境保护阵营资源保护主义的经典指南，亦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早期思想基础。尽管依据这一思想所制定的国家森林及土地河流等资源保护和利用政策在扭转美国自然资源保护的艰难局面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由于“明智使用”原则所凸现的人本思想和主体理性，依“后现代”的历史观看来是“物化”、“矮化”了自然界，平肖的资源保护思想还是被一些人贴上“人类中心主义”标签而横遭指责。
被誉为环境保护先知、“西方道家”的缪尔崇尚“荒野的精神”，他游历北美秀丽山川，以大量多彩多姿的游记，阐述他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这些描绘大自然令人震撼的美的文字“感动过整个国家”。缪尔反对“明智使用”原则，他认为荒野（大自然的代表）的美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价值。与缪尔同时代和后来的拥戴者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形成“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生态中心主义学说，坚持声张自然界自身“内在的”价值和平等的权利，提出要以自然的原因而不是人类的原因保护自然。这些生态伦理思想呼应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科学理性的否定及重新理解和厘定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呼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武器，国际反水坝运动组织高喊出“让江河自由奔腾”的旗舰口号和行动纲领，国内反坝响应者也提出“保留原生态”的带有浓厚“后现代”色彩的激进环保主张，口诛笔伐水坝工程，以图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部门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的决策。
赫奇赫奇峡谷水库案例里平肖和缪尔的争议标志着环境保护阵线内部由于自然价值观的不同而衍生了资源保护主义与自然保留主义思想的政策分野，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为不同的环境保护组织或理论学派所追随并持续影响着美国环境保护政策的走向。
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辨析水坝工程的是非哲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科学统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论述中的自然观、方法论以及人文精神可以启迪和指导我们认识水坝工程中的哲理。应该着重从三个方面去把握和认识：实践论以及分析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体论是研究工程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认识论以及分析事物矛盾运动的辨证法是辨析水坝工程争议是非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以及贯穿其中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为构建和谐工程提供了基本尺度和规范。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第56页）。这必然引出实践主体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首先把存在看做是主体实践的对象，改造的对象；认为人们的实践活动不断地使周围的世界发生变化，自在的自然不断在转化为人化的自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第26页）。
在今天，时以月计，初生婴孩在父母的启示下即能有自我意识，时以年计，少年人即可借助教育和科学对其生长的环境有相当的认识。原始人类何时发展到有自我意识，还是哲学史难于考证的问题，但哲学史家告诉我们，具有自我意识，能够区分主客，是人类发展的伟大飞跃；而基于主体对客体的不断认识，人类意识到可以去适应或利用乃至部分地改变自然界，使其更适于人类的生存，即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产生，这是人类发展更伟大的飞跃，揭开了人和自然关系史上崭新的篇章。科学技术的进步，放大了人类的主观能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在自然力面前的弱者地位，使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靠近了许多。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开主客关系之先河，到笛卡儿创立“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哲学，到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哲学，无一不在辨析和见证着人和自然主客体关系发展演变的这一历程。
人类以其主观能动性干预自然，改变了自然界演化的节奏。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对自然干预的能力和规模空前增长，一些副作用逐渐显露出来。诚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精辟分析，“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生态的恶化，资源的枯竭，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失去平衡。现代科技的成果被挪用于人与人、国与国利益相争的武力较量，潜藏着毁灭整个地球和人类的威胁。人们又一次面对“生存还是毁灭”终极命题的考问，从哲学家到工程师，从政治家到艺术家，对科学对哲学乃至人类的使命和责任重新进行严肃的反思。这种反思本身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部份。人的主观能动性既表现于认识改造自然，也表现在修正人类自身的错误。“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7页）。通过反思，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愈来愈清晰，逐步形成全球共识。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全球共识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上的表现。
然而，后现代社会思潮将当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种种弊端归咎于人类掌握了科学技术后对自然力的征服。一些哲学流派借反思来清算科学理性，试图彻底颠覆传统主流哲学主客体关系的自然观，将之批判为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中心主义的旗帜，提倡人和自然万物权利平等，人类不应该也不具有权力对自然进行干预和改造。这些“反思哲学”构成了当代激进环境保护主义的思想基础，在学术界和部分公众中具有一定影响的“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等就是其学术主张。恩格斯曾经批评费尔巴哈“消极地崇拜自然，如醉如痴地膜拜自然的壮丽和万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0页）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藉此我们也可以认识生态中心主义的消极和片面。
哲学家们常引用爱因斯坦一句话：“一条鱼对于他一生游动于其中的水有多少了解呢？”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永远是有限的，仅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人确实不是万物的尺度。对科学理性发出诘问的哲学流派大多是从这里作为突破口发起猛烈攻击的，宗教、不可知论、蒙昧主义、神秘主义甚至伪科学亦是在这里找寻他们的生存空间。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科学作为人对宇宙万物认知知识的统领，其进步永远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有限向无限不断逼近的过程。科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提出问题与假设，通过实证或证伪，在不断的丰富和更新中呈现其真理性，如列宁所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一票”（《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5页）。今日之科学，在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已有较大的作为，但距离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然而，这既抹煞不了科学技术工程在人类认识、改造自然中的伟大作用，更不说明羞辱、否定科学就能够达致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反，只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工程能力提高，最终才有可能处理好世界所面临的包括生态和资源在内的种种问题，创建人类的绿色文明。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生态中心主义信奉者泛主体的价值观是空泛和暧昧的，其脱离实践的世界观也是悲观和消极的。他们否定以科学、技术、工程去变革自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试图绕开科学搜寻救世良方使其处于严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不断抛出惊人的末世论预言，渲染科学技术恐惧，另一方面离开科学理性和工程实践又根本找不到破解应对之策，许多人的思想只能长久地游走于文学、宗教、神话、迷信和玄学之间。
不同价值观在水坝工程建设上的对垒非常鲜明。主张“让江河自由奔腾”、“保留原生态”的反坝者们强调自然江河的“内在价值”，却失去了衡量人类生存利益的根本尺度。他们所讲的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水坝工程作为典型的人化自然过程，集中地体现了人改善自身安全条件和生存质量的人道主义努力。自古以来，夏日的江河横溢洪水泛滥，年年威胁着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兴修水利治理江河，洪水威胁大大减轻，大河安澜的岁月渐渐增多；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逐渐直接感受不到了清洁的水和电力的稀缺。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惟有更加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最小的生态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发展，才是衡量包括水坝在内一切工程建设是非得失的标准和尺度。
三、水坝建设争议应该在健康的语境中进行
新中国是世界上建设水坝最多的国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为农业灌溉、工业和城市供水、江河流域防洪减灾、农村供电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对水能资源储藏量世界第一的比较优势，我国中大水电工程开发却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经历了“苏联教训”、“水火之争”、资金技术约束等困难阶段（李锐《<莫让江河空自流>序言》，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年）。改革开放后，水电开发进入了相对顺利的阶段，至2004年，我国水电装机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水力发电是可再生清洁能源，目前我国未开发的经济可开发水电资源接近3亿千瓦，如果开发出来，发电量大致相当于每年节约5亿吨煤炭消耗，减排约15亿吨二氧化碳气体，为人类克服对其共有栖息地最大威胁的温室气体顽症做出重大贡献。从利用水资源的角度看，兴修水利开发水电本身就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工程，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生态效益，总体而言，其正面效益远大于负面作用。把我国江河丰富的水能资源开发出来，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这是中国工程界特别是水利水电工作者的重大责任。
我国水坝工程也有少数失败的案例，带来深刻的教训。还有过去在移民、环境方面处理失当的地方，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负面的影响逐渐显现和突出出来。科学有序开发水利水能资源问题，引起学术界、工程界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树立工程新理念、推动生产力的新发展》、水利部汪恕诚部长《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兼论大坝与生态》、中国工程院陆佑楣院士《我们该不该建坝》、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滕藤《水利工程与生态经济》、人大环资委原主任曲格平《促进水电工程与环境的和谐》等篇精彩论述，辨证地分析了水坝工程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水坝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改进水坝工程建设管理、抑制其对生态和社会负面影响的现实意义。这些论述对于思考工程哲学的基本命题，引导建坝争议向良性方向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