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的文化冲突及其反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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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鸦片战争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技术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矛盾、冲突随之展开。通过对“洋务运动”中的“体”“用”之争以及随后的科玄论战分析，揭示了论争背后深层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文化价值冲突，阐释了文化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的内在统一，不可割裂。探讨了科学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意义，指出当前中国应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公民科学素养，而不宜大张旗鼓地批判科学主义。
关 键 词：西学东渐；文化冲突；科学主义

Abstract: Western learning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since Opium War, afterwards the contradictory and conflict between western cul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are develop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ispute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strumental reason” i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argument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culture value conflict between value reason and instrumental reason behind the argumentation. It also explains the inner unity of implements level, institution level and idea level in culture, these levels can not be cut apart. The paper inquires into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scientism in China, points out we should advocate scientific spirit, and improve citizen’s scientific literacy. We should not criticize scientism on a large scale in a big way.
Key words: western learn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culture conflict; scientism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引发的。自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国由此步履蹒跚地迈上了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正如马克思所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和西欧、北美自然演进的“内发型”现代化相异，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起的“外发型”现代化，或称之为“被现代化”。马克思指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1]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或说是“道德”与“现代技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现代化起源的“外发型”，所有以上问题就转换成“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思潮几乎都是以中西文化论争的形式演进的。

1 “洋务运动”中的“体”“用”之争

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但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即我们所办的洋务、引进的技术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或说是学习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守旧派以“先王之制”、“圣贤之道”作依据，指斥引进西学“师事夷人”是离经叛道，弃本逐末，用夷变夏，失体丧国。1880年直隶开平煤矿因修建一条长15里的运煤铁路，引起顽固派大哗。他们说机车开起来会震动皇陵、触怒圣祖，最后洋务派只好用马拉煤车在轨道上行走。洋务派官员郭焘责乘小火轮回乡，乡人怒其乘洋鬼子的邪东西回老家，硬是凿沉了这条船。[2]洋务之患，何以就像洪水猛兽、乱臣贼子呢？在守旧派看来，“圣贤书”“礼教事”是“正学”，是终古不变的精神支柱。“正学”乃是“人心”之所宗，是以伦理纲常为内容的价值观念，打破这种价值观念，就意味着这种价值观念所反映、维护的旧有制度成法、等级秩序的崩塌，就面临着已有权利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面对守旧派的指斥，洋务派也不敢公然违背“圣贤”“祖训”，只能是设法证明中学、西学之间无实质冲突，而是相容、互补。这一命题论证的现成妙法就是借用“西学中源”论。守旧派屡屡贬斥西学乃剽窃中学所为，洋务派则反其道而行之，用“西学中源”论证西学之可为我用。既然西学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传到西方去的，可见西学并非异端，学习西学可说是复兴我中华之古代文化遗产，是复兴、光扬祖宗基业的正事。中西文化的同根性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证明中西文化的可交流、可相容、可互补，但中学、西学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悬殊差异在现实中有目共睹，西学进入中国会不会喧宾夺主，取而代之，把中学排挤和消灭掉呢？即西方的技术理性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洋务派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对保守派指斥的应对，肇源于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最先提出了学习西方现代兵工技术以拯救中国危亡的主张，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初起时救亡图存的“防卫型”（制夷）特征。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率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而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体用论”做了系统的阐发。“体”与“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传统范畴，其指向在于本体与功用的关系，以“体”为精神原则，以“用”为应事方术，即以“治心”的内学为体，以“治物”的外学为用。“体”与“用”、“内学”与“外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是统一的（“体用不二”），但“中体西用”中的“体”、“用”分别取自“中学”与“西学”，然后把这二者在概念上人为地捆绑在一起，问题是它们在社会运行中能有机地统一到一起吗？“中体西用”中的这种异体移植，曾被严复讥之为“牛体马用”。
一般认为，文化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这三个层次的内容是统一不可分的。而“中体西用”论的荒谬在于它违背文化有机性原理，误认为可以将文化的体、用随意分割和任意嫁接。在政治实践中，“中体西用”论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初衷，但在本质上则是反现代化的，它以技术的革新为守旧的手段，变革仅限于器物（科技）层面，拒绝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观念层面的改革。“西用”标志着中国效仿西方走现代化道路的第一阶段的开始，“中体”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它阻挡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从器物层变革到制度层和观念层变革的深入发展。“中体西用”不仅是洋务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的妥协结果，它同时反映出深层次的文化冲突问题。“中体西用”建基在中国文化优于内在的“治心”之“道”（道德）和西方文化长于外在的“治事”之“器”的区分，简明地概括出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征与西方文化的“知识型”特征。“中体”与“西用”的关系也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中体西用”论的实质在于用“价值理性”支配、约束、统辖“工具理性”。这听上去很有道理，看似很符合现代技术批判主义的理念，蛮有后现代思潮的味道，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洋务运动”真的具有这种历史超前意识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体西用”的“中体”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价值理性，它不是致力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是维护“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宗法制度，正像鲁迅所说的是“吃人”。
随着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所提倡的西学范围日渐扩大，层次日益深入，“中体西用”却逐渐成为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方的羁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注定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文化改造的“器物”层次，而必须走向传统文化改造的制度、观念层次。综观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文化改变，可以大致地区分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浅表的“器物”层改变。传统文化的改造从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器物、技术开始，学习西方文化的“坚船利炮”就在这一层次。第二阶段，中间制度层的改变。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从事的“变法维新”属于这一层次。第三阶段，内核的观念层改变。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的挑战。吴又陵、早期的胡适以及大批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努力就属于这一层次，“打倒孔家店”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文化的三个层次中，器物层的改变最易，也常常是率先改变；观念层的改变最难，也常常是文化攻坚战中的最后堡垒，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在这一层次上也表现得最为剧烈。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体现出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扩张过程，因而所谓中西文化冲突，归根结底还是价值观念冲突。价值观念作为文化模式的内核，是文化认同最深刻、最稳定的基础，任何民族都不会也不可能以完全放弃传统文化价值为代价来换取现代化。换言之，现代化只能是基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文化交流、摩擦、冲突、整合、再生的过程。中国以道德立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功利至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价值理想上形成了尖锐冲突。如康有为的“西方物质，中国道德”，梁启超的“西方物质文明，东方精神文明”，孙中山的“西方科学，中国国粹”，梁漱溟的“西方理智，中国理性”，等等，表达出的都是物质与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分立、矛盾、冲突。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目标，在于寻求一条科技理性与人文价值相统一、“义”与“利”兼顾的健全的社会进化之路。从原则上规定“取利避害”并不难，难的是在“运作”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失败就在于消极“避害”重于积极“取利”，道德不是成为规范、推进现代化进程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而是成为阻碍、遏止其发展的消极因素，甚至是反动因素。

2 科玄论战

如果说洋务运动还只是停留在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器物层次理解的话，那么“科玄论战”则是在价值观念、人生意义的深层次上对于西方文化、科学精神的探讨。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认为人生观有不同于科学的特点，人生观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批驳张君劢的观点，认为人生观要受科学规律、科学方法的支配、影响，于是论战遂起。随着论战的展开，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后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也着文参战，主要支持科学派反对玄学派，可称之为“唯物史观派”。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索是张君劢的讲演，但其背后却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